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策，原名徐联甲，字在明，学名纯德，曾用名徐宁甲，化名海青、余海霞，１９０２年５月２７日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大箕铺乡八流村徐寿庄。父亲徐友南，忠实勤劳，是个地道的农民；母亲姜德，纯朴善良，典型农村妇女，常打草鞋卖，以补贴家用。徐策全家九口人挤住在一间破茅棚里。徐策４岁随祖母沿村乞讨，５岁打柴拾粪，６岁随大哥下地做力所能及的农活。徐策的家乡紧挨矿区，这里的农民不但受地主的剥削，同时还受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剥削，生活苦不堪言。农民的苦难，在徐策幼小的心灵烙上了深深的痕迹。
徐策从小就喜欢听祖母讲故事，两三遍便能记住；村人唱的歌谣，四五回就能背诵。有时，他还模仿大人的语气动作，讲一段故事。村中父老个个喜欢他。１９０９年，村中私塾教师徐为何喜欢他聪明伶俐，免费收他入学。徐策到校后，埋头苦读，将喜爱篇目抄录成册，随身携带，有空就背。五年寒窗，徐策获得了不少知识。后来，在同村长辈徐完成的帮助下，又在邻村赵慧迪先生任教的王志学校读书两年。赵慧迪先生爱才怜贫，也未要徐策的学费。徐策１５岁时，进入柳林高等小学。校长赵星辉、教育主任马联芳，都是当地名流。赵星辉被列为“大（冶）阳（新）边三杰”之一。他经常和徐策聊天，宣传维新思想，鼓吹西方文明，对徐策影响很大。
１９２２年，徐策以优等成绩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当时，董必武在这里任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徐策接触到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他响应董必武关于青年“到民间去，向广大群众做宣传工作”的号召，经常和进步同学一起到工厂、郊区、街道，向工人、农民、市民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还与曹琫璋、冯雪涛、曹大骏、曹振亚等同乡校友，在汉口志诚里六号火车司机陈国梁家里组织“旅汉同乡会”，并撰写稿件，协同大冶县在汉读书的陈洪洲、陈瑞等创办《微风》杂志，指出中华民族的危机，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以及历史等情况，分析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探讨振兴中华的途径。
１９２５年秋，徐策邀约阳新县在汉读书的２０多名同学回原籍，组织“青年励进筹备会”，自任会长。他带领同学们向工商界筹集宣传经费，到各地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反对封建迷信的革命思想，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１９２６年，徐策结束了学生生活，回到大箕铺，在马易先学校任国文教员。此时，北伐军夺取了武昌、汉阳，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几乎全部被歼。在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中，湖北农村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９月下旬，在中共大冶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大冶、阳新两县的工会、农会、“驱毒会”、青年促进会、妇女放足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徐策怀着革命激情，积极参加了共产党员曹大骏领导的“龙山文化促进社”，致力编印刊物，宣传革命道理。
１９２６年底，中共徐州独立支部书记曹壮父（大冶人）调回湖北区委工作。徐策经常与曹壮父接触。曹壮父看到徐策革命意志坚定，又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工作才能，便与曹大骏一起，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徐策投身革命，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革命事业。
