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含初，又名刘翰章，1895年出生于陕西省黄陵县备村。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史系。五四运动中刘含初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爱国行动，曾遭反动当局逮捕，经斗争获释。此后，他在陈独秀、李大钊等影响下，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1920年刘含初与刘天章、李子洲等人发起组织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并创办了《秦钟》月刊，次年10月改为《共进》半月刊。1922年10月，他们又创立了革命团体共进社，刘含初是其中的骨干核心成员。1920年，刘含初从北大毕业，即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今北京通县师范学校、苏州中学、广东岭南大学、上海大学、开封大学任教。1923年，刘含初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底，应于右任之聘刘含初回到西安，先后在省教育厅任科长，西北大学任教务长。他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广泛联络西安各界进步人士，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扩大党的影响，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1926年11月底，国民军联军平甘援陕，解西安被刘镇华军阀长达8个月之久的围困，陕西的国民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潮时期。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代行省政府职权)在军事、政治、财政、教育、新闻出版等方面都作了一定的整顿，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波澜壮阔，汹涌澎湃，使西安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红城”。随着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党急需大批从事党务、军队政治工作和农民运动的干部，以促使国民军联军东出河南继续北伐。
中共陕甘区委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决定派遣刘含初同李子洲在改组西北大学的基础上，成立西安中山学院，由刘含初任委员长(亦称院长)。他们共同制定了教学计划和制度，明确规定学院以“养成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政治工作的人材”为宗旨。
刘含初不仅担负日常院务工作之责，同时还给学员们讲授社会发展史、中国政治现状等课程。
为了适应学院“速成”的特点，刘含初在教学方法上，追求生动活泼扎实有效。要求除课堂讲授外，经常召开学习组长联席会议，发现掌握学员中的思想问题，然后组织小组讨论会，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对一些原则性问题和带有普遍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则组织专题辩论会，辨明是非。他还强调让大家把每个理论问题联系社会现实、联系个人现实，独立思考，自己得出结论。这种自我教育的方式，收效非常之大。
中山学院在刘含初的倡议下，不拘泥办学形式，重视走出院门，走向社会，让学员到火热的社会斗争中去锻炼去学习，到群众中学会做群众工作。为此，学院组织了宣传队、讲演队，定期下乡上街演剧、讲时事，并且主动协助城市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开展工作。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之时，中山学院学员全体到会列席。中山学院还有一个社会调查组，他们经常外出活动，了解民众疾苦和需要，然后把掌握的最真实的材料拿回来，在学院里“近世革命运动研究会”内进行研讨。这种社会实践教育的方式至今仍受人推崇。
在教育内容上，刘含初以自己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和学院旨在培养政治干部的实际需要，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主要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政治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农民运动和新三民主义等。在此，刘含初为给共产党培养和发展骨干力量，还给各班购买了介绍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的书籍，以及中共党刊《向导》、《中国青年》等杂志。学院内部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团支部，最多时共产党员达30多人。
当时在西安著名的共产党人魏野畴、杨明轩、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等以及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夫林都应刘含初之请，多次前往中山学院讲课、做报告。
从1927年1月学院开始筹备起，到当年6月冯玉祥封闭中山学院为止，这所名义上由国民军联军总部和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主办，实则由共产党领导的干部学校，开办了军事政治班、农民运动班、妇女运动班、组党班和暑假教育人员训练大队，培养和训练学员千余人，为以后党在西北开展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刘含初的公开身份除中山学院院长外，还有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常务委员，社会活动非常之多。
1927年西安各界举行盛大集会，刘含初都应邀出席并做讲演。1927年5月5日《陕西国民日报》有这样一段报道：“昨日，各团体上午11时在易俗社露天剧场开‘五四’纪念大会，到会人数不下5千。至时人山人海，旌旗飘扬，鼓乐洋洋，该会场已无插足地点。……又次，特约讲演员刘含初讲演，大意如下：(一)‘五四’运动捣破了帝国主义之假面具；(二)开始实行国民外交；(三)民众认清卖国政策而信任我们学生，所以我们才能呼起农工阶级来作民族革命。”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时，刘含初代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到会宣读了热情洋溢的祝词。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西安各界一致声讨背叛革命的蒋介石，群情激愤，不可抑遏。刘含初与省党部各委员一起，通电全国“誓与此叛党之徒奋斗到底，肃清反侧用奠党纪”。4月27日，陕西省党部、西安市党部联合集会，刘含初恭读孙中山先生遗嘱，喊出了“打倒叛党蒋介石”的口号。
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并杀害李大钊等人的消息传来，西安各界更是怒形于色，立即成立了各界追悼京津死难李大钊等同志筹备会，发表了“追悼京津死难李大钊等35先烈宣传大纲”，请求国民军联军继续北伐，讨伐奉张。当国民军出潼关，克郑州，夺取北伐重大胜利后，在西安召开的20万人庆祝大会上，刘含初又作了一番精彩的讲演。这时，国民军联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已开始走上反共的道路。刘含初自然成了“黑名单”上的人物之一。
郑州会议、徐州会议之后，冯玉祥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快速向“分共”的道路上滑去。6月25日电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部司令于右任、副司令邓宝珊，命令国民党的省、市、县党部一律解散，另行组织；各人民团体立即停止活动。28日电令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在陕各部队的政治处长到郑州“听训”。面对突然恶化的形势，共产党员刘含初、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等被迫离开西安。陕西大革命运动失败了。
半年紧张的革命生涯之后，1927年8月15日，刘含初住在石堡村的岳父母家，准备探望他们后，按照党的组织奔赴新的战场。这天下午，稍有闲暇，他提肘悬腕，笔走龙蛇，写就第一幅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接着，他又写了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最后他写下了“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
他刚刚放下毛笔，一阵鸡飞狗叫，打破了乡间的静谧。七八个身着便衣、腰挎短枪的陌生人，已经在附近挨家挨户搜查。
名为搜查，实际上敌人早就知道了他的行踪，有备而来。刘含初从西安逃离，先回到老家陕西中部县(即今共陵县)，又到岳父母家，这些地方都在陕北军阀井岳秀的统治之下。井岳秀曾出任国民军联军驻陕司令部的副司令，对刘含初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国共已然分家，井岳秀也暴露了他的反共本质，对刘含初是不会手下留情的，立即派部下杨衮带人杀害刘含初。当杨衮几人与刘含初一打照面，不容分说，立即开枪射击。鲜血染红了刘含初的白夏装，七尺之躯倒在地上，他壮烈牺牲了。时年32岁。
就在杨衮等搜寻之时，刘含初的岳父曾匆匆回家问他：“你是不是从后院出去，躲一躲?”刘含初回答：“我没有什么事，不要为我担心，也不需要躲。你出去问一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在老百姓家搜查个啥，不要胡闹!”刘含初镇静自若，处惊不变，确有大将风度，这是由他的革命经历所铸就的。
刘含初牺牲后，乡亲们纷纷赶来，表达深切的悼念之情。他崇高的革命理想，对人民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