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禹烈，原名家辉，福建省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人，生于1899年10月25日。幼时，他受业于二伯父的塾馆，二伯父见他聪明慧敏，特地为他取了学名“禹烈”，字“甸之”，寄寓“禹甸之忠烈”的意思，希望他刻苦学习，长大后能够精忠报国，做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17岁时，他从塾馆转入县立高等小学读书。19岁时结婚。翌年夏天，江禹烈小学毕业，即负笈省城福州，考入省立第一中学就读。
在省立一中，江禹烈学习十分刻苦，成绩卓著，同乡同学将他引以为榜样，奋勉苦读。入学之初，正值五四运动方兴未艾。福建曾被划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所以福建人民仇日情绪十分强烈。五四运动爆发后，福建各地抵制日货的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驻福州日本总领事馆为报复福州人民抵制日货，从台湾派来囚犯数十人组成“敢死队”，令其“将功赎罪”，伺机向福州人民挑衅。11月16日，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长指挥“敢死队”60余人，携带刀棍手枪，在福州台江大桥头行凶，打死中国警察1人，打伤中国学生十多人，并在附近一带打砸菜馆商店，制造了震动全国的福州“台江事件”。事件发生后，福州各校学生全体罢课，城内外商店也一律罢市，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福建学生联合会一面联络福州社会各界团体召开国民大会，要求北京政府向日本严正交涉；一面通电省内外，要求全国人民声援福州人民的爱国斗争。江禹烈也热血沸腾，投身到反帝爱国斗争的洪流之中。这场斗争一直坚持到1920年11月。在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华人的强烈抗议和坚决斗争之下，中国人民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日本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道歉，撤换了驻福州总领事，并向中方受害人作了赔偿。经历了五四运动洗礼的江禹烈，不但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力量，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救国救民的问题。
1922年夏，江禹烈从省立一中毕业，并怀着强烈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考取了北京国立工业大学。他认为，“国家之弱，由于财政竭涸。欲辟财源，舍振兴工业未由”。他父亲变卖了家中仅有的几亩田产，支持他北上求学。
在北京，江禹烈眼界大开，思想剧变，不但感觉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方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强烈召唤，也感受到世界革命潮流的强烈激荡。义无反顾地从书斋走上街头，投身于“民众运动”，同时开始认真阅读《向导》《先驱》《新青年》等革命书刊，如饥似渴地汲取马克思主义的营养。他逐渐认识到，在“内有军阀之摧残，外有帝国主义之压迫”的中国，“振兴工业，今非其时”，彻底改变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下，他知道“无产者与有产者的利益是互相冲突的，绝无调和之余地”，坚定地表示“从今以后，吾愿与同志起作革命事业矣!”
1923年暑假，江禹烈回到家乡崇安，立即与衷至纯、杨峻德等联络闽北在外求学的学生数十人，组织成立了“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他们提出，“要改造社会”，必须“打倒一切恶势力”，来一个“彻底的破坏”；主张从文化宣传入手，向家乡人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此后，他们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纷纷把《向导》《新青年》以及高尔基的作品等寄回闽北各县，推动了闽北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24年秋，江禹烈因父亲经营的盐店遭土匪劫掠而倒闭，家庭经济破产，只得休学一年。在家期间，他目睹家乡“土匪遍地，饿殍载途，土豪地主，攘臂而夺食者指不胜屈”的情形，于是到处邀集父老乡亲进行讲演，传播革命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江禹烈立即发动崇安各校师生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影响所及，工人罢工，商民罢市，形成了崇安有史以来第一次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同年秋，经多方求援集资，江禹烈再次负笈北上复学。在此前后，大革命的形势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日趋高涨。江禹烈投入了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的反帝爱国斗争。在国民革命的风浪中，江禹烈经受了考验，政治上日益成熟。