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博云，1893年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五六岁时，家乡闹灾荒，他坐在父亲的挑担上，随父逃荒到上海。他从小在码头工人堆里长大，15岁就开始在码头上做工，由于个子矮小，扛不动码头上的货包，只好暂时到裁缝店去学生意。但他生性好动，坐在裁缝店学生意总觉得不自在，学了一年多就转到浦东烟厂做工。烟厂的活儿比码头上夯货包轻松些，但他留恋和码头工人在一起的生活，一年后又回到码头上做工。这时候，他的个子长高了，人也长大了，码头上的粗活重活也都能顶下了。
陈博云性情豪爽，讲义气，肯帮助人。码头上的湖北籍工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愿意跟他商量。很快他由小工升到小包，最后做了太古公司栈码头工人的包工头。
虽然做了包工头，陈博云却尽量为工人们的利益着想。为了使工人增加点米贴，他带领着码头上的工人和英国洋大班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
1925年春天，陈博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革命事业。为了组织工人纠察队，领导码头工人参加大罢工，他借钱预先安置揭不开锅的困难工人家庭，预付工人们的工资，使工人们参加罢工没有后顾之忧。直到他牺牲四五年后，他的家属还在为他偿还所借的欠款。
1926年7月，中共党组织派陶静轩到浦东来领导武装起义。陶静轩向码头、工厂的党员同志，布置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陈博云的任务是：发动太古公司栈和华通栈两个码头的工人，组织纠察队，作为起义的骨干队伍。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这两个码头的湖北籍工人，受了工头的挑唆、分化，300多人分成两帮，还为抢生意而格斗，矛盾很深。怎样才能使他们团结组织起来，建立纠察队，齐心参加起义呢?陈博云先在工人积极分子中做疏通工作，然后借中秋节，请两帮的首领人喝酒谈心，争取他们团结起来，为增加米贴而进行罢工斗争。斗争的胜利，使码头工人尝到了团结起来的甜头。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浦东地区的工人纠察队组织起来了。但由于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在工人心中留下了阴影，所以，浦东地区工人纠察队活动也受到了影响。
在吸取前两次武装起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区委派了张叔平担任中共浦东部委书记，继续加强对浦东地区的领导，并扩大组织，动员码头工人和工厂工人联合起来，准备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工人要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首要的问题是要有武器。1927年2月底，陈博云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通过我在敌人内部的关系，秘密购置了枪支，藏在浦西西门路西门里12号，并设法把这批枪安全运到浦东。
一天下午，陈博云派妻子胡莲英和工人骨干王书田扮成主仆模样，渡过黄浦江去提运武器，并约好在十六铺渡口用小划子接应。谁知他们出发不久，陈博云就得到消息，警察厅已下令封锁江面十六铺和东昌路渡口。这一突然而来的情况，给运枪的行动带来极大困难和危险。陈博云急中生智，决定设法借敌人之手把枪支顺利运过江来。
陈博云以父亲过生日为名，让弟弟把警察署的杜探长和林署员“请”到家里吃饭。就在他们觥筹交错，大吃大喝的时候，陈博云故意满怀心事似的长声叹气。酒兴正浓的杜探长诧异地问道：“今日是令尊的高寿，你应该高兴，怎么唉声叹起气来了?”弟弟陈博发在一旁回话：“我大嫂到车站去接亲戚来家向老头子拜寿，不巧碰上封江，还阻隔浦西呢!”这时那位林署员接话了：“封江是查共产党，不封自己人。只要杜探长一句话，拿只‘袖章’去就可以过江接大嫂了。”眼见成功有望，可那位杜探长却是阴沉着脸不开口。时间越来越紧迫，陈博云的心里也越来越紧张，他忽然想起杜与警察署长张明浦一向不和，决定抬出张明浦来激他一下，他故意大声对林署员说：“查共产党的事，是上峰的命令，咱们都是端人家饭碗，千万不可因小失大。再说张署长现在又不在，万一出了岔子，别说林兄你，就是杜探长也不敢担这个风险啊!”这一招果然很灵，杜探长听了陈博云的话，觉得很刺耳，心里暗想，“这不是小瞧我杜某吗?为这点小事栽在他张明浦的名下，太掉面子，以后恐怕连林署员也看不起我了。”于是他把桌子一拍，大声喊：“来人，拿我的‘袖章’，去接陈太太过江。”几个侍从应声打了个敬礼，转身就跑。陈博云怕侍从去接有闪失，赶忙阻拦说：“弟兄们辛苦一天了，还是叫博发去吧。”“不行，你们过江不方便，还是……”
陈博云看出杜探长仍是不放心，就顺水推舟，发给每个侍从五块大洋，并让陈博发跟他们一块过江。这些侍从拿到钱，心里美滋滋的，很快就登上划子往十六铺渡口而去。
胡莲英和王书田在约定的时间内已把装有枪支的特制皮箱运到十六铺渡口，但没有看见接应的划子，他们心里很是着急。按地下工作经验，过了时间没接上关系，应马上离开。可在封锁区内，只能进，不能出，面对着持枪的巡捕和暗探，一时又无法脱身。二人处在极度焦虑之中，也许是他们的神情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把箱子打开查一查!”一个巡捕突然大声喊了一声，并端着枪走了过来。如果箱子一打开，里面的枪支就要被发现，胡莲英急得心跳加速。就在这万分紧急时刻，陈博发领着拿‘袖章’的侍从赶到了，侍从狐假虎威喝退执勤的巡捕，转身向胡莲英道歉：“陈太太，我来迟了，让你受惊啦!快请上划子吧!”
