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镜明，又名王敬民，字式谷，号怀奎，1867年出生于江西省铜鼓县幽居乡幽居村一户农民家庭。王镜明的父母勉强送他读了几年私塾，但终因经济困难未得深造。王镜明辍学回家后，虽然身在田间，日复一日的躬耕劳作，但由于知识的启迪，他并没有放弃学习，而是一面跟着父亲耕田种地，一面坚持读书写字。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不出几年，王镜明就成了幽居山里一个颇通文墨的“秀才”。
文化知识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使王镜明对封建制度的黑暗统治和社会的落后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农村劳苦大众没有文化受人欺压的痛苦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当他步入中年以后，便毅然倡议地方办学，决意要用知识来唤起青年的觉醒，让子孙告别愚昧，走向文明。由于他的努力和民众的积极参与，很快筹集了资金，修建了校舍，聘请了教师，办起了一所面向社会、服务民众的学校。王镜明为该校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养正学堂”。意在培养人才、弘扬正气。王镜明作为办学的倡导人，在乡亲们的推举下，他担任了学堂的首任校长。王镜明尊师重教、爱生如子，如遇穷苦人家的孩子缴不起学费，他不但自己倾其所有，而且还设法组织募捐给予资助，使那些特别困苦的穷人子弟也有机会读书。由于王镜明办学有方，教职员工尽责尽力，“养正学堂”越办越好，声名远扬。修水、平江等地的青年也慕名前来求学，并从这里毕业考入了武汉、南昌、九江等地的高等学府深造。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朝政更迭，社会动荡不安，阶级斗争日益激烈，封建帝国覆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王镜明的良知一次又一次受到震动。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在铜鼓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王镜明欣喜地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饱经沧桑的王镜明开始萌生了投身革命的愿望。当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在铜鼓城乡掀起时，王镜明一时好像年轻了几十岁，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在县农民协会执委、第七区农民协会会长李建康的引导下，王镜明积极投入农民运动。他不畏辛苦，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宣传革命道理，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成立农民协会，惩办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幽居是个远离都市、田少山多的穷山僻壤，在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农民灾难深重，苦不堪言，革命的要求非常迫切。在王镜明的热心鼓动和号召下，幽居农民协会于1927年春成立，王镜明任会长。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铜鼓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在蒋介石之流的江西代表周培德的指使下大搞所谓“清党”的反革命活动，破坏工农运动。6月4日，铜鼓的反动派公然捣毁了县党部和县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的骨干遭受迫害，王镜明亦被地方豪绅王吉昌等诬控为聚众闹事、扰乱治安的祸首，报告县政府捉拿他。王镜明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光明磊落，仗义无私，毅然赴县衙论理，可县官专横地将他投进了监牢，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
王镜明出狱后，他坚信人民革命事业必然胜利，反动势力必然灭亡。听到毛泽东等在湘赣边界举行秋收起义，他欣喜若狂，斗志愈坚，在武装斗争旗帜的鼓舞下，又开始了新的奋斗与抗争。
1928年春，王镜明经叶祥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党的革命事业。当时虽已年过半百，他老当益壮，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地深入群众，串连亲友和进步工农，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介绍边界的革命斗争形势，提出成立工农武装的主张。王镜明在幽居一带享有很高威望和很好的群众基础，人们还常常互相鼓励：“镜胡子(群众对王镜明的俗称)都带了头，我们还有什么搞不得的，革命是正经事，搞得!”鉴于群众觉悟的提高和斗争的需要，不久，王镜明便与儿子王季民和柏树的农会骨干王翰垣等人组织成立了一支工农革命武装——梭标队，并开展打土豪斗争。一次，王镜明等人带领梭标队去柏树村惩处大土豪王吉昌，这个狡猾的家伙闻风而逃。为了震慑敌人，鼓舞群众，扩大影响，王镜明和梭标队员便把王吉昌家的一条看家狗抓起来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写着王吉昌的名字，让狗代其主子游乡示众。广大群众见状无不拍头称快，土豪劣绅传闻，惶恐不安。
为了加强党对群众斗争的领导，中共平江上东特委决定即在平江铜鼓边界的里半天成立由上东特委直接领导的特别支部，由王镜明担任支部书记，负责里半天至沙洲头、柏树、幽居一线党的组织发展和革命宣传鼓动工作。经过王镜明一番努力，不久便在棋坪的双坑、柏树、幽居、祖庄等地成立了五个秘密党支部。为了保密和工作联络的方便，王镜明还将五个支部冠以人名代称，即：一支部叫周则普；二支部为徐罗天；三支部称吴楚共；四支部叫汤武革；五支部为应天命。
1928年4月，中共铜鼓临时县委成立。王镜明改任中共铜鼓县委委员兼巡视员。
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组织发动平江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铜鼓后，穷苦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王镜明敏锐地感到边区人民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他更加精神抖擞，工作充满了无穷的力量，经常拄着拐棍，不辞艰辛走村串户，奔波往返于平铜边界的崇山峻岭之中。为了尽快地发展党员，建立革命的骨干队伍，有时夜深人静他还在乡间奔走，秘密地采用乡间古老的斩香宣誓的传统方法，为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边区人民革命热情的日益高涨和铜鼓革命势力的不断扩大，不但为红五军转战铜鼓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而且为开创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铺平了道路。
