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生于1900年，自幼父母双亡，成为孤儿，后来被徐州外国基督教会办的教养院收养长大，又上了半工半读的教会中学。帝国主义分子满以为通过抚养教育，可以培养出一群俯首帖耳、惟命是从的教徒，作为他们侵略中国的工具。然而，吴可的成长却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在所谓的教养院里，吴可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在精神上麻醉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亲身受到这些“慈善家”们许多难以言状的虐待，因而内心里蕴积着莫大的愤慨和反抗。辛亥革命后，光复军途经徐州，将教会中的孤儿带至南京，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授意南京政府内政部设立孤儿院收养。从此，吴可在这里读书，直到中学毕业。
五四运动前夕，在友人资助下，吴可专程赴北京，以官费考入中国大学。在这里，他一面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一面走入社会，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当时，已经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经常在《晨报》《新青年》以及《每周评论》上发表抨击时弊、提倡改革的文章，使吴可从中开阔了视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对外称为俄文补习班)，吴可是小组较早的参加者，所以同李大钊的关系十分密切。1920年2月，宿县学生王香圃(后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纪委副书记、山东省政协常委)到北京，就是由吴可介绍面见李大钊并汇报宿县学生运动情况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吴可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在同学中进行革命宣传，并多次组织以反对封建教育为目标的学潮，配合工农群众开展反封建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与此同时，吴可还联络宿县在北京各高等院校读书的学生，组织成立安徽宿县旅京同乡会，每逢星期天或晚上，在北京凤阳会馆学习共产主义理论。1923年暑假，他回到宿县，联络在外地求学的暑假回乡青年学生，组成宿县旅外同乡会，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宿县一带影响很大。后来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有不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事业的骨干。
1924年秋，香山枫叶正红。吴可受党组织委派，来到香山脚下的慈幼院。
香山慈幼院设立于1919年，由下野的内阁总理熊希龄督办并自任院长。在院的600多名男女儿童，他们外无亲友送来的欢愉，内有封建教育的桎梏，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慈幼院只要求孩子们具有谋生的技能，至于国家社会的生存发展，个人的理想和前途，都不容过问，更谈不到让孩子们起来向黑暗势力作斗争。吴可到这里的任务，就是在学生中宣传革命，启发他们的觉醒，让他们从冷酷阴森的封建樊笼走向震撼世界的战斗天地。
香山慈幼院附设的男子中学，有吴可在南京孤儿院的三位同学。首先接待他的是那三位同学的班长胡健(曾任丹东师范专科学校校长)。由于吴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两人很快就熟悉起来。其他一些同学围上来听吴可讲话。虽然当时他们对吴可所讲述的革命道理还不甚理解，但总觉得他知识渊博，见闻丰富，谈吐风趣，吸引力强，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从此以后，吴可成了慈幼院的常客。他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同学们中间，耐心地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到1926年暑假，吴可在这所中学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发展工作。当胡健得知吴可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时，积极要求参加革命。吴可亲切而郑重地对他说：“你要做革命工作吗?可以的，等你考上大学再说。”同年秋，胡健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吴可便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党，并开始在吴可领导下从事青运工作和工运工作。后来胡健在谈到吴可时说：“我们慈幼院能有一大批同学加入共产党，参加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的行列中，岂非吴可同志的启迪引导之功么!”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勾结起来，到处搜捕革命者，李大钊、吴可等主要领导均在通缉之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吴可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由于吴可坚持不懈的努力，先后在香山慈幼院建立了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在北京农学院、法政学院、中国大学及电话总局、财政部印刷厂等处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同时，在李大钊的倡议下，他还来到北京郊区卢沟桥一带，建立开展农民运动的宣传据点。
