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际飞，湖南省湘乡县梓门乡人(今双峰县千金乡)，1903年3月13日生。读小学时，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即剪掉辫子喊着要革命。1921年小学毕业后，到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不久，转入长沙兑泽中学。1922年1月在校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龚际飞在兑泽中学就读时，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的洪流。1923年在为收回旅大而发动的反日斗争中，长沙发生了“六一”惨案。他积极带领学生宣传队奔走呼号，声讨日军的暴行。他还参与组织了为“六一”死难者举行的湖南各界追悼会，同各团体负责人一道向省公署请愿。这年夏天，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改选时，他被选为省学联委员。随后，他作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出席了全国学联在上海举行的反日爱国动员大会。不久，经中共湘区区委和全国学联的推荐，他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
龚际飞在学习期间，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并经蔡和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他曾作为上海大学的党员代表，出席中共上海区执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与王基求、邵力子、恽代英等编在第六小组，并被选为小组长。
1924年夏，龚际飞在上海大学结业回到湖南，以《通俗日报》记者的身份，利用报纸宣传国民革命。同时积极参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筹建工作。1925年5月，国民党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秘密召开，选龚际飞为省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兼省党部宣传部长，后改任青年部长。不久，他又被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执委，与夏曦、陈佑魁、萧述凡等组成宣传委员会，负责全省团的宣传教育工作。他经常到一些学校去讲课，所得酬金，全部上交作为团的活动经费。之后，他被派往衡阳任团地委书记。
在赴衡阳任职途中，龚际飞顺道回家与彭翼云结婚。至今家乡还流传着他结婚时作的一副对联：“际天比翼，飞龙乘云。”他把俩人的名字分别嵌入对联上下句的两端，犹如缀玉编珠，既表达了他们伉俪深情，又抒发了革命壮志。人们颂为美谈，流传至今。
龚际飞到衡阳后，立即着手整顿组织，召开了衡阳地区团员大会，改选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代号“岳恒”)。他与执委分头帮助整顿9个基层团组织，同时加强了团地区执委与其他群众团体的联系，如选派团员到衡阳爱国励进会、湘南学生联合会、雪耻会等团体去开展工作。龚际飞很重视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除每周召开一次执委会外，他经常深入学校、厂矿，具体指导基层发展团的组织，培养吸收先进青年入团。这一年冬天，衡阳地区的团员发展到140多名。他举办新团员训练班，亲自授课，以提高团员的思想素质，动员团员做好迎接北伐军的准备工作。
1926年4月，中共湖南区委派何叔衡、夏曦到衡阳争取唐生智参加北伐时，龚际飞以国民党省党部执委的身份，常去唐的军营交谈，促唐向广东国民政府靠拢，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
6月，中共湖南区委调龚际飞回省城工作。龚际飞与杜修经等人组成新的学运委员会，领导全省的学生运动。8月召开国民党湖南省代表大会，他辞去了国民党省党部青年部长职务，专做湖南《通俗日报》记者工作。不久又兼任省总工会秘书和《工人日报》编辑。12月，湖南省同时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与农民代表大会，龚际飞从事大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他参与起草了中共湖南区委《关于两个大会的宣传提纲》，发表于11月23日的《通俗日报》；还多次撰稿报道大会的有关情况，特别报道了毛泽东专程从武汉赶来向大会作报告的新闻。并及时传播会议精神，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
1927年春，受中共湖南省委的派遣，龚际飞同李维汉、郭亮、夏曦等去省总工会创办的工运讲习所任教。不久，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龚际飞密切注视政治形势的变化，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讲课中着重讲了题为《湖南工人运动当前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他认为：“现在，中国国民革命已经到了一个严重时机，可以说是到中国革命运动的生死关头，领导国民革命的工人阶级，责任是何等重大!”他并提出了四个应注意的问题：一是工人在城市中要铲除土豪劣绅和一切反动派，这些反动分子如果不铲除，革命运动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二是工会工作必须“民主化、集体化、纪律化”。三是在不断的斗争中去训练工人，扩大工人的组织和力量。四是把工人武装起来，“湖南工人不革命便罢，如果要革命，就非武装起来不可。”在当时反革命势力猖獗的情况下，他的这些独到见解，对全省工人运动怎样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与此同时，他还应聘到湖南大学讲课，他在讲课中对戴季陶右派理论的批判引起学生们的极大兴趣。
由于龚际飞工作过于劳累，常常“日不足，继之以夜”，加之身患肺病，因此他的身体日见衰弱。一天，他在照相馆拍了一张全身照。当他看到自己消瘦不已的形象时，信手在照片后题上“不问个人瘦，但祈天下肥”，寄给家里，充分体现了他为革命事业、为人民大众的解放牺牲自我的可贵精神。
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后，龚际飞按照中共湖南临时省委的指示，于当晚离长沙去湘潭，参与组织农军围攻长沙的战斗。这一计划被取消后，他曾潜回家乡，从事地下活动。不久，他重返长沙后，参加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7日，他不幸在长沙福宁里5号被捕，19日在长沙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