１９２６年底至１９２７年春，徐策与曹大骏、曹玉阶等共产党人走遍大（冶）阳（新）边境的大箕铺、曹家湾、白沙铺、马叫等地区，组建各级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大冶县小箕铺地区大土豪石敬宜残酷剥削佃户，欺压群众，奸污妇女，无恶不作，农民恨之入骨。农会成立后，立即召开千人公审大会，当场处决了石敬宜。随后，各地相继开展镇压土豪劣绅运动，镇压了罪大恶极者十余人。
农民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于是，一切反动势力迅速麋集在一起，对农民运动猖狂反扑。阳新县商会会长朱仲炘经过密谋策划，于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７日发动突然袭击，将成子英等九位革命志士绑去，浇上煤油，活活烧死。当时，徐策正在阳新县开会。他巧妙突围，抄小道跑回马易先学校。徐策的表叔赵子君从内线得到敌人准备到小箕铺继续搜捕的消息，连夜赶回徐寿庄，通知徐策的父亲。徐策闻讯，化装成货郎，连夜出走。他爬山涉水，几经辗转，到了安徽省六安县麻埠镇外婆家安身。在那里，他除了帮助舅父打银器、做杂活外，还抽空绘画到集市上出售，换钱购纸制作宣传品。他虽在异乡避难，仍不忘宣传革命。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蒋汪合流，蒋介石在湖北的爪牙“清党委员会”、“清乡团”、“民团”等反动组织，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敌人探知徐策下落后，又通过安徽省六安县反动派到麻埠镇围捕。一天，一伙“清乡团”来到徐策外婆家，徐策机警地躲进舅父床底下的暗窖中，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两个月后，徐策秘密潜回家乡，找到了党组织，与共产党员曹大骏、曹汝实、曹振亚、石继民、陈洪洲、刘怀玉等取得联系。他们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以及在湘、鄂、赣、粤等省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的决定，在阳新县城杀了四个土豪，得枪２０余支，在大冶殷祖、刘仁八没收大地主长短枪２０余支，组织大阳手枪队，开展游击战。游击队先后处决了大阳地区罪恶累累的大土豪刘慧臣、罗巨舫及其同伙，震慑了敌人，鼓舞了农民群众。
１９２８年５月，徐策任中共阳新县委执行委员，具体负责宣传工作，参与编印县委机关刊物《无情斧》。他带头撰写文稿，抨击反动政府，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革命真理，传播马列主义，唤醒民众为推翻反动统治阶级而斗争。
１０月，徐策调任中共大冶县委书记。县委机关设在离大冶城６０余华里的南山头上的金公祠。下旬，县委收到中共中央六大的文件。在“六大”精神指引下，他决定在全县发动大规模的革命运动。
徐策从恢复、发展党的组织着手，在十个区恢复了１１个中共支部。经过四个月的工作，发展到３１个支部。到１９３０年春，党员已发展到３６００人。
徐策注意建立革命武装，成立了县手枪队，白天化装侦察，晚上秘密行动，出其不意地打击豪绅地主、贪官污吏。有一次，国民党大冶县党部秘书黄晓阶嫁女儿，手枪队员分别装扮成贺喜客人和叫化子，守住前后门。当菜上桌、酒烫热之时，十几名队员突然冲进去，将黄晓阶打死，并击毙了其他几个反动分子。
为了解除农民的危难，激励农民的斗争热情，徐策指示各区乡开仓放粮，全县陆续打开了地主豪绅的粮仓数十处。一场夺粮斗争由大冶开始，很快波及鄂东南各县。
１９２９年２月，管辖鄂赣边的大冶、阳新、通山、鄂城、蕲春、蕲水、黄梅、广济、瑞昌、武宁、咸宁等十余个县的中共大冶中心县委成立，徐策任执行委员。因中心县委书记吴致民是湖北省委巡视员，中心县委的工作实际上由徐策负责。他遵照党中央关于“中心县、市委须指导其属县份”的指示，每月到各地去巡视一次，考查各区的实际情形，并经常亲自到阳（新）通（山）山区和江北各县去指导武装斗争。
当时，鄂东南、赣西北一带，革命形势犹如狂飙掀起巨浪，汹涌澎湃。大冶中心县委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武装暴动总计划，派手枪队和工作组深入蕲春南部，发动了“四一七（农历）雨台农民大暴动”和“四一八（农历）银山煤矿工人大暴动”。６月３０日，又发动了震惊鄂东南的大冶县刘仁八起义。那天拂晓，近万名起义者在吴致民、徐策、刘全三的率领下，手举刀、矛、锄头、铁锹、鸟铳等武器，团团包围了大冶县反动大本营刘仁八村。县委手枪队带头冲锋，打开刘仁八村前祠堂门，击毙地主武装常练队队长刘维敬，４０余名敌人缴枪投降。７月中旬，吴致民、徐策、谢振亚、方步舟等遵照中央指示精神，集中大冶、阳新、通山等县手枪队、游击队，成立了鄂东南的第一支正规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军长为谢振亚。从此，以南山头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诞生了。