1926年3月底，为了暂避军阀当局的监视和搜捕，李大钊和吴可以及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公使馆西院的兵营里。但是，公使馆门前仍有伪装成拉洋车工人的敌侦探，一见有人从公使馆出来，就跟踪而上。在险恶环境的，中共北方区委仍然通过种种办法，与北方各地的革命组织和革命同志保持联系。沉寂多年的兵营，一时成为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到这里联系工作的，最多曾达到二三百人。有时日夜都有同志化了装，躲过敌探的监视，前来请示汇报工作。一些进步青年以至大学教授，也前来求教。吴可协助李大钊对前来联系的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7年4月，时令已入初春，而北京的政治气候，则令人感到寒冷阴森。在此之前，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自称为安国政府“大元师”，在北京袍笏登场。这个出身于东北深山密林中的“红胡子”，自清末混迹军旅，割据称雄，几十年的官场角逐，使他练就了一套观察风云、翻云覆雨的本领。当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击破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诸部，进军长江下游，特别是日帝国主义叫嚷中国“赤化”时，张作霖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同时取得将来与南方谈判议和的对等地位，所以就职伊始，即以“反赤”、“讨赤”为标榜，抢在蒋介石之前，扮演反共急先锋。在他的反动统治下，安国军总司令部和京师警察厅昼夜出动大批军警和密探，在北京城内外到处缉拿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时的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敌人的垂死挣扎，使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机关的处境愈来愈为险恶。吴可感到公使馆并非绝对安全之处，因为奉系军阀出于反动本性，不会遵守外交惯例，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人员也不会阻止反动军警进入苏联使馆，所以必须改变目前的处境，另行开创局面。经过充分研究，吴可在一天深夜，告别李大钊，走出苏联公使馆，打算回到报子胡同一个秘密住所去。
死一般寂静的寒夜，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吴可悄然前行，当走到报子胡同住所的门口时，停了一下，用警惕的目光扫了一下四周。借着昏暗的路灯，他发现不远处有几个影子正向他这边移动。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使他立即意识到这里跟踪而来的侦探。吴可镇静地闪进大门，迅速走进大院内的一户人家藏了起来。几个侦探匆匆跑来，向大门口窥视，只见院内房屋参差不齐，约有十几户居民。侦探因为没有看清吴可进的是那间房子，加之胆小心虚，不敢贸然进去搜查，只好隐身在大门对面的树下守候，并在胡同两头派人巡查。
天亮以后，侦探仍未撤走。吴可为了摆脱险境，就请房东的一位老人到北师大找胡健设法解救。胡健得知情况后，思虑再三，终于想出一个金蝉脱壳的妙计。
傍晚时分，胡健来到张学良在北京开办的“讲武堂”里找到一个叫李炳国的青年军官。此人跟胡健是中学同窗，为人正直豪爽。经过商量，李炳国借口请了两个小时的外出假，胡健雇了一辆黄包车给他坐上，自己则骑自行车跟随，一同来到吴可住处的大门口停下。这时天已黄昏，还下着蒙蒙细雨。胡健让黄包车夫在门外等候，自己引着李炳国走进吴可的房间，按照胡健的安排，吴可迅速穿上李炳国的军装，随即出门登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安全离去。胡健同来时一样，仍旧骑车跟在后面，出宣武门，经过下斜街，穿过慈祥印刷厂，来到少年罪犯教养院的一位朋友家中。过了半小时，李炳国也穿着长袍马褂从容到来。次日清晨，吴可坐上胡健为他预先雇好的黄包车，由外城出彰义门，绕弯路到燕京大学。
那时，燕京大学完全处于敌人的严密监视之下，到处都有密探的眼睛，地下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为了改变不利情况，坚持隐蔽斗争，吴可决定把活动地点转移到碧云寺内。
碧云寺在香山东麓，从山门至山顶共6屋院落，层层殿堂，依山而起，松柏参天，浓荫蔽日。沿着寺中大殿向罗汉堂去的过道旁，有一间很不显眼的小屋，里边住着北师大一名叫王海镜的法文教员(此人后来到法国留学，在希特勒的法西斯军队占领法国时，先被投入集中营，后来失踪)。他那时负责党的一个支部的工作，同时又是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分部负责人。因为这间房子窄小陈旧，不被外人注意，因而成了一个开展革命活动最理想的地方。
一天下午，碧云寺游客如云。吴可在王冶秋的引导下，随游客走进罗汉堂后，闪进王海镜的那间房内。王海镜随即将里面的一个套间打开，只见里面堆满了玻璃家具，没有一点空隙，三个人好不容易收拾出一块地方，用几只破椅子搭成了一张床，凑了两条被褥，在原来的窗纸后面又糊上一层用墨汁涂黑的报纸，并用家具挡上，成了一间不见天日的小黑屋，吴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
就在吴可到来不久，碧云寺中忽然多了一个胖大的“和尚”，还经常看到不少面目生疏、贼眉鼠眼的人，混杂在游客之中，并不时在殿堂内外窥探。在这种情况下，吴可只能整天呆在小屋里，白天，王海镜去上课，像往常一样，把外屋门一锁就走了，这时吴可将套间的门打开，利用透进的一点光线看书、看报。王海镜回来时，总是悄悄地带回一点咸菜和几个烧饼，给吴可充饥。王冶秋往往在夜深人静时，来到吴可的住处，报告在外面听到的各种情况。吴可则根据情况向他布置工作，并要求他在附近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积极做好响应北伐的准备。
就在吴可隐藏于碧云寺期间，北京的党团组织正遭受着巨大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血溅荒野；更为严重的是，以李大钊为首的领导机关与外界完全隔绝。吴可几次试图打通这个关系，都没有结果。
一天，王冶秋忽然从城里带来消息：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4月6日清晨，出动数百名军警，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德，悍然包围并搜查苏联公使馆，将李大钊等20位同志捕去。根据这个情况，吴可连夜召集附近党组织负责人开会，研究应付突然事变的措施，并设法了解李大钊等人的下落。
过了几天，陆续有消息传来：李大钊正在受着严刑拷打和折磨，但他立场坚定，宁死不屈，在法庭上宣传共产主义，弄得敌人都害怕“过堂”。吴可被这种革命正气深深激励，更加坚定了斗争的信念。
1927年4月28日，在人民群众的社会舆论的谴责声中，奉系军阀张作霖悍然杀害了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
吴可看过王冶秋带给他载有李大钊等人牺牲消息的报纸后，悲痛交加，半晌说不出话来。他的眼睛里喷射出愤怒的火焰。
“一定要报仇!我们一定要报这血海深仇!”吴可几乎大叫起来。过了一会，他抹去眼泪，望着李大钊的遗像，带领大家举起手立下誓言：
“大钊同志，我们一定要像你一样，斗争到底，流尽最后一滴血!”
