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运，１８８４年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南区铁茄坪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为了糊口度日，他多年给清涧县曹家坬、绥德县慕家沟和本村的地主扛长工。长期的揽工生活，给这位贫苦农民思想上打下明显的阶级烙印，形成他对受苦受难的贫苦农民热爱、同情，对官僚买办、土豪劣绅无比仇恨的鲜明性格。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铁茄坪村成立了绥德县南区农民协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抗粮抗税、反对封建盘剥的斗争。农民协会把当局的各种摊派杂税，由过去的贫富一样出，改为贫富分等出，穷人少出，富户多出。因此，群众对农会很拥护，纷纷参加农会。崔文运就是农会骨干分子之一。他曾挺身而出，对本村一个富户收粮斗冒尖、放粮平斗出的剥削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党组织及时教育帮助这个出身贫苦的揽工汉，使他明白了贫富是阶级压迫的产物，不是命里注定的，只有起来斗争，才能翻身做主的道理，并将当时宣传革命思想的小册子《共产主义问答》里的几十个问题，一个一个讲给他听，使崔文运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后来，由崔世荣（崔曙光）、崔田民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次，党组织派他把１０００块银洋送到中共陕北特委，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崔文运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身背约有六七十斤重的银元，不畏艰险，不怕劳累，巧妙地躲过敌人关卡，分文不差地送到目的地。
崔文运担任中共绥德县南区区委委员、区委书记。他领导、团结崔德权、崔正岭、崔正冉、崔正杰等共产党员，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打击反动土豪劣绅，使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崔文运在苏家西川村，和共产党员苏育英、苏常应一起，带领全村贫雇农三次智斗催粮要款的县衙役，迫使衙役一次次狼狈逃窜，没有征去一颗粮、一文钱。苏家西川村的抗粮抗捐斗争，对周围村庄的农民鼓舞很大，纷纷在党的领导下，起来抗债、抗粮、抗税。崔文运表扬西川村的共产党员说：“你们这一棍敲得很好，取得了重大胜利。”他给大家算了一笔细账：“你们每户每月出二升米，全村３０户，一月六斗，一年就得７０多斗，还要出１００块大洋。现在衙役不敢来，不出这种冤枉粮款，我们的日子就可以过得宽活些。这个胜利了不起，咱南区农民都和你们一样行动起来，那有多好呀！”
崔文运满怀信心，不知疲倦地跑遍了全区一百多个村庄，积极发展党团员，建立党支部，组织贫农会、赤卫队、少先队和妇女会，使整个南区的革命斗争相当活跃地开展起来。
１９３３年７月，崔文运参加了在清涧县苏家渠附近石窑洞里召开的绥清中心区委扩大会议。会上，由参加陕北特委六月扩大会议的崔田民传达了特委会议精神。这次会议决定将中共绥清中心区委改为中心县委。不久又分组为绥德、清涧两个县委，由崔文运担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
崔文运肩挑革命重担，和县委的其他同志一道，信心百倍地为党工作。这个时期，陕北的革命运动发展很快，积极组建红军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根据地。
１９３４年６月２６日上午，在绥德县南区园则沟村一个靠山窑洞里，崔文运正在主持召开会议。在会议即将结束、准备召开群众大会的时候，贺治国出窑去小便，突然一块土疙瘩从山崖上掉下来。他抬头一看，发现崖畔上有一群持枪的国民党军，正在鬼头鬼脑地向下窥探。他急忙放声喊道：“白匪军来了，快跑！快！”窑里的同志听到喊声，呼地一下站起来，纷纷冲向门口。在这紧急关头，崔文运镇定自若，嘱咐同志们：“不要慌，分散开，跑时注意隐蔽！”在他的指挥下，十几个同志在敌军的枪声、喊声中安全冲出去了，只留下他和张绍修两人被敌人包围在院内。怎么办？冲出去就是胜利！两人一前一后冲了出来，跑在前面的张绍修中弹牺牲，崔文运不幸落入敌手。
１９３４年６月２８日，崔文运被敌人杀害在绥德城南门外。敌人割下他的头，悬挂在南城门上“示众”。凡耳闻目睹烈士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英雄气概的群众，无不为之垂泪哀悼，对敌人充满仇恨。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９日，一座塔式石碑落成在铁茄坪村中央大路旁。每逢清明节，附近群众和学校师生前来瞻仰崔文运烈士纪念碑，敬送花环和挽联，纪念这位宁死不屈的无产阶级战士。
１９８４年６月，在烈士英勇就义５０周年纪念之际，崔文运的入党介绍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政委崔田民亲自题词：“壮烈牺牲五十年精神犹在，忠节正气启后人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