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生，又名杨培森，1883年生于江苏省川沙县(今上海浦东新区)一个读书人家庭。他的父亲杨喜乃(葆真)曾考中秀才，后办私塾为业，养活全家。杨培生没上过什么正规学校，他那一手好字以及较高的文化知识，主要是靠自学和在工作实践中学来的。20来岁时，他在上海纱厂做工的姐姐和姐夫帮助下，进一家机器厂当学徒。七八年的艺徒生活，受尽凌辱和苦难，却也磨炼出一套他日后赖以为生的钳工手艺。后来，杨培生以良好的技术进入浦东祥生铁厂。这家工厂是英商和记洋行所设祥生船厂之一部，经营船舶修造业务。在这里，杨培生凭着娴熟的技术被厂方提升为领班，俗称工头，并有了一份较为稳定的收入。领班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把他与工人群众分割开来，相反，他正是利用这一特殊身份，在群众中进行合法活动。加上他为人正直，处事稳重，热心助人，很快团结了为数不少的工友。
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在外商管理下的工厂中，聚集着许多从江浙农村因破产而到上海谋生的农民。他们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工作处境困苦不堪，这种种不平等现象也促使一代产业工人逐渐觉悟，深感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保护自己，才有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五四运动爆发后，祥生铁厂的400名工匠首先参加全市的同盟罢工。几天后，又有铜匠、铁匠2000余人，冲破外商老板的阻拦，再次参加罢工声援北京学生。在罢工中，人们可以看到杨培生活跃的身影，写标语、传单，他的一手好字成了爱国斗争的锐利武器。那个时代，欧风东渐，“劳工神圣”浪潮，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席卷，杨培生在厂内参与发起和组织“钢铁业机器工会”。这种团体当时虽然未能摆脱行帮的约束，成员面貌复杂，群众基础也较狭窄，但这是他早期参加社会团体，以谋求工人团结、互助的重要尝试。
浦东是外商工业发达区之一，也是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就曾派遣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干事李启汉到浦东活动，组建工会，发动罢工。党领导的上海第一次工人罢工潮就发生在这里。杨培生耳濡目染，受到很大鼓舞，很快地接受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宣传，自觉地与党建立了联系，在尔后的工人运动中接受洗礼。
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使杨培生扩大了社会活动范围，他渐成长为浦东地区和金属产业系统的代表人物。中国工人顾正红被日商资本家枪杀的事件发生后，杨培生就根据党的指示，向本厂群众广泛宣传，发动罢工，声援纱厂兄弟。五卅惨案发生那天，他带领祥生铁厂工人队伍，根据指挥部安排，从跑马厅走向新世界，目睹了外国巡捕的残暴，义愤填膺，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就在这时，他迎来了党派来浦东开辟工作的张佐臣、杨之华等干部。张佐臣是这年2月罢工中涌现出来的纱厂工会干部，才20岁，年轻而富有朝气，后来成为杨培生的入党介绍人。面对这位比自己年轻20多岁的领导人，杨培生十分谦虚，从不摆长者架子。杨培生熟悉浦东情况，张佐臣也十分尊重这位谦和的下属。他们先后联系了附近的日华纱厂、英美烟厂，掌握了情况，物色了骨干，开办工人夜校，筹建工会，并设立上海总工会浦东办事处。杨培生成了张佐臣的得力助手，两人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是一对生死与共的战友。
祥生铁厂工会一成立，杨培生被大家选为会长。由于他足智多谋，办事老练，被工友亲切唤作“赛诸葛”。杨培生带领工会会员募捐、集会、罢工、宣传，把厂工会的斗争扩大到浦东，进而和全市工人运动联合起来。他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祥生铁厂工会成为组织健全、力量团结的一面旗帜。这年秋天，杨培生入党了，入党前，他在张佐臣帮助下，学会了《国际歌》。说也奇怪，平时不大唱歌的他竟然很快就能哼唱。他仔细回味着每句歌词，好几天都体验着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感情。他早就憧憬党，希望自己早日成为其中的一员。他这样表示：军阀骂共产党是乱党，外国资本家把共产党看成眼中钉，我看党为平民谋事就是好，即使砍我脑袋，我也要参加共产党。他以一个老工人朴素的语言，表明从此他把自己的生命和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了。
