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霖，又名雨农，1891年5月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葫芦泊南沿杨关庄(现属丰南县)。4岁那年，由于天灾，他的父母先后被贫困夺去了生命，杨春霖成了孤儿，好心的乡亲把他送给附近杨义口头村无儿无女的杨庆云夫妇做了养子。为了维持生活，杨春霖给本村地主当过两年长工，饱尝了地主的盘剥之苦，亲眼目睹了地主勾结官府、欺压百姓的种种罪行，心中深深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
辛亥革命那年，杨春霖到赵各庄当了煤矿工人，在井下刨煤，后来开绞车，还当过小火车司机。他亲身经历了那时煤矿工人“一步一滴汗，一个脚印一滴血”的悲惨生活，认识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罪恶，他的妻子和女儿就因贫病交加丧失了生命。苦难的岁月磨练出他不畏强暴，见义勇为的性格。
1922年全国风起云涌的工人罢工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开滦矿区，尤其是在山海关、唐山铁路南厂罢工胜利的影响下，开滦矿区各矿矿工纷纷要求组织起来，为获得政治自由和经济解放而斗争。杨春霖继积极参加了第一次开滦工人的罢工斗争后，又多次参与领导煤矿工人的斗争，深受工人爱戴。1925年8月18日，开滦煤矿第一个工会组织赵各庄矿工会诞生。赵各庄矿工会成立以后，组织广大矿工向英国资本家提出解放工会，增加工资，取消平粜所等要求，给英国资本家以沉重打击。这时，杨春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北省开滦赵各庄矿工会代表，中共北方区京东、直南农运特派员，中共玉田县委委员，京东特委委员，顺直省委委员，京东农民协会会长，京东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在冀东早期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年秋，中央劳动组合书记部派赵世炎到赵各庄煤矿，传播马列主义，筹建工会，杨春霖和几位工友在赵世炎的直接培养下，成为筹建工会的骨干。赵世炎离矿后，杨春霖积极筹办“平民学校”、“工人会馆”，与资本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面对广大矿工的正当要求，资本家表面敷衍，暗地里勾结官府进行镇压。9月5日下午，反动军警在英国资本家的收买下，逮捕了正在林西矿筹建工会的4名组织者。杨春霖当时在马家沟矿活动，闻讯后，立即冒着危险赶到赵各庄，找到共产党负责人，研究营救办法和保卫工会的措施。第二天，反动军警又逮捕了赵各庄矿工会的5名负责人，工人运动遭到了镇压。在这紧急时刻，赵世炎从天津赶到唐山，召集杨春霖、刘成章、宋起等工会代表和唐山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开会，分析斗争形势，研究斗争策略，给大家以巨大鼓舞。在赵世炎的指导下，杨春霖重新组织骨干队伍，巧妙地避开敌人的搜捕，先后三次秘密召集工人代表开会，研究如何营救被捕工人。9月12日晚是最后一次开会，到会有二三百人，决定以罢工形式进行斗争。会上议定杨春霖为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人，刁茂春为工人纠察队总队长。第二天凌晨，赵各庄街头出现罢工的布告，上面提出了释放被捕工人、增加工资、承认工会、不许打骂工人等10项要求，全矿区近万名工人都停止了工作，绞车不运转，火车停开……整个矿区瘫痪了。
14日下午，英国资本家从天津引来警察厅的保安队进行镇压。他们用刺刀逼工人纠察队离开岗哨，强迫工人复工。同时暗中收买工贼进行破坏。黄昏时分，赵世炎、杨春霖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不料，会议未完就被反动军警包围，杨春霖、刁茂春、何顺等罢工领导人被捕，赵世炎在工人掩护下脱险。
杨春霖等被捕后，解往天津。这次罢工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杨春霖率领开滦煤矿万余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为我国北方的工人运动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同年12月，响应国民革命的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冯部第三军进入天津，把关在牢里的“政治犯”全部释放。杨春霖、赵玉良、王春元、刁茂春等回到赵各庄，在东煤场上召开群众大会，赵玉良、杨春霖先后讲话。他们慷慨激昂，用大量事实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控诉了反动军警和保安队镇压工人运动的反革命行径。大会郑重宣布恢复赵各庄煤矿工会，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工人的志气。
1926年5月，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影响下，冀东地区工农运动兴起，杨春霖被调回家乡河北丰润县从事农民运动。他在家乡联系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筹建共产党的组织。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杨春霖吸收了5名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这年9月14日在场义口头村建立了冀东农村最早的一个中共党支部。