１９２９年秋，以彭德怀为军长的红五军军部指令李灿、何长工率领五纵队挥师北上，挺进鄂东南。１１月上旬，徐策同吴致民、谢振亚等在南山头会见了李灿、何长工，当晚研究决定攻打大冶城。当时，大冶城内只驻有百余人的常练队。攻城的那一天，徐策带领红军队伍从南峰出发，飞快地逼近城郊，布成半圆形阵势包围城区。随后，徐策又和谢振亚率另一支队伍绕道向东，潜入寡妇堤边柳林里埋伏。黄昏，一声号令，徐策、谢振亚随红十二军战士冲入城里，与护城敌人激战。敌军损失过半，仓皇逃走。红军第一次攻下了大冶城。
不久，蒋介石派唐云山独立十五旅二团开赴大冶、阳新一带，“进剿”红军。这时，中共中央军委派人前来商议实行兵暴计划。１２月初，红五纵队和大冶中心县委立即在曹家湾曹玉阶家举行联席会。徐策出席了这次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会议决定徐策派人掩护中共中央军委派来的联络员，刘振山与打入独立十五旅的地下党员程子华联系，里应外合，智取大冶城。１２月１４日深夜，程子华和骨干分子公开号召士兵们参加兵暴，当红军去。程子华所在的五连和六连士兵纷纷响应。当兵暴战士去解决七连时，双方发生战斗。为了减少伤亡，程子华带领兵暴战士撤到城郊。拂晓，红军开始攻城。徐策路熟，带队担任主攻。何长工、李灿带领大部队在牛头山颈设伏。洪超带领一排战士佯攻，诱敌出城。待敌军出城后，徐策、谢振亚率军尾随追击。敌军向北逃窜，跑过七里界、刘长席，落入红军伏击圈。两边山上的机枪、迫击炮、步枪一齐开火，军号声、呐喊声震动山岳，洪超又带领部队转身挡住敌军去路。这一仗，红军俘敌数百人，活捉了敌营长朱麻子和大冶县长伍屏阶。这是第二次攻下大冶城，亦即有名的“大冶兵暴”。
１９３０年３月，徐策同何长工、吴致民、方步舟密赴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及鄂省党的代表会议。６月１６日，红三军团在大冶县刘仁八村成立，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辖红五军、红八军。红八军辖三个纵队，徐策任第三纵队政委。徐策跟随彭德怀带兵打仗，第三次攻下大冶城。
７月１５日，红三军团在平江召开前委会议，拟定攻打长沙计划。身为纵队政委的徐策得此消息后，马上在干部和战士中进行战前动员。他说：“长沙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何键所盘踞。在马日事变中，他捕杀了我许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为了给死难烈士报仇，我们要舍生忘死攻下长沙城，活捉何键，为民除害！”在徐策的宣传鼓动下，红三纵队的战士热血沸腾，请战书、决心书雪片似地飞向指挥所。
７月２２日，攻打长沙的战斗打响。红军战士英勇奋战，顽强杀敌，一举占领距平江城３０里的晋坑，消灭敌军近两个团，俘虏敌军１０００多人，缴获２０００多支枪和一些弹药。２７日上午１０时许，总攻长沙城开始。徐策同红三纵队司令员侯中英组织３００多人的敢死队，从杉木港驾小船强攻，掩护二、三纵队战士渡过浏阳河，向敌人侧后方阵地进击，并指挥红军战士向敌人喊话，加强政治攻势。彭德怀统率全军主力冲向敌人主阵地，经过一阵猛打，夺得了长沙城。
７月底，红三军团从长沙退回平江县长寿街，将红五、红八军合编，纵队改为师，徐策任第三师八团政委。８月２３日，红一、三军团在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此，徐策便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领导下，随红三军团转战湘赣。１９３３年５月，红三军团在安乐的大湖坪整编时，徐策调任六师政委。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７日，徐策接到上级命令，同师长曹德清率部队从兴国高兴圩经筲箕窝、东村，来到于都县曲洋、汾坑一带隐蔽。１７日凌晨，大雾弥漫，徐策等率部来到于都河岸，河上架着五座浮桥，河水拍打桥身哗哗地响。徐策看到过河兵马多，桥面拥挤，便带领战士从浅水处涉水过河。他的脚被刺骨的冷水浸得发痛，却以火一般的热情鼓励战士前进。
蒋介石为了阻击红军突围转移，急调湘粤两军数十万人，设置重重封锁线，沿途阻击。徐策、曹德清率红六师战士，随红三军团冲锋陷阵，英勇杀敌，１０月２２日，在坪石歼灭粤军余汉谋部陈伯英团，冲破第一道封锁线。后经过九渡水、大庾河、新城，进入湖南。１１月５日晚，强攻汝城，打败湘军何键部，跨越第二道封锁线，兵临宜章。１１月１０日，攻破宜章城，突破粤汉铁路沿线湘粤军共同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扫清了中央红军的又一个障碍。１１月１１日，红三军团得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嘉奖。徐策沿途作战勇敢，宣传鼓动有功，受到三军团首长的表扬。