年底，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担任了中共工业大学支部书记。同时，根据党的决议，他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然而，正当江禹烈在北京革命斗争中日渐活跃之际，反动军阀却残忍地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1926年3月，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国民军在津沽一带打败了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便派出两艘军舰进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反击。于是，日本政府向段祺瑞北京政府提出了“抗议”，强迫中国政府向日本谢罪，并赔款5万元；同时纠集英、美、法、意、西、荷、比七国，于3月16日提出了所谓“最后通牒”，要挟中国政府满足其无理要求，否则要决然采取其所认为的必要手段。
面对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中共北方区委、中共北京地委通过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组织北京各社会团体迅速行动起来，决定在3月18日“八国通牒”限期未满之前，举行一次大示威运动，督促段祺瑞政府严正驳复帝国主义无理通牒。
3月17日，北京各社会团体代表到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被段祺瑞政府卫队枪杀，重伤6人，轻伤数十人。
3月18日上午10时，北京各社会团体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北京学生总会、女师大、师大、燕大、北大、清华、中俄大、工大等200多个单位约5000人参加了大会。各界代表作了悲愤的演说。会后，满腔怒火的群众列队去国务院请愿。队伍在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陈毅等率领下，沿途高呼口号。中共北京工业大学支部书记江禹烈带领着工业大学的党、团员，学生和工大工厂的工人走在请愿队伍中间。中午时分，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分列数十行，面对执政府大门。李大钊站在整个队伍右边的最前面；中共北京地委西部委员会书记乐天宇带领西部各团体站在第二行最前面；江禹烈则带领工业大学的队伍站在第三行最前面。队伍站定后，请愿代表要求会见段祺瑞，遭到拒绝。段祺瑞的侍卫官迫令代表们退出大门，并要请愿队伍迅速解散。于是，请愿队伍中爆发出激烈的口号声：“打倒段祺瑞政府!”“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时，执政府门前布满了军警，左右两边耳楼的窗口露出了机枪黝黑的枪口，而且反动军警开始将东、西辕门关闭。代表们还在激烈交涉，请愿队伍还在高呼口号，军阀们的枪响了，预先埋伏着的反动军警从四处冲杀出来，向着请愿人群乱杀乱砍。刹时间，血肉飞溅，天悲地哭。江禹烈奋力高呼口号，罪恶的子弹射入他的口中，穿出脑后，他立时倒在血泊之中，当晚含恨而亡，时年仅28岁。
三一八惨案计有40多人被杀害，200多人受伤，震动了全国。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爱国学生告全国青年书》，中国国民党也发表了《对北京惨案宣言》；全国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游行、通电、罢课、罢市；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厦门集美学校学生等也分别发出了通电、通告。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打倒段祺瑞政府，废除《辛丑条约》，驱逐8国公使。由于全国人民的团结斗争，帝国主义不得不放弃了其无理要求，段祺瑞政府也被迫下台。
江禹烈牺牲后，北京国立工业大学师生组织成立了三一八惨案善后委员会，厚殓本校烈士江禹烈、刘宝彝、陈燮，灵柩移回学校安放，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校长马君武愤于“青年无辜，横遭浩劫”，毅然辞职。5月间，江禹烈的生前好友衷至纯、吴文林等人携江禹烈的血衣及遗物等，南返故乡。6月间，崇安各界人士在县立高等小学为江禹烈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烈士亲属和与会群众手捧烈士血衣和遗像进行了游行。此后，家乡父老又在县立高等小学校门前为江禹烈修建了衣冠冢和纪念碑。
1929年3月18日，国民党北平特别市政府为“三一八”烈士举行公葬，北平市民近万人参加了公葬典礼。“三一八”烈士公墓坐落在北京圆明园中“九州请宴”的废址。公墓中央为高9米的石塔，塔身下部刻有墓表和39位烈士芳名；塔下四周有墓穴28坑，江禹烈等国立工业大学烈士也安葬于此。不久，国立工业大学师生又在公墓的西北角建了一座三角形的纪念碑，碑身三面分别刻有工大三烈士的简略生平。
圆明园毁于英法联军，诸烈士毙于横暴军阀，“三一八”烈士公墓凝聚了近代中国所有的内忧外患；而武夷山丹崖碧水，烈士衣冠冢长伴大好河山。春秋佳日，或是炎夏假期，游人至此，面对烈士墓冢，胸中能不涌动着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憎恨，对烈士的崇敬吗?!心底能不升腾起后来人振兴中华的强烈责任感吗!“三一八”烈士精神不死，永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