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鳌，又名王本施、王半石，1902年3月28日生于湖南省临澧县伏中山下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其父黄茂永目不识丁，受尽富人欺压，因而下决心要让儿子多念些书。黄鳌8岁读私塾，12岁进县立高小。因领悟力强，加以学习勤奋，成绩出类拔萃，曾被老师指定为“小先生”，辅导其他同学学习。因此，他常受学校免收学费的优待。
1920年秋，黄鳌考入长沙甲种农业学校，不到一年即转入湖南省立工业专门学校附属中学。1924年春，他得知黄埔军校在湖南秘密招生，便以好友叶国素资助的6块银元做路费，只身一人来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时，他两次报名，准备如第一次不录取就考第二次。结果第一次考试即中。于是，他把第二次报考的名字让给来不及报名的同乡郑洞国。郑洞国以黄鳌的名字考试也被录取。这样，黄埔军校同时就出现两个“黄鳌”，点名时两人齐答“有”。后来，郑洞国向教官如实以告，才改过姓名来。
进黄埔军校后，黄鳌遵照孙中山先生关于“要做革命事业，就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的教诲，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在课堂上，他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在操练中，能吃苦耐劳，一丝不苟；课外阅读也很勤奋，深夜常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看书。入学不久，他在共产党员李之龙、周士第的帮助下，加入了共青团。1924年7月，又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黄鳌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政治部秘书股主任。1925年2月，黄埔军校组织了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主的青年军人联合会，黄鳌是成员之一。在同国民党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作斗争中，黄鳌曾在《黄埔潮》周刊上发表《黄埔同学应注意的几点》一文，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破坏孙中山扶助农工政策的种种劣迹，号召黄埔同学应把执行孙中山的遗嘱，不仅看成是黄埔同学的事业，还应看成是全中国民众的事业。同年7月，黄鳌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秘书。该军政治部主任是由军党代表李富春兼任的，因而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黄鳌负责。
当时部队中还残存不少旧军人习气，有的官兵不知三民主义是什么。针对这种情况，黄鳌连续撰写了《革命军》、《革命军与反革命军》等文章，向广大官兵阐述国民革命军的性质、任务，及与军阀部队的本质区别，以此向部队进行教育。他还把这种教育同开展部队识字运动结合起来，把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与文化素质结合起来。通过这些工作，使部队建立起良好的秩序和严格的纪律。为此，他还编写了《士兵识字运动课本》、《士兵日课问答》等通俗教材。这些教材形式别具一格，每一课分为两面，一面是图画，另一面是问题。如在一幅要当革命战士的图画的背面，“问：我们为什么要革命?答：要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经过这样的教育以后，第二军官兵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提高很快，部队战斗力也随之提高。如在一次剿匪中，观音街的木商曾送给第十一团二营官兵600元，作为犒赏，而该营官兵坚辞不受，说剿匪是革命军人应尽职责，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
北伐战争中，第二军在江西战场上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军阀邓如琢连吃败仗。1927年春，第二军与第六军沿长江南岸推进，攻占南京。这时，蒋介石叛变的迹象日益明显。一天，黄鳌接到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的通知，要他参加4月12日召集的各军政治部科长以上人员会议。他心知有变，连夜随李富春带领政治部及军部留守人员冒雨离开南京，历经23天到达湖北黄梅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第二军政治部于5月13日在黄梅县城召开隆重的第二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会场上高悬对联，上书：“革命未成功，暴露介石奸谋，赤色疑云真若梦；同志齐努力，继承中山遗训，黄梅时节大招魂。”还有一幅用白竹布画的漫画十分引人注目。当时报纸载，这幅漫画画的是“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买办阶级、孙文主义学会、青红帮等诸色人物，共抬一轿，向反革命路上飞跑。轿中所坐之军官即蒋介石也”。