10月，中共北方区农委派杨春霖到玉田县任农运特派员，和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的特派员张明远(又名张金岩，玉田人)一起，从事京东农运工作。当时玉田已有8名共产党员。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建立了由张明远任书记的玉田特别支部，直接受北方区委领导。杨春霖任支部宣传委员。他们通过进步的小学教师筹办起夜校，组织农民学习文化，宣传北伐战争进展的情况和介绍南方农民运动的经验，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抗捐抗税，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杨春霖(当时名为李震之)讲话声音特别洪亮，又富于鼓动性，像大炮一样震撼人心，群众送他一个雅号：“李大炮”。人们喜欢他，爱戴他，只要一见他，群众就都围在他身边，不仅谈论工作和学习，就连家庭纠纷也都乐意向他诉说，他成了群众的贴心人。
同年底，统治河北的奉系军阀为了筹措军饷，对抗北伐军，搞所谓“旗地变民”，实质是向农民勒索。“旗地”原是清朝王公贵族霸占农民的土地，向农民收租。辛亥革命后，“旗地”已改由政府收租，所有权属农民。奉系军阀搞“旗地变民”，实际上是要农民出钱买本来属农民自己的土地。军阀政府命令限期交款，对农民进行讹诈勒索。中共玉田特别支部决定以此作为开展农民运动的突破口，动员农民联合起来，进行反对“旗地变民”的斗争，农民纷纷起来响应。杨春霖夜以继日地工作，半个多月的时间在20个村成立了农会，加上张明远等的努力，成立起农会的村庄有100多个，会员达数千人。
这时已近旧历年关，军阀政府催交“旗地变民”款也日益加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共产党组织来领导这场斗争。特别支部认为各方面条件基本成熟，决定组织群众进城请愿。农历腊月初八是玉田县城的大集，赶集的人特别多。上午11点，由张明远、杨春霖率领的3000余人请愿队伍，浩浩荡荡进入县城，集结于县议会大门前。议员们早已闻讯逃窜。愤怒的农民们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群众愈聚愈多，请愿队伍迅速壮大，超过万人。队伍涌到县公署，县长几经拖延，被迫出来。开始是耍弄欺骗手腕，继而是鸣枪恫吓，群众气愤之极，一拥而上，冲入县署大门，揪住县长痛打一顿，县长狼狈跳墙而逃。第二天上午，农会会员齐集在县城东麻山寺开大会，宣布成立玉田县农会；向京津报界发呼吁书和新闻稿，揭露“旗地变民”的阴谋。军阀政府慑于群众威力，不敢再向农民催要，斗争取得了胜利。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1927年1月，特别支部改建为玉田县委，负责玉田、丰润、蓟县、遵化、迁安等县的建党和农民运动工作。张明远任县委书记，杨春霖任组织委员。
为了扩大战果，张明远和杨春霖趁热打铁，立即分赴丰润、遵化、蓟县等同玉田毗邻的各地发动农民，进行反对“旗地变民”的斗争，相继取得了胜利。
通过这场历时半年、遍及四县的反对“旗地变民”的斗争，农民群众得到了好处，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人人赞扬共产党的主张。人们奔走相告张明远、杨春霖二位“能人”的事迹，特别是杨春霖的胆大勇敢、有智有谋、敢说敢当的精神，更为群众称道。“李大炮”的名字在几个县的农民中传开了：“地主老财你别闹，穷人有咱李大炮，领导我们闹革命，你们的日子长不了!”
5月，杨春霖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到河北省南部的邯郸一带做争取红枪会的工作。红枪会是冀南一带农村为对付溃兵和土匪骚扰而组织的带有封建色彩的自卫武装组织。杨春霖在和红枪会相处的日子里，一是宣传党的主张，提高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二是用自己的公正廉明作风影响他们，克服他们的不良习气。经过近3个月的艰苦工作，初步取得了他们信任。在北伐军打到河南，奉军溃败时，红枪会在拦击溃军，收缴武器，保护人民不受骚扰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北伐中途夭折，北方军阀统治又得到喘息的机会，争取红枪会的工作也受到影响。8月间，杨春霖从冀南调回玉田。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北方局和改组顺直省委。9月间，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到玉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改组顺直省委的决定，杨春霖被选为改组后的顺直省委委员。10月，成立京东特委，杨春霖为特委委员。省委决定在玉田进行武装暴动。京东特委以直隶省农民协会的名义，在遵化的城子峪召开了玉田、蓟县、丰润、遵化4县农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京东农民协会，杨春霖为会长。会议决定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配合玉田暴动。22日，玉田县2万余农民手持武器，攻克了玉田县城。杨春霖率领遵化北部1000多武装农民前来支援。这是中国北方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用革命武装向反革命武装打响的第一枪。这时，全国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玉田暴动成功后，本应转变斗争策略，但省委领导仍决定再次武装暴动，夺取城市，建立京东农民革命军，任命杨春霖为总司令。京东农民革命军首战打下了遵化县的平安城子镇，11月7日进军鲁家峪，天已黄昏，部队宿营于山怀里，受到地主刘玉梨调集的10多个村的地主武装1000余人的包围。激战一天，终因敌众我寡，受到重大损失。杨春霖、于方舟、刘自立和玉田县委书记解学海等突出重围，到丰润县沙流河镇附近，又遭到当地地主武装伏击，不幸被俘，押解至玉田县监狱。
12月30日深夜，杨春霖、于方舟、解学海、刘自立被敌残杀在玉田县城西门外。
广大革命群众闻悉杨春霖不幸遇难的消息，莫不悲痛万分，纷纷立下为死难烈士报仇的誓言。在烈士的革命精神鼓舞下，广大人民群众，不畏强暴，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