史可轩，名世兴，又名宗法，1890年生于陕西省兴平县马堪村一个乡村医生之家。他的祖父行医，父亲教书，母亲操持家务。史可轩在高小读书期间，就喜欢读康有为的著作和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同盟会主办的《民报》，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一心想到外面的世界里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推翻满清，拯救中华。1907年夏，史可轩高小毕业后，就辗转奔赴山西太原，寻找革命党人。无奈一时未找到，人生地不熟，他只好先在铁路上做苦工。后来新军招兵，史可轩剪掉辫子，化名弓尚德加入太原新军。因为聪明能干，很快被提拔为新军协统(相当于旅长)司令部司书。他秘密加入同盟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次，当他把揭露旧军队腐朽丑恶现象的传单贴到大街上以后，顿时满城风雨，他被当局查获，关进阳曲县监狱。他父亲闻讯从陕西赶来，托亲求友多方营救，才把他保释回家。
回家以后，祖父对他严加管教，不许他出门，不许他同外界接触。史可轩便利用每天同长工一起下地干活的机会，宣传三民主义、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道理。没多久，同学中传来太原陆军学校招生的消息，史可轩再也呆不住了，瞒着祖父，再一次奔赴太原考入陆军学校。
太原陆军学校是新军创办的，这里活跃着续西峰(范亭)、李岐山等一批同盟会会员和革命者。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山西新军起事响应，陆军学校学生也被编入革命军，史可轩任游击营营长，随忻(州)代(州)宁(武)公团进攻大同府清军，克敌制胜，又坚守39昼夜，打退了清军的反扑。史可轩还参加了运城起义，担任晋南革命军第一混成旅一团团长。当袁世凯勾结山西军阀阎锡山强令该旅改编时，史可轩愤而率部返回陕西，投奔驻防同州的革命军陈树藩部。
1913年，史可轩被同盟会保送到日本，进入孙中山先生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而创办的“浩然军事学社”学习军事。孙中山先生多次约见他，一起讨论祖国西北地区革命的发展问题。他除了遵照孙中山先生学好本领、联络同志的要求，进行学习和工作以外，还认真研究了日本明治维新史，从中汲取改革社会、强国富民的经验。1914年夏，他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革命党，不久，奉命回国开展革命活动。
由于史可轩同续范亭、李岐山筹划反袁活动，遭阎锡山通缉，史可轩便离开山西回到陕西，被陕西省督军陈树藩聘为成德中学事务主任。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支持本校学生屈武等人领导的学生革命活动，并同井勿幕、胡景翼等人以“十九省公民”的名义发表宣言，反对袁世凯再称总统，策动陕西民党掀起反袁高潮。1918年，陕西靖国军成立，井勿幕任总指挥，史可轩任总指挥部副官长。冯玉祥主政陕西后，将靖国军改编为陕西陆军第一师，胡景翼任师长，史可轩任该师混成旅副官长兼骑兵营营长。在驻防安徽彰德(今安阳)和河北顺德(今邢台)时，史可轩与驻防河南大名(开封)的直军旅长孙岳多次密谋，商讨反曹(锟)倒吴(佩孚)大计。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变，史可轩被任命为国民军第二军第三补充团团长，率部进驻北京朝阳门内，负责紫禁城的警戒，参加了囚禁曹锟、推翻北洋军阀政府、把清废帝溥仪赶出皇宫等一系列革命行动，并于11月间联合邓宝珊等人通电全国，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声明国民军要坚持站在工农一边，决不被军阀所利用。他急切地想要见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大钊听说后立即会见了他，向他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和共产党的主张，使他受到很大启发。后来史可轩调任郑州警备司令，他走遍了街头巷尾，布置防务，主动协助铁路局排除障碍，安定社会秩序，使自二七大罢工以来被军阀吴佩孚及其爪牙破坏了的京汉铁路得以恢复通车。在他的支持配合下，陇海铁路、道清铁路、焦作煤矿、六河沟煤矿、郑州纺纱厂的工人工会也先后顺利成立，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为此，郑州总工会特意为他赠送了一块匾额，以示敬意。
1925年，史可轩在率部同盘踞豫西的直系军阀刘镇华部作战中，战功卓著，被提升为旅长，部队移防河南新乡整训。这期间，他结识了中共豫陕西区委书记王若飞，对共产党的主张极表赞成。王若飞送给他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主义ABC》等书籍，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王若飞的帮助下，他在部队里增设了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课，由王若飞定期来给军官们上课；成立了俱乐部，文体活动十分活跃，全军上下意气风发，革命斗志昂扬。史可轩由此深刻感受到，救国救民的惟一希望，就在共产党身上。他真诚地向王若飞表示，自己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适逢此时王若飞奉命要赴上海去中共中央工作，他嘱咐史可轩等候他的消息。王若飞走后，史可轩也随部队进驻天津。他和邓宝珊在天津各大报纸上发表声明，主张改组“临时执政府”，成立国民政府，并不顾意大利驻津领事的抗议，处决了帝国主义的走狗马瑞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26年4月，史可轩只身来到上海，找到王若飞，再次提出入党请求，经王若飞和陈家珍介绍，史可轩终于如愿已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8月，史可轩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可是，在他前往乌丁斯克的途中时，北伐军已进抵武汉。中共中央通知他和冯玉祥等人一起火速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于是，史可轩同冯玉祥、于右任、刘伯坚、邓希贤(小平)以及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一行经蒙古急速返回。9月15日，冯玉祥率部在绥远五原镇誓师，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通电全国，冯玉祥任总司令，史可轩任总司令部警备师师长。接着挥师南下，击溃刘镇华匪军，解西安之围，进驻西安。
