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刺横，1900年出生在广东省廉江县良洞区南溪村，父母为他取了一个文雅的名字“稚衡”，希望他继承祖辈的事业，潜心学术，学有专长。他祖父是清代举人，家有藏书甚丰的藏书楼，父亲悉心研究数学，造诣颇深。稚衡也从小就立志钻研公路建设和山林垦植，打算用自然科学知识建设祖国。然而，外面的世界太喧嚣了，革命的浪潮一浪接一浪，直涌他心底，使热血方刚的江稚衡心潮澎湃不能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攻读科技书。他放下手中的书卷，走出房门，组织少年儿童聚集在他家的藏书楼前，教他们唱《农民苦》《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他们用略显稚嫩的笔画漫画、写标语，张帖在村子里群众聚集的地方。当年祖父熟读经书、求取功名的藏书楼，成了他宣传革命的小阵地。胆小怕事的族长劝他遇事要小心，不要冒风险，村里的地主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咒骂他“逆天背地”、“无法无天”，乡亲们则称他为天不怕、地不怕的有作为的青年。在这世事纷纭的年代里，江稚衡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时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广州成为革命的中心，北伐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形势一片大好。江稚衡感到，投身到革命的浪潮中，比潜心钻研技术更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也更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因此，他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
1925年春，大地尚未全从沉睡中苏醒，江稚衡已早早赶到了廉江县城，那里的革命气氛正浓，他哥哥就在国民党县党部任党务委员。兄弟相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哥哥听到稚衡说：“跟你干革命”时，做哥哥的既高兴又担忧，他对年幼的弟弟说：“干革命是难免要被杀头的，你怕不怕?”“不—怕—”稚衡的声音是那样坚定。不久，他当上县党部的宣传干事。
当时刚成立的进步组织“廉江青年同志社”以及“廉江县学生联合会”根据形势的需要成立了宣传队，艺术修养甚好的江稚衡成了其中的主要成员。不久，该宣传队改为“中山剧社”，江稚衡担任编剧人员。他们组织上演反映农民运动的戏剧，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也编演反对虐待妇女、包办婚姻的戏剧，号召广大妇女为争取人身自由、婚姻自主而斗争。有时，也以官场的丑恶现象为题材，揭露反动当局的黑暗与腐败。这些戏剧常常取材于现实生活之中。一次，廉江县一个姓邹的女子到法院要求与当理发工人的丈夫离婚，法官看中了女子的美貌，便把这个女子叫到家里帮她编造理由，然后开庭判决离婚。邹离婚后，法官把她接纳为妾。丑闻传出，群众哗然。江稚衡对此非常愤慨，他与关泽恩、李雄飞等编剧人员合作，编写了《水上警察》一剧，揭露官场的无耻与腐败。该剧演出后，法官恼羞成怒，勾结县府，下令禁演。江稚衡和其他演员们面对荷枪实弹的敌人，毫不畏惧，坚持演出。敌人也无可奈何。江稚衡所在的中山剧社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而他在斗争中也日臻成熟，1926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表达他冲刺强横、与反动势力势不两立的决心，他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刺横”。
除了演出之外，江刺横还与李雄飞等人组织群众反对封建迷信、驱逐外国传教士等活动。江刺横的行为得到党组织的赞赏。1926年5月，他奉命到北海市筹建中共党组织和国民党北海市党部。
当时的北海，是帝国主义、封建官僚和反动军阀的天地。1876年9月，腐朽的清政府与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使北海被迫开放为帝国主义的通商口岸，列强的势力像潮水般涌进来，他们设领事馆、立教堂、办学校，进行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广大人民身受三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江刺横到达北海后，首先找到了广东省农协派到这里搞农运的中共党员苏其礼，又与其他革命同志奔走策划，于7月11日成立了国民党北海市党部，并担任执行委员。接着，他又与苏其礼、李雄飞、简毅等人一起建立中共北海组织，亲任党组织负责人。
