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广宽

来源:中华英烈网 责任编辑:高千一 2018-01-22 10:35

韦广宽,又名韦玉堂,1884年生于湖北省咸丰县大村。其父韦子俊只得韦广宽一子,因此节衣缩食,供他读书学艺。他不负父亲厚望,刻苦自励,勤奋好学,成为文化出众、医术高明、武艺娴熟的“全把式”,并以性格秉直、仗义豪爽,深得乡邻之爱戴。韦家到韦广宽时,家境渐富,有木房5间,田地70余亩,虽上有父母,下有六男(长子早逝)五女,但日子过得颇顺,算个小康人家。

韦家“发”起来了,大村的大恶霸地主兼团总朱海丰红了眼,想把韦广宽的田产霸为己有,韦广宽不依从,朱海丰便常常寻衅滋事。一次在大村街头,朱海丰带着十几个团丁围住韦广宽大打出手。韦广宽顺手扳倒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团丁,“嚓”地撕开上衣,双手叉腰,铿锵有力地说:“叫你朱海丰这个龟孙当个光棍(绝后),反正老子脑壳掉了碗大个疤!”对方见他拉开了拼命的架式,缩了手,夹着尾巴溜走了。

1933年下半年,贺龙军长率领红三军到大村一带活动,打土豪,分浮财。朱海丰等地主恶霸吓得屁滚尿流,远逃他乡。韦广宽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天底下到底出了叫地主恶霸害怕的队伍了!替我们老百姓出了口怨气。”他心里寻思着怎样报答红军这“出气”之恩。当时,有40多名红军伤病员寄养在大村,他主动接了十几个到自己家里,腾出两间房子给他们住。他每天不辞辛劳,爬悬崖,攀峭壁,采集草药,为红军伤员治疗,他家火塘的四周煨满了药罐,多时十几个,少时也有七八个。伤员们热情地向他宣传共产党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军队,使他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韦广宽的小女儿韦翠荣也同父亲一道护理伤病员。父亲做手术,她在一旁照料;父亲采药,她熬药……她的祖父祖母看不惯,说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同一些男人成天在一起,“伤风败俗”。韦广宽就劝父母说:“红军都是好人,我们以后要想不受朱海丰的气,就要靠这些人。红军为我,我为红军。我们一定要好好照护他们。再说红军里面还有女兵哩,不碍事的。”老父母不再阻拦韦翠荣了。

在韦广宽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红军伤员们都很快痊愈,返回杀敌战场。韦广宽也因此受到了贺龙的称赞和奖赏。

红三军转移后,朱海丰卷土重来,得知韦广宽替红军做事,更加仇恨,三天两头来找岔子。韦广宽忍无可忍,对家里人说:“他朱海丰横行霸道,无非仗他手头有几个人,几杆枪。我何不也拉人拉枪同他干?!”老父忧心忡忡地说:“姓朱的家大势大,四乡团防又听他的摆布,还有官府撑腰,一龙难挡千江水啊!”妻子也在一旁帮腔:“朱海丰手毒心狠,小心……”话没说完,呜咽起来,撩起衣襟擦眼泪。韦广宽咬了咬牙说:“别说了!我意已定。他朱海丰再凶,我也要拼他个鱼死网破。我韦广宽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恰巧这时鄂川边红军独立团的交通员陈南庭以做小买卖为名客居他家,给他打气,鼓励他不要怕,有红军给他作主。韦广宽胆气益壮,于1934年8月利用宗族房头和亲戚朋友的关系,拉起一支十几人的队伍,打出了自卫队的旗号。其中有:他的儿子定富、定杆、定安、定官,小女儿翠荣,女婿朱平安和其父朱继群,外甥朱平松,族弟韦广钟,族侄韦应贵、韦应志,同窗好友李宪成等。自卫队的装备是一色的梭镖、大刀。接着,他发动队员四处串联,又发展了一些“日无鸡啄米,夜无鼠耗粮”的长工、佃农参加了自卫队。他亲自向队员们传授武艺。

自卫队虽发展到30多人,但在实力上仍比不上朱海丰的团防武装。朱海丰天天叫嚣要铲除韦广宽,并恣意制造事端,向自卫队挑衅。韦广宽率自卫队奋起反抗,但由于他不懂得打仗的规律,没有经验,加之众寡悬殊,自卫队连连失利,濒于覆没……

正当自卫队处于危急的关头,韦广宽想到了红军。他连夜派人找到了当时正在利川忠路活动的中共鄂川边工委和红军独立团,请求红军支援。

为了不让这支刚刚萌生的农民武装被地主团防扼杀在摇篮里,工委决定进驻大村。12月中旬,工委正式将自卫队改编为红军游击大队,任命韦广宽为大队长,派工委委员傅忠海担任政委,还将杨仁泽等四名骨干充实进游击队。

自卫队改编为红军游击队后,面貌一新,战斗力迅速提高。韦广宽很高兴,心想该是报仇的时候了,就对傅忠海说:“政委,把朱海丰那龟孙子收拾掉,先出一口气再说!”傅忠海摇了摇头说:“游击队目前的力量还不大,不能同朱海丰硬拼,待实力加强了,再收拾他不迟。”韦广宽不高兴了,气鼓鼓地说:“这支队伍是我的,我说了算。你不打,我打!我跟他姓朱的不共戴天,有我无他,有他无我!”傅忠海笑笑,继续开导他:“我们现在是红军了。红军是替天下穷人打江山的。不光要收拾朱海丰,还要收拾天底下所有的‘牛海丰’、‘马海丰’……这样老百姓才能全都过上太平日子!”经过傅忠海一番耐心说服,韦广宽不吱声了。