自此之后，无论革命形势高涨还是暂时低潮，杨培生总是精神抖擞，一心扑在党和工会的工作上。他在担任祥生铁厂党支部书记时，把这个支部建设成浦东部委所属8个支部中各项工作最突出的一个；在参加浦东部委领导组织工作时，又使浦东部委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发展工作十分稳健而富有成效，受到区委的表扬。后来，党组织将他安排在工会第一线，以充分发挥他组织工作的特长。在响应北伐的日子里，他先后在浦东、南市的工人代表会任主席团成员，曾帮助江南造船所组建厂工会，还先后参与筹建铁厂总工会和上海金属业总工会，并任领导职务。他身体力行，发动工人参加武装队伍，以配合北伐军驱逐封建军阀。为此，他被祥生铁厂老板借口开除，“罪名”是他在南码头“聚集群众闹市”。革命形势正如火如荼，而他的经济收入却没有保障，为了维持生计，他把16岁的大儿子送进英美烟厂做童工。当时，他还设法把川沙老家仅有的几亩田产卖掉，所得收入用以帮助党组织筹购武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总工会改选，杨培生被选为五届执行委员，上海区委指名让他出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最先遇难，危难之际，杨培生出任代理委员长。无论什么时候，每当党组织需要，对党忠心耿耿的杨培生，总是挺身而出，站在斗争最前线。
1927年4月下旬，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原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从黄埔江码头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杨培生由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推定，作为这两个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中央宣传部及上海总工会其他几位负责干部，化装成学生、教授、商人、杂役等不同身份，分散在各个舱位，同船前往。
杨培生一行到达汉口后，受到湖北和汉口的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热烈欢迎。湖北省总工会、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省农民协会、省妇女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等，联合在“血花世界”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上海同志，杨培生等作为上海总工会代表应邀出席。在欢迎会上，杨培生向到会的各界人士回顾上海工人阶级在党领导下的斗争历程，讲到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工人群众的牺牲。他说，对湖北的工人兄弟、各界人士以及全国给予上海各方面的支援，特别是罢工中困难时刻的经济援助，今天要特别深表感谢。
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培生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由于当时各地革命形势正发生急剧变化，短时间内接连发生了夏斗寅和许克祥叛变事件。中共中央指示部分负责干部应尽快回到有群众基础的东南各省恢复工作，杨培生告别上海总工会郑覆他等负责干部，日夜兼程，秘密赶回上海，因此，他未能出席后不久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但仍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杨培生回到上海后，迅速和留在上海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原上海区委代理书记赵世炎兼任上海总工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张佐臣、帅朝吟、吴雨铭等负责人也陆续到位，分别负责组织、宣传等工作。遭受国民党蒋介石叛变而破坏的上海总工会，力量薄弱，干部被打散，这时的工作重心，主要是恢复上海各区工联组织。杨培生曾任金属业产总负责人，也代理过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因此被任命为闸北区工联主任，并负责上海总接洽处(联络)机关。