组织建立后，江刺横就马不停蹄地深入到工厂、码头、商店，与工人群众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心声，并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当时北海有十多个基层工会，江刺横经常往来于其间，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在他的串联组织下，同年10月，北海市总工会成立。从此，北海工人有了统一的领导，也有了统一的行动。总工会成立伊始，工人们就展开了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学联、妇联、农协等组织也积极举行了宣传革命的大游行。一时间，北海市的大街小巷沸沸扬扬，革命气氛异常浓烈。有一次，英国教会学校校长因一名女生在中国人办的女子学校留宿一夜，宣布将那名女生开除。江刺横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发动学生提出强烈抗议，向学校提出四个条件：1撤销对该生的处分，让其复学；2取消圣经课；3不得强迫学生做礼拜；4对曾践踏过中国国旗的无礼行为公开道歉，向中国国旗行三鞠躬礼。并限校方在24小时内答复。校长无视学生们的正当要求，十分骄横地拒绝答复。江刺横忍无可忍，即率领学生举行游行。队伍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反对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等口号，高唱《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浩浩荡荡地走过圣公会礼拜堂、贞德女子学校、华文学校以及教会学校校长的住宅，还到驻北海的外国机构门前示威，各界群众也纷纷起来支援，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学校被迫答应了学生们提出的条件。11月，江刺横与市总工会负责人钟辉廉、潘国鼎等人一起发动学生和群众，捣毁各个庙宇的菩萨和神像，并在三婆庙的正殿上挂起列宁与孙中山的像，将市总工会的办公地点迁移到此。
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引起了土豪劣绅、封建势力的憎恨，他们视之如洪水猛兽，企图镇压它、扑灭它。于是，他们联名告到市政筹备处，诬蔑这是大逆不道。该处的专员陈椿熙正是封建顽固势力的代表，他早已对群众运动怀恨在心，借此机会，他下令逮捕了4名工人纠察队成员。这一举动，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江刺横决定组织群众发起“倒陈”运动。他列举了陈椿熙十大罪状，通告全省；同时，通过总工会，发动全市罢工、罢课、罢市，强烈要求撤销陈的职务。对于群众的要求，反动当局全然不放在心上，陈椿熙也依然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见罢工罢课无效，总工会又举行了全市一万多人的示威游行。面对群情激愤的游行队伍，陈椿熙被吓破了胆，赶忙躲进驻军十一师师部寻求庇护。江刺横又率队伍前往，把十一师部团团围住，愤怒的群众高呼“打倒陈椿熙”、“释放工人纠察队队员”、“取消苛捐杂税”等口号。这次“倒陈”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终于迫使陈椿熙下台。
江刺横抱着一心为群众的态度，依靠群众的力量，开展了一场又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且都取得了胜利。事实说明，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人民群众是最可靠的革命生力军。1927年3月，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惨案”。消息传到北海，国民党右派力量趁势接管了北海市党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纷纷被排除出去，亲朋好友劝他暂时离开北海，躲避一下风雨，他却坚定地说：“我们虽然交出了市党部可还领导着工会，我们照样可以同敌人进行斗争。”他毅然坚持留在了北海。过了一个月后，不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此同时，军阀张作霖在北京也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不幸被捕，慷慨就义。江刺横意识到反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于是召集紧急会议，制订应变措施，并由工会赶制600把大刀，准备武装暴动。革命的力量和反革命的力量都在悄悄地行动着……4月23日，敌人突然包围了党组织机关——肖我照相馆，同时被包围的还有市总工会和一些革命同志的家，江刺横等一批共产党员不幸被捕。
为了能收买江刺横，获取共产党的情报，敌人特别安排江刺横的堂兄江如担任审判官。江如在审判厅设宴“招待”江刺横，并以高官厚禄利诱、收买，企图劝说江刺横与其同流合污，但江刺横嫉恶如仇，毫不为之所动，愤怒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并飞脚踢翻满桌酒菜，几个士兵迅速冲上前去，将江刺横刺伤，鲜血染红了衣裳。江刺横毫不畏惧，大义凛然。江如尴尬不堪，草草收场。在以后的几天里，江如仍不死心，又到监狱劝说江刺横。江刺横怒目以对：“革命到底，誓不回头，革命者不知有自首这回事!”软的不行，敌人便对他施以酷刑。可是，敌人哪里知道，革命者死都不怕，何惧酷刑?任凭敌人施尽伎俩，仍然一无所获，便密谋对江刺横等人下毒手。江刺横也深知自己会遭到敌人杀害，便充满豪情地给组织写了一封绝笔信，信中说自己“为党捐躯，为民献身，死而无愧”，并勉励革命同志“齐奋起，革命得胜，死者欢欣。”
5月3日，即大逮捕后的第10天，敌人在西炮台刑场挖好埋人大坑，狡猾的敌人害怕我地下党人员在路上劫人，在审判厅至刑场的路上设岗放哨，戒备森严。然后，突然来了个声东击西。在宣布江刺横等人的“罪状”后，立即将他们押到审判厅对面的海滩上枪决。江刺横等革命志士的鲜血，染红了这片大地。然而，先烈们的鲜血没有白流，20多年后，在他们热血挥洒的土地上，终于开出遍地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