此后,韦广宽和傅忠海一老一少,在行军路上,在战斗间隙,在油灯下,经常在一起促膝谈心。韦广宽对这位年仅20岁的政委很佩服,从他那儿知道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学会了不少游击斗争的方法,觉悟也是提高很快。一次,他恳切地对政委说:“我这辈子跟定共产党跟定红军了!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1935年初,经傅忠海和杨仁泽介绍,韦广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自发的农民斗争领袖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韦广宽把自己的命运同革命、同红军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为了便于活动,他把家属全部搬到轿顶山上的岩洞里居住,腾出房屋作为游击队活动据点。游击大队在韦广宽和傅忠海的领导下,在大村及邻县利川之毛坝、黄泥塘一带展开灵活机动的游击斗争。他们打团防,惩土豪,夺取团防枪支武装自己,缴获的粮食财物,除部分留作军用外,其余都分给了穷人。曾经不可一世的朱海丰也害怕了,躲进碉楼里不敢轻举妄动。贫苦群众扬眉吐气,高兴地称当时的情景是:“大楼房空仓响,茅草房饭菜香。”不少穷人参加了游击队,队伍扩展到100多人。游击队的频繁而有效的活动,使大村成为红军独立团的重要后方基地。韦广宽一心扑在革命上,往返奔波,利用自己的一些老关系,协助独立团把小村土著武装李子生、陈子章部的十几条枪争取了过来,加强了独立团的力量。韦广宽的家还成了独立团的后方医院,独立团的伤病员经常有十几人住在他家。韦广宽精心诊治,家属悉心护理,使伤员很快康复,陆陆续续返回杀敌战场。

1935年2月,国民党新三旅向鄂川边红军独立团发动了新的“围剿”。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鄂川边工委和独立团决定突出敌人的包围,撤往湘西同主力红军会合。大村团总朱海丰又嚣张起来,纠集了邻乡几个团防三四百人,向游击队进行疯狂的反扑。韦广宽率队在大村等地同敌人周旋,四子韦定安壮烈牺牲,他掩埋爱子的尸体后,又继续率队战斗。朱海丰派人一把火烧毁了韦家的5间房屋。傅忠海说:“这里站不住脚了。跟独立团走吧,找贺军长去。仇,一定能报!”韦广宽坚定地回答:“我是共产党了,一切都依着你的!”

游击队编入独立团后,突出敌人重围,向湘西转移。途经利川县时,韦广宽将不便随军的父母、妻子、么儿么女及三个儿媳寄留在亲戚家里。他对妻子说:“我和孩子们这次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在家里,朱海丰他们也不会让我们过安生日子的。只有跟着共产党和红军打下江山,才有安生日子过。别难过,我们一家还会团聚的。朱海丰的账,总有一天要算的!”他怕离别时难过,半夜就随先头部队走了。

到湘西会合红军主力后,韦广宽随独立团转战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桑植、永顺、大庸等县,同根据地内的各色反动武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保卫根据地做出了贡献。他的亲人当中又有四人先后为革命捐躯:二子韦定富牺牲于永顺县之万民岗;女婿朱平安和其父朱继群牺牲于大庸县之教子垭;外甥朱平松牺牲于桑植县之陈家河。战友们担心他承受不了这些沉重的打击,都前来安慰他。他说:“亲人们牺牲了,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不过,他们的死值得。”他抹掉眼泪,将悲痛化作复仇的怒火,拿起枪杆子又奔上了杀敌的战场。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长征前夕,鄂川边独立团编入红二军团五师第十三团。这时,韦广宽已经52岁了,上级担心他难以坚持万里长途跋涉,打算把他留下,但他坚持随队长征。先后任第十三团团部书记和第五师师部书记。长征到贵州黔(西)、大(定)、毕(节)时,他负了伤,再次谢绝了领导让他留在当地养伤的关怀,随部队继续前进。他忍着伤痛的折磨,同常人一样行军打仗,还乐呵呵地和战友们说笑;一到宿营地,照常抢着做群众工作,替不会打草鞋的战士打草鞋。他那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使年轻的战士从中受到了鼓舞,汲取了力量。认识他的干部战士都把他视若慈父一般,尊敬他、爱戴他。

长途的跋涉,频繁的战斗,艰苦的生活,使年逾半百的韦广宽的体质一天天下降,伤势一天天加重。后又不幸染上了痢疾,伤病交加,折磨得他骨瘦如柴,体力不支。但在战友们的帮助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和斗志,战胜了严寒、缺氧、饥饿等重重困难,先后翻过玉龙山等三座大雪山。1936年6月6日抵西康之巴安(今四川巴塘)时,他生命垂危。在弥留之际,韦广宽对前来看望他的五子定官说:“别伤心,跟着红军朝前走吧!为老百姓打天下,为你死去的亲人们报仇!”韦广宽倒下了,倒在万水千山的长征路上,时年53岁。他的族侄韦应贵也同时牺牲于巴安,五子韦定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于华北战场。

韦广宽寄留在利川县的妻儿老小,在红军离开后不久,就被叛徒出卖。全家老小在群众掩护下逃离虎口,四处颠沛流离,蹲岩洞,住岸阡,饱尝了人间酸辛,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始得重返故里……

韦广宽的良师与战友傅忠海(后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回忆往事时,无限感慨地说:广宽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党员,红军的好干部。他在革命队伍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革命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革命,他献出了自己和好几位亲人的宝贵生命,献出了自己的家,是典型的“满门忠烈”。他的职务虽然不高,然而他的形象是高大的,是一位应该大加赞颂的无名英雄。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