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来，原名永洁，1905年11月3日出生在湖南省攸县城关镇一个贫民家庭。6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为料理母亲丧事，父亲变卖了仅有的两间住房。此后，父子二人长期在余、刘两姓祠堂寄居。由于家境贫困，余来幼年本无法入学读书，幸得族人资助，才有机会入本族办的小学读了几年书。因他学习勤奋，品学兼优，16岁那年，亲友们又继续资助他考入长沙私立公益职业学校师范部。从此，他学习更加勤奋，而且也开始注重接受新思想，课余常去参加由毛泽东、何叔衡等主讲的湖南自修大学演讲会，并阅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曾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唯马克思之科学社会主义乃能挽中国于狂澜。”并说：“吾家之苦难途程，亦即四万万同胞大多数人之苦难途程。吾家与彼实属休戚与共，患难相扶之共同体也。男愿为其团结奋斗而致力焉。”为了表明自己“继先驱者而来”的革命决心，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余来”。
1925年7月，余来从公益职业学校毕业后回到攸县，先后应聘到新市江弦私立刘氏国民小学和攸县县立第二国民小学担任教员。这年秋，他结识了中共湘区委派到攸县开展革命工作的潘鹏举，并不怕风险，将潘邀到学校与自己同住，尽力做好掩护工作。
1926年1月，由潘鹏举介绍，余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余来入党以后，常秘密深入到县城书纸、木业等行业和城郊农村开展工农运动，发展谭震林等一批工农骨干入了党，组建了书纸、木工等行业工会。
为了配合和接应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余来还联合攸县各行业工会、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县教育职工会和县学生联合会，组成攸县民众讨吴(佩孚)行动委员会，于4月底5月初，以讨吴行动委员会名义策动原攸县团防武装，在皇图岭、山关、宏翘陂一带，袭击由萍乡、醴陵进攻北伐军唐生智部的赣军唐福山部和粤军谢文炳部。他还指派谭志道、周华林等发动各乡农民，为唐生智部筹集粮饷，侦察敌情，充当向导，配合唐生智部坚守湘东门户，迎接广东北伐军顺利北上。
6月1日，北伐军先遣部队叶挺独立团经安仁抵攸县，一举击溃唐福山、谢文炳部。为了迎接叶挺部队入城，余来等在新市至水渡30多华里的河两岸，组织发动广大船工，集中所有船只，在县城东西两面搭起两座浮桥。5日，北伐军顺利进入县城时，他又带领党员和各界代表迎接并进行慰问活动。第二天，他还在县城老衙坪举行了有5000余人参加的联欢会，热烈庆祝北伐军入城。
14日，中共攸县支部成立，余来任支部书记。次日，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攸县县党部，他又被选为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成立国民党县党部的筹备会上，他曾着重指出：“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不要忘记革命理想和做民众的公仆。要把自己置于民众之中，一切要从为民众谋利益着想。”从此，他以县党部常务委员的合法身份，公开领导全县的革命斗争。
在国民革命军各部驻攸县或途经攸县期间，余来组织了50多支宣传队，在县城、城郊及新市、网岭、皇图岭、钟佳桥、普安桥等地，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发动全县人民支援北伐战争，使攸县成为北伐战争的巩固后方。他还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组织募饷委员会，帮助驻军在县境各地设立招兵处，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北伐军。
7月，余来受党组织派遣，赴衡阳政治讲习所学习两个月。结业后，出任攸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为了集中精力发展工农革命运动，他辞去了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一职，与省农运特派员周振汉等创办了攸县农民运动研究所，并担任教员。研究所第一批训练了由各地选拔的83名优秀农运干部，并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为彻底改造原攸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及其所属农会组织准备了干部，保证了攸县农民运动的健康发展。11月底，全县的乡农民协会已建立了29个，并拥有会员18万余人。
随着工农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余来根据《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有关推翻农村中劣绅的政权，建立有革命农民参加的县一级平民政权的指示，大胆地改造了县公署，召开了各团体联席会议，组建了有革命工农代表参加的县民会议筹备委员会，统辖工、农、商、学各团体和各有关部门。工农代表的参政，打击了地主豪绅反动势力、推动了全县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发展。在县城、渌田、大同桥、石羊塘、高枧、东塘、杜口、藻田等处的大土豪，无不受到应有的惩罚。如皇图岭的一名大土豪，因抗拒减租减息和侵吞积谷，被罚谷2000余石。原县议会议长也被城区积谷清理委员会拘留，被迫退赔侵吞的巨额积谷。
接着，余来着手筹建全县的工农武装。12月，他和省农运特派员周振汉等组成了攸县人民军委员会，改组了团防委员会，同时发动各级农民协会收编各镇的团防武装。不料，藻田乡农协会在收缴当地团防枪支时，却遭到被豪绅勾结的湘东保安司令罗定的镇压。他闻讯立即组织网岭、皇图岭、排山、南湖坳等地2000多农民持械赶往藻田，并通电醴陵、茶陵农民武装会师攸县，联合围攻罗定，将罗定赶出湘东地区。这一胜利狠狠地打击了豪绅团防武装的嚣张气焰。1927年2月，一支拥有300多支长短枪的攸县人民自卫军(即农民自卫军)成立，由谭震林任队长。纸业工人出身的谭震林，是在余来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也是经余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至此，攸县农民运动在余来等的领导下进入全盛时期，全县建立了7个区农民协会、110多个乡农民协会，拥有会员10万之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余来曾于4月21日带领中共攸县支部发动全县工农商学各界数万人齐集县城，举行“讨蒋”大会和示威游行。5月15日，他还倡议召开各团体联席会议，专门讨论了拥护和支持第二期北伐的有关事宜，组成了北伐宣传周及农运宣传周筹备处。随后，他从县城各学校、各团体抽调人员组成30个宣传大队，由谭震林等带领，分赴县境各地，动员城乡人民积极拥护第二期北伐。
长沙马日事变后不久，即5月28日，湘东保安司令罗定反扑到攸县，组织所谓“救党委员会”，血腥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县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此危急关头，余来偕同谭志道、刘谭豪等工农骨干撤离县城，决定在银坑、鸾山一带聚集农民武装，坚持山区斗争。由于叛徒告密，他们三人同时被捕。6月22日，余来被反动派杀害于城南沙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