白色恐怖下的党和工会工作，已全部转入地下，杨培生化名嫩枝，根据秘密工作要求，把机关组织成家庭形式。他特地让妻子带着幼子，从浦东搬到四川北路横滨桥附近坐机关，而让其他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留在浦东，大照顾小，自己料理自己。妻子觉得孩子太小，不放心，杨培生劝她说：“干我们这种工作，天南地北都是家，别人连头都献出来了，我们老牵挂着家像什么话。一个人能为天下劳苦工人的解放多做些事，打倒了反动派，大家安居乐业，不就是顶好的事吗?”有些亲朋好友，看他已是四十好几的人了，还像青年一般，不顾生死地忘我奔波，都悄悄地劝他：你是被通缉的“要犯”，这种事还是让那些还没家小的青年人去干吧，万一你有个好歹，妻子、儿女如何交待。大家还劝他去海参崴外甥处避避，过了风头再出面干也不晚。可杨培生毫不动摇，妻子也免不了有些埋怨。杨培生耐心安慰她说：我们有工人弟兄撑腰，闯遍天下也吃不了亏。再说，敌人虽然明目张胆，我们只要谨慎警惕，人海茫茫，不会发生意外的。妻子在他忘我精神影响下，也逐渐理解了丈夫的工作，每逢工会干部接头、开会，她便带着孩子放风，还分担一些跑交通、送宣传品等工作。杨培生子女多，经济拮据，生活十分艰苦，以致积劳成疾，气管炎一发便咯血。妻子拿出珍藏多年的陪嫁珍珠，磨成粉让丈夫吞服，才止住吐血。
这年5月30日，是五卅运动两周年纪念日，上海总工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还是组织了近万名工人与学生，从华界到租界，在英兵和美兵虎视眈眈的监视下，周密地进行了一次和平示威。这次示威时间虽然只有半小时，但充分显示了富有斗争传统的上海人民在血腥的屠杀政策下，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这次示威活动的组织和发动，倾注了杨培生的心血。
不久，中共江苏省委成立，杨培生任省委执行委员。由于叛徒出卖，省委刚成立，机关就遭到破坏，陈延年、郭伯和等几位主要负责人均遭被捕。几天后，距省委机关不远的上海总工会接洽处和秘书处两个机关也在同一天里被敌侦悉，使上海总工会和其他机关系统的联系中断，工作一度瘫痪。
这一天，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张佐臣在杨培生家楼上(接洽处)召集各区工联组织员会议，从弄堂口突然涌进一群便衣警探，在弄内负责放风的杨培生妻子发觉情形不对，忙转身准备报信，但已来不及了。警探们在一个明显熟悉地址的家伙带领下，抢先封锁了前后门，握着手枪，吆喝着冲上楼，将在场的9位工会干部全部逮捕，押送到附近的狄思威尔路(今溧阳路)巡捕房。这显然是中外反动派相勾结有计划的一次大搜捕。稍后被捕的，还有总工会秘书处3个干部。这两批被捕人员在巡捕房作了点名式的简单审讯后，当夜又全数押出，分乘两辆汽车，直奔枫林桥上海警备司令部特别军法处。
枫林桥是20年代上海华界的政治中心，原来的上海交涉公署和上海道尹公署，此时已成为蒋介石策划反革命政策的巢穴。设在这里的特务处和军法处是执行蒋介石屠杀政策的忠实机构。附近的荒地上，无论白天黑夜，居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罪恶的枪声，许多革命者在这里惨遭杀害。
杨培生等被关押在临时拘留所的2号囚室。早几天被捕的江苏省委陈延年、郭伯和等领导人被关在1号囚室。他们都戴着重重的脚镣，许多人都是熟识的，但在这里，谁都不能和谁打招呼，因为危险就在身边。所有关押的人中间，除了刑事、民事犯外，还有隐蔽的叛徒。杨培生看到许多党和工会的重要干部被捕，心情沉痛，暗暗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他对身边的难友们说，“我们既被捕，只有死而已，诸同志宜各努力奋斗。”
由于叛徒的指认，杨培生等人的身份暴露。敌人很清楚，肉体的酷刑对这位成熟、坚毅的共产党员，显然是不会有作用的，因此在一次皮鞭抽打之后，施以更多的是利诱和种种精神折磨，妄想让他指认和供出党的机关和领导人的姓名、地址，但都遭到了拒绝。
在拘留所里，一些刑事犯都害怕看守呼喊自己的名字，因被呼叫到的人一般不是提审就是枪毙，而革命者却很坦然。1927年7月1日上午10时许，一队卫兵来到拘留所门口，先呼叫张佐臣，继尔是杨培生。张佐臣镇静地向杨培生做了个眼色，杨培生会意地点了点头。惜别战友的时刻到了，囚室内的难友也纷纷走过来握别。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因受到严刑和虐待，连日泻肚，也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从1号囚室摸着爬过来了，卫兵不由分说，用枪托把众人与杨培生、张佐臣分开。
杨培生和张佐臣被敌人杀害了，他们将一腔热血洒在上海肇家浜河畔。说来也巧，这一天，后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
杨培生牺牲后，党组织在十分困难条件下，通过济难会，及时接济和安顿了他的家属和子女，还将他的事迹载入后来秘密出版的《牺牲》杂志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上海市委和全国总工会，曾派员寻找杨培生烈士的家属，予以慰问。烈士杨培生的遗骸葬于川沙县，并立碑供后人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