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溥泉，原名杨本祖，号宗尧，后取名杨文渊，号溥泉，1900年生于安徽省六安县戚家桥一户农民家庭，排行第三。
杨溥泉的长辈中无一人识字，受尽了豪绅的欺压和讹诈，所以当他9岁时，长辈决计送他到离家不远的陶家河吴定青塾馆启蒙，三年间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孟子》《论语》等书，成绩优异，深得吴先生垂爱。
1912年，杨溥泉又从苏埠镇张侍臣先生读书。张侍臣是六安名儒，国学造诣颇深，且品行端正，思想开明，衷心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对军阀的残暴统治极为不满，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语激励学子，杨溥泉受其影响颇大。在张侍臣塾馆的三年间，读完《说文解字》开讲四书，并学做策论，成为张侍臣门下高足之一。
1916年，杨溥泉学成后，经张侍臣推荐，到汪神庙(现六安县石堰乡)一带设馆教书。此时杨溥泉虽仅17岁，但老成持重，治学严谨，朴实无华，不苟言笑，对学生严如父执，亲如手足，且不以学俸为重，家庭困难的学生可少交或免交学俸，因而得到学生的敬重。短时间内，他的塾馆名闻遐迩，慕名从学者络绎不绝。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推动了马列主义在皖西的传播。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以下简称“三农”)进步师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建立，给在乡间课徒的杨溥泉以极大的鼓舞。
1920年秋，杨溥泉在开明绅士鲍昂千的资助下，与许继慎等一起，考取在安庆的安徽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土木工程科。当时安庆是安徽的省会，在陈独秀影响下的一批知识分子，多云集于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第一师范学校和法政专门学校，所以那时的安庆，一方面是军阀统治的中心，另一方面革命思潮也十分活跃。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新派和以军阀为代表的旧派，斗争十分激烈。杨溥泉入校后，在许继慎、舒传贤等同学及学界前辈的带动和引导下，立即投身到安庆乃至全省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流中，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一员闯将。
1921年，为争取安徽省教育经费独立的六二学生运动爆发时，杨溥泉是走在请愿队伍最前列的学生之一。当反动军警向请愿队伍开枪镇压时，杨溥泉与其它同学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中弹垂危的姜高琦、周肇基二位同学。六二运动后，杨溥泉又到各校奔走呼号，要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并与同学高举“杀马”(即军阀马联甲)的大幅标语，在安庆街头游行示威。后来，由于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六二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
1922年夏，六安县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驱逐反动知事骆通的斗争。骆通是北洋军阀政府派到六安的忠实鹰犬，其人残暴昏庸，政以贿成，六安人民对他切齿痛恨。1922年春，六安三农学生要求整顿地方教育，遭到骆通的拒绝。不久，骆通亲自受理的一起离婚案，因为受了男方的贿赂，就压制女方不准离婚，并当堂宣布为终审判决。列席旁听的三农学生会会长黄人祥等当场为受害的女方鸣不平，揭露骆通贪赃枉法，使骆通狼狈不堪。事后，骆通不但诬蔑学生的正义行动为“不守本分”，而且扬言要逮捕学生。这样一来，激起三农师生的更大不满。在校长沈子修、学监桂月峰的实际支持下，三农师生发起“驱骆行动”，同时通电六安旅省同乡会和同学会求援。
此时正值暑假，六安城关各校学生大批离校，又由于骆通的恫吓和分化，使“驱骆运动”受到阻碍。正当工作艰难之际，杨溥泉和旅省同学许继慎、胡苏明、王逸常、宋伟年、周范文等接到三农学生会的求援电，立即赶回六安，投入“驱骆运动”。他和三农学生会的翟其善、黄人祥、桂尊夏、刘月舫、张月潭等以及旅省归来的同学一起，住进城关第一高小，加强与各校之间的联系，争取豪绅弟子(当时称为“小胡派”)参加，同时深入工农和城关商民进行宣传。由于杨溥泉和全体同学出色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终于将六安城关的工人、商民发动起来。在城关人民尤其是工人群众的支持下，杨溥泉和回到六安的旅省同学会同学及三农等校学生一起，冲进县衙大堂，砸了公案和“肃静”、“回避”牌，将躲在后堂的骆通痛打一顿，架出东门，令其离境，不准再回六安。
骆通被逐出六安后，仍然贼心不死，企图卷土重来，蹂躏人民。六安学生闻讯，即组成队伍分别在东、南、西、北四门把守，严防骆通回任。杨溥泉参加把守东门的队伍，因为东门是赴省赴肥的必经之路，因此，把守东门的任务最重，杨溥泉也更认真负责，受到人们的称赞。经过数十天的斗争，骆通终于不敢再回六安，六安人民的“驱骆运动”取得完全胜利。
“驱骆运动”以后，六安的民主空气进一步高涨，在短短几个月内，又接连驱逐和撤换了四任县知事，一时成为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美谈。杨溥泉为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出了大力。
1922年，北洋军阀倪嗣冲、马联甲在安徽利用武力和金钱收买选票，妄图控制省第三届议会选举。杨溥泉在省会各公团选举澄清团的支持下，参与怀宁县(当时县治在安庆城内)反对贿选的斗争，迫使地方审判厅宣布怀宁县选举无效。杨溥泉在这场斗争中英勇无畏，表现突出，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其后，他还参与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斗争。
