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孔唐，字子陶，1903年生于四川省大竹县，家住县城以北约10里的卧佛寺。他自幼天资聪颖，喜欢读书，8岁上小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5岁就读于县立中学，学习勤奋，常常攻读至深夜。当同学们劝他休息时，他总是笑着说：“今日事岂可明日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烈火从北京燃烧到四川。祖国的危亡，牵动着少年林孔唐的心，他积极联络同学组织了救国会，终日四处奔走讲演，给乡亲们以极大鼓舞。在林孔唐看来，中国富强之本在于发展农业。因此，他中学毕业后，不顾世俗偏见，于1923年春考取了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专攻农艺。
林孔唐有着十分明确的学习目的，“学以致用，修己救世”是他的座右铭。他珍惜在北京的宝贵学习时光，无论早晚，苦学不辍。入校以后，由于政府压缩教育经费，致使学校经常停课，但林孔唐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学习。他对同学们说：“惟其政府不注重教育，吾人益不可不努力自修。”林孔唐在学习过程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试着用学到的知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1925年，刚刚大学二年级的林孔唐，就在学校办的《新农月刊》上发表了《振兴我国农业之管见》、《鸦片与农业》等颇有见地的论文。他在《振兴我国农业之管见》一文中，提出了振兴我国农业的四点意见。第一，劝告国人不可轻视农业，他尖锐地指出：我国“非常轻视农业，大家认为这是下贱行道，不但不愿努力合作，并且不加提倡。”他大声疾呼：“要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还是要非从振兴农业不可!”第二，解决农村教育，给农民灌输科学知识。他深刻地指出，振兴我国农业最棘手的问题是农民掌握的知识极其贫乏。农民有90%都不识字，而且保守闭塞，落后迷信，往往向那泥人木偶跪拜求援，这都是缺乏教育所致。“如果没有相当的办法，先去开通农民知识，解决农村教育，他们怎能得改良痛苦生活的工具—教育，而到生活改善?!”第三，设立全国农业联合改进会。他写道，我国农业方法，是农家父子相传，几千年得来的经验，如像帝制一样，实在是不合现时人类进化的需要，应当用科学方法去改进它。他认为，改革的重点是改变农民一盘散沙，老死不相往来，自己顾自己的状况；改革的办法，就是全国农业界联合，团结全国的农民，集合海内外的农业专家，与各地最有经验的老农，遇有困难问题，大家讨论，提出解决办法，然后在全国推广。第四，推广农场。他写道，农学注重实验，不尚空谈。所以要改良今日的农业，必定要多设试验场，使农民见诸事实，然后都来仿照着做。显然。林孔唐的一些意见，即使在今天，仍有着积极意义。
林孔唐家境宽裕，但他生活俭朴，常身穿帆布学生服。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在西郊罗道庄，距城里较远，林孔唐每次进城，都是徒步。他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男非必以居高堂大屋为安，日食山珍海味为乐。”林孔唐热心助人，同学有困难时，他总是慷慨解囊。每次家里汇款来，他将大部分存入银行，遇有同学生病无钱治，回家乡没路费，他就取出来给大家用。
五四运动后的北京，是中国青年的革命熔炉。早在林孔唐来北京的前一年，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就成立了团支部，并由8个团员发起成立了农业革新社。这是一个以改革农村为宗旨的公开的群众性团体，后来发展到全国许多省份。它在学校附近的农村办起农民夜校，对于开展农民启蒙教育，培养农民运动积极分子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林孔唐进步很快，于1924年秋加入农业革新社，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并在该社主办的农民补习夜校授课，同时兼任事务主任。由于他办事负责，有条不紊，又待人诚恳，深受同学及夜校学生们的尊敬。同年10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倒了曹锟政府，将所辖部队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但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拥护下，政客段祺瑞窃取了北京政变的果实，成立了临时执政府，自任执政。尽管如此，12月31日，孙中山仍然应邀抵达北京。北京党、团组织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活动，林孔唐也冒雪前往前门火车站迎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逝世，党、团组织又发动了浩大的悼念活动，同时为巩固国共合作，广泛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吸收国民党员。林孔唐感慨地说：“今先生去矣，不有继者，何以图将来!”不几天，他便加入了国民党，稍后又当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第九区第三分部执行委员。五卅运动爆发后，林孔唐踊跃参加，在学校附近乡村及南口、张垣一带广泛演讲，慷慨激昂，感人至深。父亲因事来信促其回家，他在返家沿途还演说多次。北京团组织十分重视林孔唐的进步，同年发展他为团员。1926年1月，根据团中央121号通告关于年过20岁的团员均应转党的规定，又将他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为帮助奉系军阀消灭倾向革命的国民军，派军舰轰击天津大沽口国民军防地，打死打伤十数人，制造了大沽口事件。这天是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林孔唐到故宫太和殿参加纪念活动时闻知此事，义愤填膺，连续几天在西郊各村讲演。16日下午4时，日本帝国主义，竟然纠集英、美、法、意、荷、比、西7个帝国主义国家，以国民军违反《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国民军解除大沽口防御武装等无理要求，并限定18日中午12时前答复。消息传出后，北京各校、各团体代表在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3月18日上午召开国民大会。参加紧急会议的代表于会后分成两组，分别到段祺瑞执政府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执政府卫队竟然公开行凶，打伤十余人。林孔唐闻知这一流血事件后，毫不畏惧。他表示：“自入党以来，吾以身许世，此身非我所有也。”18日晨，林孔唐毅然与学校其他同志和同学赴天安门，参加国民大会。会后，林孔唐不顾饥渴和疲劳，又和广大群众一起，到东城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强烈敦促段政府驳回八国最后通牒。岂料，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当场打死几十人，打伤百余人。林孔唐右大腿中弹骨折，倒在东门。傍晚7时，他被送入钱粮胡同的内城官立医院，随即转入中央医院。19日，白雪皑皑，林孔唐握着其弟林孔虞的手说：“苟吾死，吾恨‘此身不死外人手’，而横遭彼帝国主义走狗之屠杀；虽然，‘努力还须同志们’，余诚是忧之!”他是多么不情愿离开同敌人斗争的战场啊!22日，又转入协和医院治疗。同志、同学、师长来看望的很多，但他总是询问时局如何，很少谈及自己的情况。医院先是给林孔唐做手术，取出碎骨，后又将右腿锯掉。因病情恶化林孔唐于5月22日11时在协和医院外科病房与世长辞，时年23岁。25日，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林孔唐烈士治丧委员会将其灵柩迎回学校，葬于绿稻庄三角洲，6月7日开追悼会，后又在校园内为烈士立了一块纪念碑。1929年“三一八”惨案三周年的时候，林孔唐和其他“三一八”烈士合葬于圆明园九洲清宴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