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正平，原名黄正河，字劲松，１８９５年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独山区大松林一户穷苦人家。童年读过两年私塾，后因家境所迫辍学务农。
当黄正平已过而立之年时，在他的家乡，土地革命风暴席卷而来。黄正平在其叔父黄绍洲（又名黄义成，曾任中共麻埠道区书记，后牺牲）等影响下，放下锄头，参加了三区（独山区）农民协会，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在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领导下，黄正平的家乡爆发了独山暴动，打响了六霍起义第一枪。黄正平和农协会员们积极投身到这场农民暴动中去。起义胜利后，黄正平等一批积极分子被选拔出来，组成了赤卫队。黄正平成为赤卫队的领头人，担负了保卫根据地的艰巨任务。
六霍起义使皖西地区的革命运动进入新时期。１９３０年１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于流波䃥建成。３月１８日，中共中央致信鄂豫皖边特委和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决定以这３个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并要求“扩大红军，发动地方暴动”，加强兵变运动，迅速扩大赤卫队，把他们汇编组织到红军中来。在党的号召下，黄正平毅然率领赤卫队加入红军，并担任排长，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从此，黄正平由一名农民的儿子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一员。
１９３１年１月，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军长邝继勋，政委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辖红十一、十二两个师。红四军利用有利时机，适时发动进攻作战，壮大队伍，至３月上旬，全军已拥有１．５万人。
３月中旬，敌又布置了新的“围剿”，蒋介石采取了追堵兼施战术，动用十多个师十几万兵力，企图在５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在军首长带领下，采取主力部队在东西方向往返机动，抓住敌弱点，对敌堵击部队实行各个击破的战术，先后进行独山、浒湾、桃花店战斗，歼敌数千。黄正平在作战中机智勇敢，敢打敢拼。敌“追剿”部队到处扑空，各线“堵击”部队处处挨打，蒋介石的梦想又一次破灭。
不久，红四军领导干部作了调整，政委改由曾中生担任，下辖红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和彭杨军政学校。此时，黄正平升任红十一师参谋主任，他和师长周维炯、政委余笃三一起，带领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团按军部要求转战沙场。
１１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由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而成，部队拥有３万人，辖红十、十一、十二师，总指挥徐向前。红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参谋主任黄正平。
经过在战火中不断摔打、锤炼，黄正平由一名红军排长逐步成长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员。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根据军委决定向敌人发起进攻。黄正平和红十一师师部领导一起率领全师参加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战役，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消灭敌有生力量约６万人，敌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
革命政权和红军的大发展，使得蒋介石深为恐慌。１９３２年７月，他再次动用兵力３０余万，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根据地人民和红军一起奋力抵抗，但由于占据领导地位的张国焘被暂时胜利冲昏了头脑，顽固推行“不停顿进攻”的“左”倾冒险主义，致使红四方面军和根据地人民遭受惨重损失。１０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出京汉线，进行战略转移。
国民党军队对红四方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将红军消灭在包围圈里。为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人民进行报复，大批根据地群众和干部纷纷跟随主力转移。黄正平组织了师部特务连及该师所属３个团的特务连，计４个连兵力，担当了撤退掩护任务。他指挥部队边撤边打，轮番掩护，经过一番激烈战斗，终于将群众和地方干部送到了安全地带。
红四方面军向四川进军，历时两个多月，进行了艰苦转战。途中，黄正平率队负责组织运送行李，确保主力轻装行军打仗。１２月１８日，部队通过川陕交界的大巴山时，大雪封山，战士们御寒衣物紧缺，行军面临严重考验。大巴山上、中、下各７０里，道路难行，且山上气温很低。黄正平积极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解释入川的重大意义，鼓舞士气；同时想方设法弄一些辣椒汤和姜汤给战士们喝，保暖驱寒。２１日，部队终于征服了天险，胜利走出大巴山。黄正平随军进入川北，转入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兵分三路，迅速实施战略展开，仅月余就先后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绝大部分地区。同时，为统一领导红军及地方武装，组建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１２月２９日，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在红军攻占通江后的第五天成立。同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了土地问题的布告，继之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的《十大政纲》。
由于通南巴地区地下党组织的力量十分薄弱，为迅速建立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将部队逐步就地展开，划分地区，分片包干。黄正平等师首长率红十一师分赴巴中城区和郊区，深入群众，宣传发动，宣讲“中国革命十大纲领”和“怎样分配土地”。一场翻天覆地的群众斗争很快在这一地区掀起。１９３３年２月７日，中共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川陕苏区人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的运动蓬勃开展，一浪高过一浪。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急忙委任四川军阀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随即率近６万兵力，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于２月１８日向巴河左岸全线发动攻击，对刚诞生的根据地进行“三路围攻”。在红四方面军总部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指导下，黄正平和师长倪志亮、政委李先念一起，带领全师担负了打击主攻之敌左纵队任务。战斗打响了，黄正平随红十一师师部率两个团在南江西南的木门、长池地区，依托险要阵地和灵活机动的战术，在红七十三师的共同作战下，给敌以重大打击。其中，红十一师三十二团在侯家梁全部击溃了敌第二路的进攻，俘敌５００人，缴获７００余支枪。田颂尧见其主攻方向受挫，当即集中左翼全力向长池猛扑。黄正平等率军据险固守，先在高壁寨击退敌第五师３个团和第三路１个团的进攻；继而在中魁山地区击溃敌第四师、第五师、第三路共６个团的进攻，杀伤敌约２０００人。２８日，敌左纵队损兵近５０００人。军部见大量消耗敌军目的已达，便令红十一师主动放弃长池。３月１８日，敌虽占巴中、南江等地，但付出了近８０００人伤亡的重大代价，气焰顿减，士气大挫，被迫暂时停止全线进攻。４月２８日，敌经一个月休整补充又发动猛烈进攻。黄正平和师首长们临阵指挥，认真分析敌情，制定作战计划，其两个团在大明桠击溃敌第一师两个旅，另一部也在屈家山消耗大量敌人。