武器运到了工人的手中，紧接着的工作就是训练使用。为让每位纠察队员都学会使用枪，陈博云又设法组织工人秘密练枪。在太古公司栈里，有几排矮草棚子，里面住满了码头工人。草棚子的中间，有几间是搭伙烧饭的地方，工人们叫它伙房。伙房的地下，有个一丈多宽几米长的地洞，陈博云把从浦西运来的枪，放在这个地洞里。练习用枪的地方就设在这伙房里。他还通过关系借来10吨煤屑，堆放在伙房里作挡墙，设靶让纠察队员分期分批轮流学瞄准。
一到晚上，纠察队员们就把伙房的门窗用布袋堵好、塞紧，规定警号，派人在外放哨，并嘱咐码头上夯货包的工人们，号子喊得响亮些；还买一些鞭炮，给小孩子在伙房周围燃放。轮到练习的纠察队员，吃了晚饭就到伙房集中，点起马灯，在一声高一声低的号子声和断断续续的鞭炮声的掩盖下进行实弹射击，直到深夜。
1927年3月21日，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天，英勇的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震动全国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天刚亮，码头工人们便成群结队地涌到了码头。他们边干活，边急切地等待着起义的信号。上午10时，部分参加起义的骨干，按事前的计划，纷纷借故请假，避开码头上巡捕和包工头监视，集合在伙房里。担任指挥的张叔平也到了伙房。陈博云把张叔平向大家作了介绍，又讲了起义的组织和部署，等待接受任务的骨干分子听后，都坚决表示：“张指挥，有什么任务你就下命令吧!我们保证坚决完成。”看到工人们急不可耐的样子，张叔平笑着说：“今天的任务，由你们的大队长陈博云来布置。”这时陈博云拿出一盒火柴，在台子上摆布一阵，然后指着空火柴盒说：“这好比是第三区警察署，散在外面的火柴，好比是岗哨。要打三署，就得先打岗哨，每一岗我们计划派两个人对付。”随即，陈博云挑选了16个人，叮嘱他们分别到公司栈、长兴面馆、花园石桥、东昌路等8处，听到哨子(信号)声就动手，缴到敌人枪后举起小红旗，戴上红臂章，随同大队再一起攻打三署，陈博云最后还宣布了起义纪律，强调保商保民，不动人民一针一线，不杀缴械的俘虏。一切布置完毕，大家就散开了。
中午12时正，全市总同盟罢工准时开始。纠察队员们戴上红臂章，有的拿着枪和手榴弹，有的拿着榔头和棍棒，各就各位，整装待发。陈博云腰插匣子枪，跃身跳上一张方桌，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地向工人们下达命令：“工人弟兄们!浦东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开始。”陈博云见张叔平向他微微点头，就立即掏出哨子，猛力一吹，“嘟嘟嘟”的哨音即刻向四面八方传播开去……
一听到哨音响，担任外围肃清任务的纠察队员一齐动了手，没费一枪一弹，袭击了警察，缴获了8支长枪，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
不多时，陈博云带领的一队纠察队员已开到第三警察署门前。此时，警察署的大院里，七八十个警察正在整队，准备外出换岗。陈博云眼亮手快地朝警署院内开了起义第一枪，同时纠察队员冲上前去，用枪封锁住了大门，包围着警署后门的纠察队员，也同时翻过竹篱笆，爬上屋顶，把枪口对准大院。四下里一齐高喊：“打倒军阀!缴枪不杀!”院子里的警察顿时像炸了窝的蚂蚁，乱作一团。他们平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现在在工人们的武装面前，吓得一枪未发，乖乖地举手缴械了。陈博云边指挥战斗，边命令身边纠察队员进屋搜索，同时把缴获的枪支分发给徒手的队员。队员们欢呼着拿起了武器，不到半小时，起义的队伍就占领了警察署。
然后，陈博云召集起义队伍，继续向浦东各地的警察分所进剿。每到一处，只要工人们的枪一响，各警察分所的警察就弃枪逃命。很快，起义队伍就攻下陆家嘴、新三井、老三井、杨家渡4个警察分所。陈博云按计划，带领起义队伍向原警察署大操场赶去。
这时，大操场上已挤满了庆祝起义成功的人群。红旗、横幅在空中飘扬，与金色的夕阳相映成辉。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组成一组雄壮的乐章。浦东工人纠察大队长陈博云，带着胜利的微笑向大家宣布：“庆祝武装起义胜利大会现在开始……”接着，“上海总工会万岁!”“上海工人武装万岁!”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军警逮捕了陈博云，面对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陈博云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最后，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他。
陈博云以英勇无畏的牺牲，实现了他生前立下的誓言：“投红不投白。”就连国民党监狱内的军警，也佩服地说他是条铮铮的钢铁汉。
尽管陈博云走了，但他和许多烈士播下的革命火种，早已在神州大地成了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