第二天，吴可就急于进城，寻找被破坏的党组织。下午，游客众多，“胖和尚”正在睡午觉。在王冶秋的帮助下，吴可化装夹在游客中间，离开了碧云寺。由于敌人搜捕甚紧，他不得不到天津暂避几天，然后回到北京。不久，新的中共北京市委建立，吴可接通了关系，继续在市委的领导下，担负恢复和整顿党组织的重任。
这年6月，吴可接受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准备成立一个以家庭作掩护的地下机关。接受任务后，他派胡健寻找合适的地点并购买家具。开始，他在协和医院后面一个僻静的胡同里租了一座独门独户的两间小楼；不久，又迁到东城吉兆胡同8号。按当时北京居民的习惯，租房子必须有家眷。再说，一个家庭没有家眷，时间长了，很容易引起敌人怀疑。这个问题一时颇费踌躇。后来，经胡健介绍，一位名叫乐懿的女大学生来到吴可身边。
乐懿是知名人士景梅玖先生(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长，曾被北洋军阀通缉流亡日本。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病逝)的养女，原籍江苏徐州，中学时代在香山慈幼院师范就读。在该班任教的张涤岩老师是慈幼院的党支部书记。乐懿在校期间，学习刻苦，思想进步，由张涤岩和另一位叫陈璧如的教师介绍，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党的组织。胡健在慈幼院就读时与乐懿相识，深信她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同志。如果乐懿肯担负这个任务，在政治上是非常合适的。但是要一位少女来充当名义上的妻子，这需要有冲破封建礼教的勇气。胡健对这点没有把握。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了乐懿。此时乐懿和另一位女生李芙蓉考上了朝阳大学，正要进城就读，当胡健说明来意后，乐懿和李芙蓉俩人慨然依允，随之就与吴可住进了吉兆胡同8号的秘密机关。乐懿与吴可以夫妻名义在一起生活、工作。
为了恢复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吴可昼伏夜出，到处奔走活动，遇到特别不方便的地方和急需白天处理的事，就由胡健找乐懿送信联系。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多不在北京，过去靠单线联系的同志也很难找到，因此，工作的开展很困难，他两天没有回来，大家都很为他担心。原来，他在燕京大学召集积极分子开会时，被警察发现抓去。吴可沉着应变，加上该校地处京郊，警察都不认识他，被拘留三天后，才从虎口脱身。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乐懿一边读书，一边协助吴可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生活，使得两人的感情一天天加深起来，不久，乐懿真正成了吴可的忠实伴侣。
随着党组织在学校中的恢复和发展，吴可成了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时而城内，时而城外，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衫礼帽，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青年学生运动之中。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消息传到北京，吴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亲自把这个消息向各个学校的学生进行宣传。当他来到北师大时，被专门负责监视行动的警察认为形迹可疑，又一次被抓去查问。由于在场的警察没有一个认识他，又没有问出什么结果，只好把他放了。吴可第三次虎口脱险，继续战斗在各高等学校之间。
金色的秋天，香山枫叶红似火，野果飘香。在卧佛寺后面的山坡上，来自朝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学生，三三两两地坐在草坪上，有的看书、有的写生，实际上这些青年学生在进行组织活动。不一会儿，装成学生模样的吴可来到他们的面前，他们立即围坐在一块儿。吴可向学生们作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鼓励他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积蓄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吴可的报告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大钊牺牲后，中共北方区委的工作由王荷波主持。在敌人的刺刀和无数先烈的鲜血面前，北方区委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决定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因此，吴可在加快发展组织的同时，积极做好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
八七会议召开后，中共中央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的决议，派人及时传达到各地。北方区委按照决议的精神，拟定了武装暴动计划，并任命吴可为暴动总司令；同时秘密成立了北京市总工会，任命吴可为工会党团书记。接受任务后，吴可着手组织暴动大队，绘制暴动区域图，草拟北方区委实施暴动的通告，为暴动做好充分的准备。
10月15日，北京市总工会派出的工人董建中，在西直门散发传单时被敌巡警发现，跟踪到西单藤牌营4号工会机关。工会会长赵全林被捕叛变，供出北方区委、军事委员会、北京市委等秘密机关。敌人先后从上述机关捕去王荷波等17位同志。吴可当天到汇文中学开会，归途中被敌人发现，跟踪而来。当他回到住处，准备参加王荷波召开的会议时(他不知道王荷波已被捕)，敌人破门而入，将他捕去。他受到秘密审讯后，于11月11日凌晨3时，被害于北京安定门外剑垛西边。年仅27岁。
噩耗传到了碧云寺中学党支部，同志们无不深感到悲痛。尤其是王冶秋，他忘不了和吴可在一起战斗的日日夜夜。为了悼念18位烈士，就在吴可曾经住过的那间小屋中，为18位烈士举行了追悼会。与会同志拭泪发誓：“我们一定要为死者报仇，我们一定要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