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善，又名一善，别号守初，１８９９年６月出生于湖南省嘉禾县袁家镇茶窝村。他家境贫寒，３岁时母亲去世，由婶母抚养。小时就读街田私立学堂。１９１９年春，他以优异成绩考取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入学仅半年，他就被选为新成立的湘南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他还与同乡同学一起在衡阳成立嘉禾旅衡学生会，负责组织会员在寒暑假回嘉禾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年轻的黄益善在几年的读书生涯中，对祖国的贫穷落后、备受欺凌感触很深，多么希望有朝一日祖国能富强发达，以大中华的雄姿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啊！他将心中所想写成了一副对联贴在家乡的小学门口：“工业竞争，农业竞争，维新超过小日本；学界发达，军界发达，破旧称雄大中华。”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国的宏愿，黄益善参加了蒋先云等发起组织的“心社”，并于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多次到水口山矿协助组织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向压迫他们的资本家作斗争。他自己则也在同工人的结合中得到了锻炼。
１９２３年春夏间，黄益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因参加三师著名的“驱刘”学潮，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于６月被党组织安排回嘉禾从事建党建团和开展农工革命运动的工作。他先在县城开设文化书社嘉禾贩卖部，然后着手在城关的贫民工厂建立党小组和团支部，并担任团特支书记。他设法将一批革命青年分派到各校任教，负责把进步师生组织起来。这样以点带面，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在嘉禾建立了中共嘉禾支部、中国国民党嘉禾县党部及一些区分部。
１９２６年３月，黄益善奉派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８月，他被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任命为省农运特派员，与原农运特派员胡启霖一起领导嘉禾的农工运动。１９２７年２月，在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上，他当选为县农协委员长，并兼农军总指挥、县审查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庭长。同时，他还担任共青团嘉禾特支书记。
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黄益善因没得到事变的消息，正于３１日在城南丰和圩集会，举行五卅惨案的纪念活动。会场突然被县团防总局团丁包围，会议被冲散，许多与会人员被打伤，县农会秘书刘沛等三人被捕。这时，他还在房里准备讲演稿子，闻讯即翻墙出走，深夜经香花岭到衡阳找组织汇报。刚下车，又看见大街小巷军警林立，城门上还挂着人头。他只得转而前往长沙，但所见情形更是触目惊心。他正四顾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之际，偶然在一家小旅馆碰见了昔日的学生，现已是北伐军连长的萧克，得知党中央已决定在南昌起义，便绕道武汉，直奔江西南昌。
黄益善到南昌后，被安排在总指挥部担任秘书工作。后随部南下广东，不料在一次激战中与司令部失去联系，队伍又被冲散。他只得回到老家茶窝，竟与此时返乡的萧克再度相遇，两人便共同商定联络同志，秘密成立嘉禾南区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他设法筹集到一批枪支，又派萧克与临武牛头汾支部取得联系，准备一同举行武装起义。１２月底，他得知朱德和陈毅的部队已抵宜章的消息，决定先找到朱德部队。１９２８年春节后的第三天，他和萧克、毛中心、唐仁宅等便分成两批先后到了宜章。
黄益善到宜章后，被分配在农民师二团四营六连任党代表。后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调任营党代表。８月红军进军湘南失利，农军大部走散回家，只有他带领的那个营完整地回到了井冈山。此后，他还担任过红四军的团党代表、师党代表等职。
１９２９年，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古田会议决议》，黄益善参与了《决议》的起草工作。在红四军党的九大上，他因“观点正确，会做群众工作，斗争性强”而当选为总前委的常务委员、红四军军委秘书长。１９３１年初，军部移驻东固。当时，“富田事变”发生不久，正在开展“肃反”运动。１９３２年５月的一天，红十二师师长萧克匆匆忙忙地策马来找他，说师里被保卫局抓走的６０多名干部战士，再过两小时就要被审判枪决，请他设法解救。黄益善愤怒了！他心里知道，这些从秋收起义、湘南起义的血海中冲杀出来的硬汉子，个个都是好同志，哪是什么“ＡＢ团”？他们有幸没有牺牲在和敌人拼杀的战场上，却将屈死在自己同志枪口下。黄益善心急如焚，危急关头，救人要紧！他当即同罗荣桓商议后，马上写了一张盖有总部大印的急件，交萧克带去。等萧克拿着急件赶到刑场时，只救出没来得及处死的４０余人。幸存者看到萧克师长，个个都痛哭失声。事后，黄益善却被指责有“右倾越轨行为”而降了职，调任福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当时的福建军区的工作环境是十分艰苦和险恶的，但黄益善不顾及这些，经常步行到遥远的地区去了解斗争情况，做好指战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获得军区同志们的好评。１９３９年仲夏，他在福建长汀作战时，突然接到妻子的信，诉说家里遭难的困苦情况。他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几块银元，准备寄回家去，给困窘中的家庭解燃眉之急。但这时军区直属机关正号召大家捐款，支援前线，他权衡再三，最后把几块银元全部捐了出来。虽然只有几块银元，却是黄益善的一腔赤诚。特别是在他家里正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能轻家庭需要而重革命所需，更能显示出这几块银元的宝贵价值。所以，当时的《红色中华报》在６月１４日曾辟专栏报道了这件事，赞扬了他的无私奉献精神。
１９３４年９月，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及军区所属的部队随红军长征后，黄益善被任命为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省委秘书长，并奉命将地方武装整编为三个游击大队，分随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留守闽赣边境，牵制敌人兵力，掩护红军长征。１９３５年４月，黄益善与军区领导率领游击队，冒着绵绵阴雨，来到岿龙大山。２１日凌晨，游击队又与“追剿”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在前沿指挥的黄益善不幸腿部负了重伤，而敌人又随着密集的弹雨蜂拥而上。这时，他为了掩护尚存的战士转移，对身边的警卫员说：“我算是革命到底了，你们赶快冲出去！革命还有希望！”又叮咛说：“你们第一要活着冲出去，第二不准当叛徒！”警卫员哭着不肯走。他加重声音，以命令的口吻说：“别啰嗦，再拖就没有时间了，保住红军就是胜利！”他用力地把战士们推开，冲着敌人扔出最后几颗手榴弹。目送着战士们脱离危险后，他举枪自尽，时年３６岁。
１９４５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追认黄益善为红军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