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鸿劼，１８９７年出生于湖北省鄂州（原鄂城）葛店范家“太和堂”。他在家排行第六，父亲早逝，备尝生活的艰辛，在慈母的教导下，他自小就立下了为国为民的大志。他勤奋好学，聪颖过人，１５岁即赴省城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次年又进武昌文华大学。１９１７年，年仅２０岁的范鸿劼因不满学校的黑暗而愤然退学。１９１８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先入理预科，后在化学系、英文系学习。学习期间，范鸿劼受到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广泛接触社会，了解人民疾苦，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共产主义先驱者李大钊和陈独秀等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带领下，他逐步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
１９１９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举国悲愤。范鸿劼与邓中夏等人于５月３日夜召集各校代表，商讨集会和示威游行事宜。次日下午，十几所大学、中学的学生３０００余人，挥舞白色小旗，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五四运动由此爆发，它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姿态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范鸿劼作为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在游行集会中起到了核心领导作用。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家任人宰割，人民受尽欺凌。１９２０年初，原由五个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共管的山东，被划分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中国人民对此极为愤慨。天津学生为反对日本侵占山东，举行了游行示威，遭到反动军警镇压和逮捕。消息传到北大，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评议部总务委员的范鸿劼义愤填膺，立即行动，以学生会名义发出“万急通告”：“……山东直接交涉问题到了万急了；我国民当亡国奴的时候快到了。我们再不起来奋斗牺牲，天津的惨剧转眼就要到北京来了……”１月３０日，范鸿劼等主持召开了文、理、法科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罢课以声援天津被捕学生。２月４日，当范鸿劼等几十名学生在北京前门一带讲演时，被反动军警逮捕，押送到卫戍司令部“惩办”。在囚禁中，范鸿劼遭到了非人的虐待，日给一餐，饮食“异常粗劣，有如饲畜”。他被捕后，北大同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战友李荟棠，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了《欢送范鸿劼君入狱》的诗歌，对他的爱国热情和革命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同时，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联名呈旧教育部，指责军队行动逾越常规逮捕爱国学生。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反动军阀不得不释放范鸿劼等被捕学生。出狱后，范鸿劼坚持继续斗争，革命的决心和信心更坚定了。
同年３月，范鸿劼与邓中夏等人在李大钊的具体指导下，发起和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观点，对扩大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指导和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１０月，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李大钊组织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成为北京小组的成员。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又于１１月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它的第一次会议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召开，范鸿劼出席了这次会议。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北京党组织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发展的方针，决定公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并大力开展活动。同年１１月１７日，在《北大日刊》发布了范鸿劼和邓中夏等人《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同时，召开了成立大会，建立了图书室。
范鸿劼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一方面从理论上钻研马恩的经典著作，一方面参加各种实际活动，努力加深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在研究会的各项活动里，范鸿劼办事认真负责，考虑和处理问题全面周到，显示了他的组织能力，得到大家的信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常举行讨论会、讲演会，会员敞开思想，互相交流学习体会和心得。范鸿劼受同志们委托，与邓中夏、黄日葵轮流担任会议的主持人。研究会建立了取名“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的图书室。会员们一致公推范鸿劼为图书室经理。范鸿劼不辞辛苦，到处购买和收集马恩原著的各种版本书籍数百部，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便。
１９２２年三、四月间，在中共北京党组织领导下，掀起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非宗教运动。由范鸿劼和李大钊、高君宇等共产党人参加，联合各界人士蔡元培、刘复、陶孟和等人，发起组织了“非宗教运动大同盟”。他们在《发起词》中列举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侵略的种种罪行，指出：“我们为尊重科学，破除迷信，提高自信力，保持国民人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力图自强自治起见，决定发起非宗教运动。”《发起词》要求“凡赞成这个运动者请签名并广为宣传”。结果参加签名发起的有２００多人，大多数为各大、专、中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还有少数商人和工人。