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史可轩为政治保卫部部长兼卫队师师长，同时还兼任渭北清乡司令。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共合作的军政府，共产党员是它的核心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西工农商学兵各界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陕西成为全国革命运动高潮的省份之一。
史可轩帮助三原、兴平、长安等地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率部剿匪、镇压反革命，妥善处理民间的劳资纠纷和其他民事纠纷，严厉打击贪污受贿和其他违法乱纪行为，使社会秩序迅速得到好转，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陕西省工会、省农民协会一起给史可轩赠送了匾额，赞扬他对工农运动所做的贡献。
这期间，史可轩秉公执法、赏罚分明的事迹被群众广为传颂。一次，有一个教堂的外国神父派人送了两大筐香喷喷的黄油面包和西红柿到史可轩家里，被他拒之门外，他叫来人转告神父：“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国法令，只要你们不胡说乱动，我们是会保证你们的安全的。”西安某鞋店工人罢工，并到史可轩处控告老板克扣工资。史可轩通过同劳资双方协商谈判，使该店老板给工人增加了工资，顺利解决了劳资纠纷。有一段时间，他连续接到数十封武功县绅士们送来的状子，告发县长宁益轩私摊滥派，徇私舞弊，鱼肉百姓。他十分重视这个案子，亲自调查，公开审理，事实证明宁县长向下摊派的钱款和向上缴纳的钱款完全相符，那些土豪劣绅是诬告。一次，跟随史可轩多年的副官严寿山和手枪队队长王建业到长安县去处理一件民事纠纷案时，受贿军用流通券5万元，便敷衍了这场官司。当事人不服，一直告到史可轩那里，史可轩命军法科严肃调查处理，一不包庇，二不袒护，最后将严、王二人处以死刑，军民无不感慨史可轩军法严明。
这期间，在中共党组织的筹划下，成立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命史可轩为校长，邓希贤为政治部主任，聘请了许多共产党员和5名苏联顾问担任教官。招收学员700余人，学员中连、排长都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担任。课程除军事理论和训练外，还设有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土地问题、农民运动、军队政治工作。史可轩平日很少回家，和学员们同吃、同住，爱兵如子。该校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政治干部和从事工农运动的骨干，被群众尊称为“西北黄埔”。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冯玉祥也急速右转，跟随蒋介石开始反共“清党”，“礼送”邓希贤等共产党人出境，电令史可轩立即率部开赴洛阳，妄图分而治之。情况十分紧急，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史可轩以开赴洛阳为名，星夜率部离开西安，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北立足，求存生根”的指示，准备转赴陕北积蓄力量，开创革命根据地。7月30日，部队进至临潼康桥，史可轩欲假道富平美原北上，于是只带了两名卫士，身穿便服前往美原镇。驻守美原镇的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南路军第二师师长田生春，早年是土匪，后来投机革命，驻美原镇后，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收鸦片、绑票、无恶不作，短短数月时间，即搜刮银洋42万余元。当年在河南时，史可轩对他有救命之恩，可是当史可轩到美原时，他却忘恩负义、卖友求荣，派副官假意将史可轩迎进大门，一进门，便立即将史可轩捆绑起来，同时缴了卫士的枪。田生春软硬兼施，逼迫史可轩投降。史可轩大义凛然，痛骂田生春忘恩负义，反共反人民绝没有好下场，当晚即惨遭杀害，时年37岁。
噩耗传来，史部全体官兵泣不成声，为史可轩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宣誓要为师长报仇。后来，这支队伍继承他的遗志，辗转开赴渭北，成为著名的渭华起义的主力军。史可轩的遗体被运回三原，安葬于靖国公园。1950年，全国解放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西北人民军政委员会派人将躲藏在天津的杀害史可轩的刽子手田生春抓获归案，押回西安公审枪毙，同时，追认史可轩为革命烈士。
“文化大革命”中，史可轩被人诬蔑为“大军阀”、“大土匪”，他的亲属遭受迫害。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不久，亲自写信给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并史可轩之子史贤。信中说：“史可轩同志是个好同志，应确认为革命烈士，并予证明。”为史可轩烈士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