由于杨溥泉反对军阀政府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斗争性强，因而遭到军阀政府的嫉恨。1922年秋，他被迫辍学离开安庆，到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以下简称“二农”)继续读书。1924年春，倪、马势力又在芜湖企图加害于他，杨溥泉遂随同窗好友许继慎一起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旁听。
在上海大学，他接触到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研究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眼界大为开阔，思想觉悟有了提高。从此，他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的斗争。
不久，黄埔军校招生。上海大学党组织选派杨溥泉等一批青年前往投考，初试即被录取。按照中共广东区委规定，凡投考录取的黄埔军校学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一律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录取后，他即到上海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领取旅费，再乘船经香港到广州，由中共广东区委派人联系安排。经过复试入校，共产党员编成小组，杨溥泉与许继慎、王逸常、唐际盛等编在一个小组，与曹渊同编在第三队。这时，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支部，还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杨溥泉既是中共黄埔军校支部的骨干分子，又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跃分子。为了维护国共合作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他不遗余力地向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
当时国民党右派在黄埔军校的一个“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跳出来，说什么国共两党既无“共信”，又无“互信”，共产党员不必跨党，应该分开。杨溥泉当即给予有力的回击，他说，三大政策是孙总理亲自定的，就有“共信”。国共两党都拥护三大政策，就有“互信”。如今孙总理尸骨未寒，你们就制造种种借口，妄图否定孙总理一生的革命经验，还口口声声自称是孙总理的忠实信徒，不知你们有何脸面去见孙总理的陵寝!这个右派分子被驳得瞠目结舌，在周围同学的一片嗤笑中狼狈而去。
杨溥泉在黄埔军校的革命活动，也为敌人所注意。1935年，刘天在《社会新闻》第10卷第7期的《现代史料及人物印象》的专栏文章《赤黄埔系的形成与没落》中说：“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时候，……在区军委周恩来的领导下，建立了第一个黄埔支部。第一个黄埔支部的书记是蒋先云，宣传干事是王逸常，组织干事是杨其纲，候补干事许继慎与陈赓。其余如李之龙(中山舰事变主角，其后脱离共产党)、刘仇西、黄锦辉、伍中豪、杨溥泉、卢德铭等，也都是第一期的CP活动分子。”由此可见杨溥泉在敌人心目中的分量。
1924年11月，杨溥泉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被派到教导一团当排长。1925年2月，第一次东征时，因功升任连党代表。同年10月第二次东征，在攻打惠州城时再立战功，旋即被调回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组织科组织员。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被迫全部退出，由周恩来收容集中于广州郊外的大佛寺举办训练班，杨溥泉这时也在该班受训。在训练班期间，他聆听了周恩来、陈延年、苏兆征、阮啸仙、恽代英、沈保同等的报告，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都进一步的提高。之后，被派放汕头任工人纠察队大队长。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杨溥泉坚决反蒋。当时，他升任某师副团长，随东征讨蒋军来到九江。7月下旬，叶挺、贺龙等部由九江开往南昌，准备举行起义。在滞留九江期间，杨溥泉为了保密和安全，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他已由武汉到达九江，在九江做生意，缺乏“盘缠”，但本人精神和身体都很好，请家人勿念。当部队向南昌开进前夕，他又给家人写信说：“盘缠”已经解决，尽可放心。这是杨溥泉在牺牲前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
8月1日，杨溥泉率所部参加南昌起义。5日，起义军主动撤离南昌，沿赣东山地，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向南挺进。18日，到达瑞金县属壬田。19日，进占瑞金县城。24日，攻打会昌，缴获甚多，28日返回瑞金。9月1日，部队从瑞金出发，绕道福建向潮汕进军。当翻越武夷山时，杨溥泉在部队中大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并为体弱有病的战士背枪。9月3日，起义军到达汀州。9月14日，进入广东境内，占领韩江上游大浦、松口、三河坝等地，前锋直指潮汕。9月23日，占领潮州，次日占领汕头。
起义军占领汕头后，周恩来即派杨溥泉率部分兵力到潮州协助农民军打击地主民团。战斗中，杨溥泉不幸被枪弹击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
杨溥泉牺牲后，起义军和当地工农群众为他举行了简单而庄严的安葬仪式，遗体被安葬于汕头一座庙后。
1957年，六安县人民政府追认杨溥泉为革命烈士，其遗孤——女儿杨绍芬享受烈属待遇。
杨溥泉的一生是短暂的，却永垂青史。他那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为振兴中华而献身的赤子之心，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共产主义信念，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崇高品质，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留芳百世，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