５月１０日，在范鸿劼、邓中夏等人的积极筹备下，经过周密的组织和安排，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了“非宗教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到会五百多人。范鸿劼担任大会主席。会上，他和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等被推选为大同盟的干事。大同盟成立后，在上海、汉口、天津、长沙、成都等地都设立了分会。不久出版了《非宗教论》一书。
“非宗教运动大同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在领导北京人民进行反帝爱国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们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促使一些青年的思想开始转变，进而团结了广大青年，削弱了教会势力，迫使一些教会学校不得不改变强迫学生做礼拜及禁止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状况。
１９２２年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奉军退守东北，直系军阀吴佩孚获胜。吴佩孚为了欺骗人民，提出“恢复法统”。北京许多进步人士也认为，应扩大人民的权利。北京党组织为贯彻中共二大精神，建立同国民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联合战线，决定由范鸿劼与缪伯英、蔡和森等人负责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一群众团体，以便广泛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８月２０日，民权运动大同盟筹备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到会有１００多人，高君宇为临时主席，范鸿劼、缪伯英等八人被选为筹备员，负责起草章程，准备召开成立大会等事务。会后，范鸿劼和其他有关人员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他们在报上刊登了《民权运动大同盟启事》，到处联系群众，并得到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２４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了同盟成立大会。４００多人出席大会。会上通过了宣言和简章，决定发行《民权周刊》。由范鸿劼担任同盟宣传股主任。
为了进行广泛的民权运动，打击反动势力对人民自由的限制，民权运动大同盟还发起了取消治安警察法运动，开展驱彭（彭允彝，当时的教育总长）斗争等。在支持和声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斗争中，同盟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向全国发出通电，组织了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派代表慰问工人。三一八惨案后，民权运动大同盟被迫停止了活动。范鸿劼在参与和领导这一群众团体的过程中，显示了他非凡的组织才干。
轰轰烈烈的二七大罢工遭到了吴佩孚、萧耀南等军阀的血腥镇压。为了做好宣传群众和处理善后工作，范鸿劼与包惠僧、刘子通等人在北京组织群众到参、众两院请愿，并联络议员胡鄂公、彭吾先、范叔衡（范鸿劼的堂兄）、白玉逾、吴昆等人，对吴佩孚、萧耀南等人提出了弹劾，并提出劳动法案，争取工人应享有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同年秋，范鸿劼遵照中国共产党的决议，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任职，宣传、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
１９２４年３月，中共北京区委改组，范鸿劼当选为执行委员，并被推举为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不久，范鸿劼被派往上海工作。同年秋，范鸿劼从沪回京，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年底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他被选为区委委员，后任组织部部长。
第二年，中共党组织在北京成立了第一所党校，学员有二三百人。罗亦农主持党校工作，范鸿劼和陈乔年、赵世炎、刘伯庄等人曾担任党校教员，为党和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领导骨干。
范鸿劼以名汀、雁汀、大通等为笔名，在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上撰写了大量文章。他的文章文字生动，通俗易懂。主要内容：一是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深刻地阐明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关系，指出“没有殖民地，帝国主义绝对不能维持”。他列举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人民走革命的道路。在全国人民支援上海爆发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他写了《起来打倒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文，大力宣传北京人民的反帝斗争精神。二是从不同角度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方针、政策。为了配合党领导的“国民会议运动”，他在文章中有力地驳斥和批判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观点。三是热情洋溢地介绍十月革命胜利经验。在范鸿劼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人的努力之下，《政治生活》在指导蓬勃发展的北方人民革命斗争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范鸿劼与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团结一致，领导了东至东三省，西至陕西北部，南至山东、河南，北至内蒙古的广大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范鸿劼是李大钊的学生，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他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直到１９２７年壮烈牺牲，他们既是师生关系，又是革命的同志和亲密的战友。他是在北方跟随和辅助李大钊工作时间较长的主要领导人。范鸿劼具有高度的组织原则，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在党内他搞过财务、宣传、组织等多方面的工作。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证明他不愧是李大钊的优秀学生和得力助手。
