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声，又名李绍棠，原名李堂，派名李圣芳，1903年出生在湖北省谷城县茨河镇下街一贫苦农民家。以其父亲李群林驾船和母亲给人纺线、洗衣挣钱，勉强维持生活。
少年时代的李亚声无钱上学，7岁就上山打猪草，剜野菜，下河滩拣树皮、捞浪柴，帮助父母分担家庭重担。邻居教书先生谢继志见李亚声天资聪颖，便好心地将他收留家中，免费让他读了几年私塾。随着年岁增加，家庭更加贫困，李亚声无法继续升学，妈妈含着泪将他送到老河口一家官盐店当学徒。
李亚声在官盐店里，起早摸黑忙忙碌碌，白天烧茶担水，铺板扫地抹桌，劈柴碾盐；到了晚上，还要替老板打洗脚水，倒痰盂尿盆，拖地板，等店里灯全部熄灭后，方能上床。一个成年人的杂役，全由他这个16岁的孩子承担，稍不如老板意，就被罚跪、毒打。但为了生存，他只好忍受凌辱，有泪往肚里咽。悲惨的遭遇，不平的社会，在他那幼小的心里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非人的生活，促使他更加勤奋地读书。他拿平时积攒下来的零花钱，买了些进步书刊，利用工余时间，埋头苦学，从中受到不少教益。一天深夜，老板娘发现李亚声的房间还亮着灯，就蹑手蹑脚走进来，把书夺过去，骂道：“怪不得我的灯油干得这么快，原来是你偷着看书”。老板听到老板娘的吆喝，忙跑过来，把李亚声的书撕得粉碎，然后一顿毒打，把他赶出店门。
1924年夏，李亚声进入免费学校武昌华中基督教初级师范读书。他一面勤奋学习文化知识，一面热情探讨社会现状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道理。这期间，武汉工人阶级和各界人民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使李亚声这个从农村来的青年开阔了眼界，增强了革命信心。李亚声再也抑制不住革命热情，于1925年初夏毅然离开教会学校，转入襄樊的学运中心——第十中学就读。
是年6月14日，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襄樊，激起社会各阶层的极大愤慨。李亚声和同乡同学高如松一起，串联发动第十中学、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和教职员工起来声援。次日，在他们的带动下，襄樊学生、教职员工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撒传单，贴标语，登台演讲。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使襄樊地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与此同时，李亚声又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如松、宋良猷、黄火青等人组织第十中学、省立襄阳第二师范、鸿文中学等校学生500多人参加抵制日、德、英、美货的斗争。他们成立宣传队，上街呼吁全社会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为五卅惨案中的烈士报仇；并选派一批学生骨干深入到老河口、谷城等地进行宣传，清查仇货；还募捐4000多大洋寄往上海，支持工人的正义斗争。
李亚声的组织能力在这次学运中，初露头角。1925年7月，李亚声、高如松等几位学生被武汉地委作为首批积极分子发展为共青团员，同年10月转为中共党员。
国共合作后，全国革命形势高涨，中国共产党为造就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适应形势需要，决定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到广州深造。1925年11月，李亚声被中共襄阳特支选派到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政治讲习班学习。同月，国民革命军讨伐叛军陈炯明，李亚声参加了这次战斗，目睹了国民革命军将士英勇作战、前赴后继的革命斗争风采。战斗胜利后，他回到军校即以此为题创作了话剧《东江血》，发表在黄埔校刊上。话剧揭露了阴谋家、两面派陈炯明的丑恶嘴脸，讴歌了革命军将士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1926年6月，李亚声从黄埔军校政治讲习班毕业，由党组织分配到湖南常德地区开展农村工作。不久，国民革命军北伐，党组织又派他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根据党的指示，他一面做北伐战争宣传工作，一面在第八军中发展党员，宣传党的政策。
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后，李亚声撤到叶挺部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开展工作。八一南昌起义时，李亚声任暴动总指挥部后方总队长。部队进入广东后，遭到国民政府军围攻，潮汕战斗失利，部队被冲散。李亚声在撤退途中，巧遇朱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便随朱德撤退到闽赣边境，任第二十五师政治处副主任。在第二十五师政治处工作期间，他帮助朱德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受到朱德的好评。