7月15日，汪精卫叛变反共，宁汉合流。黄鳌离开第二军，奉命并去鄂西参加湖北省秋收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这年冬，他又被中共中央派回湖南，任省委军委书记。他是以上海某教授回湘度假为名，与妻子周梦素(化名周菊华)回到长沙的。当他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会见省委军委秘书陈采夫时，才知道陈与自己既是同乡，又是黄埔同学，真是惊喜异常，倍感亲切。为了骗过敌人，他们以“内兄”、“妹夫”相称，说他来长沙是走亲戚，先后应付了军警的多次挨门挨户的盘查。一个月之内虽然3次搬家易址，但由于秘密来接头的人多，仍引起敌人的注意。有一天，敌人密探突然闯进设在长沙局关祠的军委临时机关所在地，陈采夫和机关人员躲避不及，一些文件和宣传品被搜出，黄鳌和陈采夫以及其他3个同志一起被捕。
黄鳌被捕后，敌人认定他是文件中所署的省军委书记黄鳌，对他严刑逼供。他守口如瓶，坚不吐实，几次晕死过去。而陈采夫因受不了酷刑折磨，供出了党的一些秘密，但保护了黄鳌，坚持说他是来看妹妹的内兄，与案件无关。当敌人发函要求临澧县调查时，黄鳌的同乡好友叶国素通过岳父黄贞元(时任湖南省改组委员会委员)的关系，以临澧县工会改组委员会特派员的职衔赶到临澧，及时压下了县公法团负责人赵伯履等正要发出的《请求把黄鳌、陈采夫处决》电报，使黄鳌的案子得以拖延下来，免遭杀害。
1928年1月，程潜带领西征军与唐生智部作战。唐败退后，西征军陈嘉佑部进入长沙，收缴市公安局和挨户团的枪支，长沙城一时陷于混乱。黄鳌同陆军监狱的犯人于26日凌晨乘机越狱，死里逃生。黄鳌逃出魔掌后，回到阔别数年的故乡临澧，继续投入新的战斗。
临澧县的挨户团头目赵伯履，绰号“赵屠户”。1927年5月24日，他勾结反动军阀，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和农民协会骨干、纠察队员，是一个临澧人民恨之入骨的反动分子。“庆父不除，鲁难未已”，黄鳌与临澧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决心为民除害，惩办“庆父”赵伯履。
黄鳌与党组织研究再三，决定利用县长李道宗和赵伯履之间的矛盾，联李除赵，并采取措施：一是以赵伯履“经常秘密串联，图谋不轨……”告到县里；二是收集赵伯履的罪证，作为宣布罪状的依据；三是由黄鳌亲自找李道宗做工作。李道宗和赵伯履是死对头，和黄鳌是北伐军第二军政治学习班的同学，又在第二军政治部同过事，并且在1926年秘密参加过共产党，后来脱党，到国民党里当官去了。一夜晚，黄鳌突然登门拜访，李道宗既惊又喜，同意一起设法除赵。几天后，李道宗把一叠赵伯履的罪证送给第四师师长王捷俊和副师长谢毅伯，王、谢当即批复将赵伯履等人在“五七国耻纪念大会”上当众处决。
1928年5月7日上午，在临澧县城河对岸沙滩上举行的“国耻纪念大会”警戒森严，主席台上，县长李宗道正襟危坐，面色严峻。挨户团头目赵伯履、邵国恩、蒋英儒、黄陶吾、陈炳勋5人也带着县常备队来参加会议。当穿着白竹布衫的赵伯履刚开口讲话时，第四师的马副官突然下令：“常备队架枪，向前三步走!”在常备队的枪被第四师收缴后，另一部分枪兵冲上台来，将赵伯履等人推下台去，立即枪决。接着，县长李道宗宣布赵伯履等5人的罪状和处决的命令。
赵伯履等被处决后，临澧人民拍手称快。而湘西“清党委员会”的头目和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们却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哪天自己也会落得赵伯履等同样下场。
在临澧为民除掉“五害”后不久，黄鳌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长，军长贺龙，党代表恽代英(因病未到职，由周逸群代理)。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和湘西特委的指示，经红四军到石门一带活动，钳制敌十四军对湘东红军的包围和支援石门南乡暴动。8月25日，红四军进驻石门西北乡的磨市，后转移渫阳区，从事消灭团防武装和开辟根据地的斗争。9月5日，红四军奔袭澧县王家厂大堰一带的反动团防和税务机关。7日，当部队返回渫阳时，不料敌军也跟踪而至。当晚，黄鳌随贺龙住在刘家峪曾家大屋(中共石门县委书记家)。军部虽接到敌人第二天要来进攻的消息，原定连夜转移，因部队疲倦已极，准备等到天明出发。而敌人却绕过岗哨，抄小路来到曾家大屋，包围了军部。第二天凌晨，敌人便向红四军军部猛扑。黄鳌带领警卫人员和游击队抗击2000多名敌军的进攻，边打边退，向后山转移，拟与驻扎在新开寺的红军主力会合。在激战中，黄鳌不幸中弹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