５月１７日，黄正平作为师团以上干部参加了红四方面军总部在空山坝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立即集中主力歼灭冒进空山坝以南敌左纵队９个团。红十一师担负了由空山坝以北向敌左侧迂回、断敌后路的重任。５月２０日晚，师部经过认真研究分析后，令红三十三团冒雨由空山坝西北通过人迹罕见的深山老林，秘密插入敌人侧后。２１日拂晓，空山坝西南之敌突遭红十一师部队的猛攻，立即动摇。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乘机向敌正面和右翼猛攻，将敌左纵队９个团分割包围于空山坝以南余家湾柳林坝地区，经三昼夜激战，毙、伤、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官兵近５０００人。敌遭歼灭性打击，全线崩溃，中央纵队和右纵队纷纷败退。５月２６日，红十一师经平溪坝、官路口抵长池附近。６月１５日收复长池、木门，继占龙山场，逼进苍溪。４个月的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红四方面军毙、伤敌官兵１．４万人，俘敌万余人，田颂尧损兵近半，残部退守嘉陵江沿岸，川陕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大发展。
７月上旬，红四方面军进行整顿扩编，以原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为基础组成红四、九、三十、三十一军，约４．５万人。黄正平由于在反“三路围攻”中善于分析、考虑问题细致、组织能力强、制定作战计划得力及红十一师取得的辉煌战绩，受到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边区最高领导机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赞赏，调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主任，成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５名领导成员之一（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参谋主任黄正平）。同时兼任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红三十军参谋主任等职。
８月１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巴中城召开了第三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奖励了反“三路围攻”中有突出功绩的红十一师三十二团、三十三团和红七十七师二一七团，并分别授予“以一胜百”、“百战百胜”、“夜摸常胜军”等奖旗。
乘四川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互相观望之际，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集中主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于８月中旬举行了仪（陇）南（部）战役，打击退守上述地区的田颂尧残部，同时夺取南部等地的盐井。此间，黄正平亲自组织部队至南部、苍溪等地，动员群众，大力组织收购食盐并向根据地运输，解决了根据地严重缺盐的困难，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至１０月底，红四方面军又举行了营（山）、渠（县）、宣（汉）、达（县）进攻战役。这两次战役歼敌近２万人，开拓了大片新区，川陕根据地共建立了２３个县和一个市的苏维埃政权，面积４．２万多平方公里，人口７００余万，形成了继鄂豫皖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新的“第二个大区域”。与此同时，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队被改编为红三十三军，红四方面军拥有５个军，共８万余人，声威大振。
此后，黄正平作为川陕边区领导机关参谋主任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的领导人之一，协助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红军予敌以歼灭性打击，先后取得了反“六路围攻”、广昭、陕南等战役的重大胜利。
１９３５年３月底，红四方面军为实现川陕甘计划，配合红一方面军北上，胜利地渡过嘉陵江。黄正平随军向西转移，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程。
６月，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在川西的达维镇胜利会师。会师后总兵力达１０万余人。为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红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中来加强工作。黄正平从大局出发，维护团结，积极拥护党中央的决定。７月２１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一、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黄正平调任总司令部第四局局长（司令部第四局最初为参谋人事部后方勤务科，黄正平任科长）。
出任局长后，黄正平处处以身作则，先人后己，并做好部下的思想工作，使他们正确认识后勤部门工作的重要性。他常对同志们说：“四局工作是保障司令部和所属单位衣、食、住、行的部门，红军生活都很苦，我们的任务是首先保障好他们。”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８月１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为促进抗日高潮的到来，党中央决定，迅速北上执行创立川陕甘根据地方针，并将红一、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向阿坝和班佑地区开进。１５日，黄正平随左路军向阿坝挺进。出发前，由于连年的打仗行军、操劳，加之战争所处的恶劣环境，他染上了肺结核病。但黄正平不顾患病之躯，仍率四局积极做好后勤准备工作，收购青稞，炒麦磨面，准备干粮，保障红军顺利通过草地。四局的同志们看他一天天消瘦下来，身体非常虚弱，就为他弄了点营养品，但他却悄悄地将营养品送给了其他重伤病员。
到达阿坝不久，红军总部决定左路军向班佑前进与右路军靠拢。正当黄正平他们满怀信心准备会合中央共同北上抗日时，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命令部队迅速南下，造成了二过草地的悲剧。
９月，黄正平随军南下，再过毒草丛生、泥潭密布的草地。时值深秋，秋风凛冽，草地无垠。一天天的行军，许多战士出发前分得的几斤炒青稞早已吃光，而沿途可吃的野菜多已被采挖。战士们走在气候变化异常、忽冷忽热的沼泽地里，一不小心还会陷入泥潭再也爬不起来。恶劣的环境加重了黄正平的病情，组织上派四局的同志及医护人员用担架将他抬着走，但由于医药短缺，他的病情日趋严重，随军的医生也束手无策。此时，黄正平看到一些年轻的战士由于饥饿倒在路上，他清楚地知道，食物和水就是战士的生命。因此，当他感到自己确实不行时，就再三要求把他仅存的一点粮食和药品让给战友。他见战友不忍心，干脆不吃不喝，最后长眠在草地上。
黄正平病逝后，四局的同志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将他留下的唯一一件遗物——一块手表，交给了局党组织。
黄正平积极投身革命，由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人，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对发展壮大红四方面军及川陕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刘伯承元帅曾称赞他“是位正派的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