9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转战修水、铜鼓，游击边境。17日，彭德怀、滕代远召集李宗白、王首道、张迈等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四县县委负责人和红五军党委在幽居王镜明家里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研究部署边境各县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等事宜。会后，王镜明积极贯彻会议精神，为了加速实现铜鼓的红色根据地，先在幽居成立了幽居乡苏维埃政府。紧接着，棋坪的双溪、柏树，幽居的祖庄、大梅、上沙和港口的上坪、下坪等地也纷纷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等革命团体，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在铜鼓西北部的广大农村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面对此起彼伏的革命浪潮和红色政权的诞生，王镜明心中无限感慨，于是，他满怀豪情地拈用当年为五个秘密支部冠以人名代称的尾字，写下了一首激情洋溢的诗句：
普天共起革命，大地同奏凯歌。
民族一律平等；从此永息干戈。
王镜明在担任中共铜鼓县委巡视员期间，终年常脚穿草鞋，肩背褡裢(一种用布缝制，两头可装东西的袋子)，拄着根用以自卫的藏刀拐杖，奔走于全县各地视察指导工作。他虽年过六旬，但仍然像一柄利剑，令反动派心惊胆寒。敌人四处张贴布告，悬赏通缉捉拿他。而王镜明毫无畏惧，仍夜以继日地工作，坚定顽强地战斗。反动当局见王镜明仍锋芒依旧，曾指使一个姓丁的反动营长借与王镜明的旧交谊致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王镜明见信后轻蔑地付之一笑，复信痛骂敌营长。
王镜明把革命事业视为神圣的事业，不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而且先后将全家人都动员起来投身革命。他的四个儿子在他倡办的养正学堂毕业后，分别考入南昌、九江、武汉等地的高等学校深造。除大儿子病故外，次子仲才、三儿子庭燕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因身份暴露，不幸双双被捕(1930年被敌杀害)。王镜明闻讯后，虽知凶多吉少，但他心里明白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儿子为革命坐牢是光荣的。在两个儿子入狱后，王镜明又将身边的小儿子王季民推荐到县游击大队工作。季民看到父亲年老体弱无人照顾，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父亲，王镜明说服儿子：革命是个大家庭，你离开了我，自然会有人关照我。他耐心地开导儿子，以革命利益为重，到革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争取为革命多出力。王季民牢记父亲的教诲，到游击队后，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很快成为一名威震敌胆、名扬湘鄂赣边区的游击队领导人。
1928年冬，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后，敌人加强了对铜鼓苏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使铜鼓苏区的政治形势和人民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革命斗争活动也因敌人一日三巡的频繁进攻无法正常开展，苏区群众被迫上山过着日伏夜出的逃亡生活。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王镜明不但自己矢志不移，坚持革命，而且还经常翻山越岭，找群众谈心，动员大家坚定革命信念，要向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同时还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组建消费合作社，设法采购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那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工作危险的恶劣环境中，王镜明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始终坚持和群众一样住杉皮棚，睡地铺，以山泉野果充饥，用树皮茅草御寒。王镜明和群众生死与共，患难相依的精神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优良作风，使大家深受感动。每当人们遇到困难时总是感慨地说：“镜胡子这么大年纪都不怕苦，我们还怕什么?!”他的模范行为和优秀品质给了苏区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派吓破了胆。为了镇压革命，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敌人对苏区发动了疯狂的武装“进剿”和残酷的血腥屠杀。用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苏区人民大施淫威，许多同志和乡亲惨遭杀害，家破人亡。面对敌人烧杀抢劫残害人民的暴行，王镜明心急如焚，切齿痛恨国民党反动派。
1929年10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派省委常委、巡视员蒋长卿前往湘鄂赣边区巡视工作，并于10月31日～11月2日，在铜鼓一区英溪的大米坑主持召开铜鼓全县及相邻的湖南平江、浏阳部分苏区领导参加的区联会议。由于叛徒告密，3日凌晨，敌驻军第十八师一○八团一个连和铜鼓反动武装游杨靖卫队将大米坑团团包围，在紧急突围中，王镜明等不幸落入敌手。
王镜明被捕后，残暴的敌人无视他年过花甲，仍灭绝人性地施以酷刑，一次次打得他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妄图迫其改变政治立场、“悔过自新”。可是，敌人的严刑拷打不但没有征服王镜明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反而被骂得狗血淋头，无计可施，使其想用他提供的情报去邀功请赏的美梦彻底破灭。于是，气急败坏、走投无路的敌人将王镜明杀害。王镜明一家满门忠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