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江，亦名文贤，1912年生于陕西省蓝田县小寨乡。由于家境贫寒，16岁即失学挑起家庭生活重担。父母正直厚道、勤劳俭朴的品德熏陶，使他养成了勤奋吃苦、聪慧坚强的性格，善于动脑、不断思考的习惯：为什么农民常年辛劳缺吃少穿，财主却能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他由此发出了：“这是什么世道，一定要改变它”的呐喊。这时，他的同窗好友、地下党员李景业常常与他促膝相谈，讲解“共产党是为穷苦百姓闹革命的，是穷人的救星”等革命道理，使他深受启发。
1931年秋末，杨江常去西安卖木炭，目睹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投奔杨虎城将军帐下，非常敬慕，便暗下决心弃农从军。一天财主来村逼租，殴打佃农。杨江义愤填膺，拳脚相加，将财主父子痛打一顿，威风扫地的财主将他告发。为防不测，他以卖炭作掩护，到西安参加了杨虎城将军的宪兵营。宪兵营内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杨江在这里受到了《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史》等革命书籍的启迪，阶级觉悟大大提高。1933年，经谢华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旺盛的精力，为革命昼夜奔忙，引起了敌人的察觉。为了安全，党组织安排他去陕北苏区工作。1935年他回到西安，化名李养南，住在杨虎城宪兵营营长(中共党员)家里，从事革命活动。一次外出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敌人一无所获。出狱后化名杨秀碧，仍回宪兵营做党的秘密工作。
1936年6月初，他受中共西北特支派遣，负责组织已收编为安康保安司令部特务大队的何振亚部起义。经过长途跋涉，他与杜瑜华、沈敏一行三人，来到何部驻地安康县东沟口与何振亚交谈。谈来意，讲形势，宣传党的主张，指明部队出路，鼓励何接受党的领导，使部队成为人民的武装。何听后非常高兴，表示先在部队开展教育，启发觉悟，再相机起义。6月中旬，杨江回西安，向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作了详细汇报。杨走后，何部副官向安康专员兼保安司令魏席儒告发了何振亚。魏连下三道手令，命何限时把部队开进安康城整训，令第四十四师一部抵进东沟口，逼何就范。在这紧急关头，何振亚等人商议，为稳住敌人，表示愿执行命令率部赴安康，准备在中途改变行军路线，把部队拉出来。
8月9日部队从东沟口出发缓行，夜宿茨沟，沿途留人接应杨江，听候党的指示。正巧杨江当晚从西安赶回部队，即向他们传达了中共西北特支的指示：命名起义部队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由何振亚任军长，杨江任政委，杜瑜华任参谋长，徐海山任政治部主任；并在部队中建立陕南抗日联合会，杨江、杜瑜华、沈敏、何振亚、徐海山任常委。传达商议后，他们即分头深入干部、战士中做宣传、教育、鼓动工作，全军革命斗志空前高涨。第二天，他率部向南急进，当夜突袭安康重镇五里铺，用正义的枪声宣告起义。8月13日，该军在时属镇安县(今属安康)的紫荆河刘家大院召开成立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西北特支的指示和各项任命事宜；通过了《宣言》，宣读了《告民众书》。从此，这支部队真正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为了充分发挥沈敏的作用，杨江主动让贤，并征得同意，决定不设政委改设军委，由沈敏任军委主席，自己改任组织科长，负责全军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以红军为榜样，深受群众拥戴，两个月内就发展到六七百人。部队转战途经镇安县象元时，杨江找到红七十四师，把中共西北特支给中共陕南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的信交给了特委书记郑位三。郑位三、陈先瑞等热情接待了杨江，并赠送了缴获的两万多元邮票，作为支持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经费。杨江也把一架望远镜回赠给郑位三，密切了友军关系。
这支人民武装的发展壮大，引起了敌人的不安和仇恨，他们便加紧调兵围攻，致部队弹药缺乏，供给困难。为了摆脱困境，10月中旬，杨江再赴西安，向中共西北特支汇报工作，请求增派干部，并用友军所赠邮票兑换现金，购买枪支弹药等，约定1个月后部队在江口接应。经过紧张的工作，精心的策划，11月中旬，杨江与特支选派的干部一行九人，身着国民党军装，持安康保安司令部护照，将购买的手枪、子弹、药品等藏在食盐袋内，雇挑夫担运，星夜兼程返回陕南。因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佛坪县迷峰岭与敌遭遇，伤亡严重，未能按期到达江口接应。杨江一行刚到江口，就被红七十四师收编的抗捐军(原江口神团)岗哨截住，押至团部驻地蚂蝗沟审讯。杨江等一再申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何振亚部的干部，请求关照放行。但他们却将杨江等九人残酷杀害。杨江等人的不幸牺牲，使新生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蒙受重大损失，也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
杨江的名字从此消失了近半个世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一些同杨江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的关怀与支持下，经过党史工作部门的不懈努力，调查考证。1984年12月，陕西人民政府追认杨江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