李亚声在军校学习和北伐期间，已显示出其政治才华和军事才能，襄阳和武汉的党团组织均致信团中央，要求调李亚声回鄂北工作。襄阳团组织致曾晓的信中说：“去岁我地派往广州住政治讲习班李绍棠兄，据他的来信说：6月中旬卒业，我校缺乏理论与实践运动经验的指导者，以致失掉了客观的革命环境，因此，望兄即速给广地方(原信如此)叫他卒业后，返里做事。”团武汉地委致团中央请调李绍棠回襄阳工作的信中说：“当地负责人嘱此间转请中央去函广州调李绍棠同学回襄工作。”
团中央的信，几经辗转，到1927年冬转至朱德部。1927年12月，经朱德同意，李亚声辞去政治处副主任之职，由江西赴湖北襄阳。
1928年春，鄂北农民运动形势相当严峻，特委的工作重心原放在襄阳、枣阳、随州一带，但那里离平汉路较近，地处平原，敌人驻有重兵，所以数次暴动都没有成功，也不能左右鄂西北的农民运动形势。鄂北特委根据地理条件，认为谷城地处武当山、荆山之间，山峦起伏，是个卧龙藏虎之地，计划把农民运动的重点放到谷城，但缺乏领导干部。
李亚声回鄂北后，特委立即派他任中共谷城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高如松改任委员。
1928年3月，由李亚声主持，在盛骆家坪一深山凹里召开了一次党的会议。这次会议有20多名党员代表参加，会议除进一步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关于农民暴动的决议外，李亚声重点强调了加强农民革命武装队伍建设和唤醒农民，普遍打击杀戮土豪劣绅问题。会后，李亚声即分赴茨河、庙滩、当铺、盛一带发动群众。
是年4月10日，在李亚声等人组织下，盛暴动打响了，赤卫队400余人一举攻占盛镇，捣毁了盛公安公局和烟酒分局。1928年4月21日，他们又发动了茨河暴动，农民赤卫队攻占金牛寺、茨河上街等地，给土豪劣绅以沉重打击。
正当李亚声积极组织石花暴动和县城暴动之时，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在枣阳遭到敌人重兵“围剿”，形势十分危急。特委当即改派李亚声赴枣阳担任鄂北总队党代表，谷城县委书记改派鄂北总队政治部主任李实担任。但是，李亚声为谷城农民运动所做的工作得到了非常大的回响。5月18日，谷城发生石花街暴动，打垮国民政府军一个团，打死打伤国民政府军团长彭怀玺及300余人，缴获步枪400余支，火炮三门。6月16日，谷城又发生县城暴动，工农革命军、农民赤卫队、大刀会协同作战，苦战两个月，赶走敌人一个旅，占领了县城。
李亚声赴枣阳后，还未到职，工农革命军已被冲散。几经转辗，他于1929年1月来到上海阐北信义公寓未婚妻赵彬贞处。高如松在谷城革命失败后，也来到上海，在这里他们受到了赵彬贞的热情招待。此后，李亚声和高如松一面寻找党的组织，一面寻找工作。不久，李亚声即恢复组织关系，在上海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929年7月，李亚声因被指控为政治嫌疑犯，遭国民政府警察局逮捕，后经赵彬贞请教会出面保释出狱。上海已不能存身，1929年10月经上海党组织派遣，李亚声回武汉领导学生运动，任汉口学生行动委员会主席，公开身份是汉口汉宜公路筹备处职员。1930年2月，经党组织批准，李亚声和赵彬贞结婚，住处由汉口宝善堂迁到汉口洞庭街信义公寓内。
李亚声整日奔走在工厂、学校之间，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深入武汉大学宿舍找学生谈心，还利用老同学关系到华中基督教初级师范学校进行秘密串联，发展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他奋笔疾书，先后撰写了话剧《川汉铁路》以及诗歌、杂文等数十篇作品，发表在《武汉时报》上，国民党顽固派的丑恶嘴脸在他的笔下暴露得淋漓尽致。
1930年，李亚声参加了湖北省行动委员会发起的赤色5月总示威运动。
是年8月，为实现中共中央“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即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汉口召开会议，决定将党团组织从上而下合并起来，成立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下辖武昌、汉口、口、汉阳四个区行动委员会；李亚声任汉口区行委委员兼秘书长，因他有卓越的学运工作经验，行委分工他继续兼任学运行动委员会主席。
李亚声还参与了组织江汉关示威活动。武汉的学生运动在李亚声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开展得异常活跃。
但是，由于受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指导，这些活动的开展暴露了党的骨干，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先后被捕。1930年9月16日，汉口区行委委员宋惠和被捕后叛变，公开带敌捕人，先后共有数十人被捕并遭到残杀，李亚声也上了敌人的黑名单。
一天，李亚声到银行领取经费，被宋惠和发现，特务跟踪后，摸清了他的住址。
1930年9月28日晚，国民党宪兵将李亚声和他怀孕8个多月的妻子赵彬贞逮捕。
在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敌人对李亚声和赵彬贞进行秘密审讯。结果一无所获。1930年10月1日，即将分娩的赵彬贞由汉口基督教会保释出狱。
10月28日凌晨，年仅27岁的李亚声在武昌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