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帝国主义在上海进行了血腥大屠杀，史称“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北京，李大钊、陈乔年、范鸿劼、赵世炎等区党委成员，立即动员各级党组织，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目标下，迅速将北京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学生组织了“沪案雪耻会”，工人组织了“工人雪耻会”，并在区党委的领导下，于６月３日、１０日、２５日连续三次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一扫反革命统治下古老北京的沉闷空气，反帝浪潮荡涤着北京的每一个角落。
五卅运动以后，奉系军阀秉承日、英帝国主义的旨意，到处压迫国民革命运动，屠杀工农群众，封闭民众团体，剥夺人民自由。日、英帝国主义还以大批军械援助军阀吴佩孚，从南面攻打国民革命军。帝国主义这种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在全国反日、英，反张、吴的怒潮中，李大钊、范鸿劼、陈乔年、赵世炎等区委领导成员，领导北方人民，连续三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的“反日讨张”国民示威大会，后又举行有４万多人参加的“反英讨吴”国民大会，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地区群众运动的发展。
１９２６年，范鸿劼作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被选为“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在讨论《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草案》中关于国共合作条款时，他与毛泽东等人始终坚持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独立性和革命性，反对公开共产党组织和党员身份的破坏性提案。在１月１８日下午的大会讨论中，他慷慨陈词，明确地指出：“共产党同志负有两种革命的担子，是另有秘密组织的，我们现在只有结合革命势力实行国民革命，共产党也是同此目的。”“只要问他是否实行国民革命，其他不必问及，只要问在这种政策下，应不应该合作，不必横生枝节。如果必要知道共产党员是多少，如何活动，实是陷共产党同志于危险地位”，坚持了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独立性原则。
３月初，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闯进大沽口，炮轰大沽口炮台，国民军被迫开炮还击。英、美、日、德、法等帝国主义竟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段祺瑞政府撤除国防设施。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３月１４日，北京举行了３０万人参加的反日大会。１７日，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１８日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会后分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请愿。李大钊率范鸿劼等１００余人到国务院去见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卫兵不许进门，并用刺刀刺伤多人，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１８日，北京１０多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在李大钊、范鸿劼等人的指挥下，声讨反动派的罪行，并再次向当局请愿。段祺瑞的军警竟突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一时血流遍地，惨不忍睹。范鸿劼在这次惨案中身负重伤。随即，范鸿劼不顾伤痛，连夜和李大钊、赵世炎、刘伯庄在北大召开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传达区党委的决定，并分头发动群众，为在请愿斗争中牺牲的学生和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和隆重葬礼。
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方的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反动的段祺瑞政府发布了搜捕李大钊、范鸿劼等人的通缉令。１９２６年３月底，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将过去公开的斗争形式转为秘密的地下斗争形式。为了安全，把国共两党的机关迁入苏联大使馆内，范鸿劼也随同迁入。４月底，奉军占领京津地区，反动气焰更加嚣张，公然封闭《京报》，枪杀进步新闻工作者、《京报》社长邵飘萍。８月，又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了《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反动军阀对国共两党的机关加紧监视，肆意逮捕机关工作人员。这样，就给机关工作的同志造成很多困难。在艰苦的条件下，范鸿劼等人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有一次，范鸿劼切菜，不小心用刀把食指切破了一层皮，鲜红的血滴到菜叶上。李大钊在一旁风趣地说：“这倒好，我们正少肉吃呢，今天就吃点荤吧！”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丝毫没有动摇革命者的意志。
中共中央为加强中央组织机构，相继抽调了北京地区干部，区委主要负责同志赵世炎、陈乔年等先后到南方工作。１９２７年初，中共中央调范鸿劼到武汉工作。但他看到北方的困难形势，认为北方更需要自己。经再三要求，中共中央批准他回到北京，继续协助李大钊领导革命群众运动。
同年４月６日，反动军阀张作霖不顾国际惯例，竟到使馆区内搜捕革命党人。起初，范鸿劼躲在使馆的花房内，敌人没有发觉。下午，他不幸被匪徒发现，经过一番厮打后被捕。当他被带到警察厅时，浑身是血和泥，衣服破烂不堪，以致自己的同志都难以辨认。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品格。４月２８日，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北京早期工人运动的组织者范鸿劼与李大钊等人，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