红军连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觉察到红军西进的意图，急调近４０大军沿湘江两岸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１１月２５日，徐策等红六师指挥员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的指示，率部随第三路纵队经小坪、邓家源、灌阳，向兴安进发。他们随军团部到达湘江东岸时，国民党军的廖磊、刘建绪、周浑元、李云杰、李韫、吴奇伟等部从四面八方压过来，形势十分险恶。为了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徐策等率红六师与三军团其他部分人共同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特别是红六师留下作最后掩护的那个团，除少数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１２月初，红军又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全部渡过湘江，继续西进。
１９３５年１月，徐策等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率部抢渡乌江，进驻遵义以南地区，镇守刀耙水，沿乌江岸执行警戒，保证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胜利召开。
２月９日，红军各部抵达云南扎西。１０日，中革军委颁布《关于各军缩编的命令》，徐策奉令带领一百多红军干部，在川滇黔边境开辟新区。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宣布：“党中央决定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一要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二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宣布，经中央批准，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徐策任书记，余泽鸿任宣传部长，戴元怀任组织部长；成立川南游击纵队，徐策任政委，王逸涛任司令员。２月１２日，徐策率领新成立的川南红军游击纵队随中央红军主力进抵石坎子。１４日，徐策率部与大部队挥泪告别，踏上了新的战斗征途。
徐策告别红军主力后，即折向黄泥嘴，并派人通知王逸涛带特区游击队到树坪会合。２月１８日，川南游击纵队与特区游击队合并，共有６００多人。徐策在五龙山区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号召大家，要鼓起百倍勇气，战胜一切艰难困苦，消灭敌人，努力开创新局面。
１９３５年６月初，徐策率领红军游击纵队由筠连木艾返回大雪山休整，然后经斑鸠沟开到扎西。不久，中央红军留在贵州北部的黔北、黔西两支游击队辗转来到川南。７月上旬，在叙永朱家山，三支队伍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徐策任纵队政委，刘干臣任司令员；同时将中共川南特委改名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徐策任特委书记，余泽鸿任特委副书记。
蒋介石在云贵川围歼红军主力的计划破产后，一直把红军留在川滇黔边区的游击队视为心腹之患，多次饬令三省军阀加紧“会剿”，活捉徐策。
７月１２日，徐策等由四川省叙永县分水到达扎西北面的长官司，准备进击兴文建武，转战川南。当晚，川军三路忠（县）丰（都）石（柱）“清乡”司令周化成得到密报，连夜带领川军保安团四个营及川滇边境各区各民团共１０００多人，在长官司到石碑口的几座山梁子上安设了几道封锁线。１３日凌晨，红军游击队沿小路行至观音塘山腰树林地带，突然遭到敌军截击，纵队两个支队六个大队被卡在狭窄的山路上。徐策、刘干臣、陈宏临危不惧，镇定地指挥部队反击，经过顽强战斗，接连攻占了敌军的两个山头。但游击纵队伤亡很大，副政委张凤光不幸中弹牺牲，参谋长陈宏负重伤被俘（后押往宜宾监狱，同年１１月英勇就义）。徐策见此情景，满腔怒火，亲自带领部队冲向敌军占领的最后一个山头，不幸身中数弹，血流如注。他当即指定余泽鸿代理他的职务，并说：“一定要消灭周化成！”按照徐策的命令，余泽鸿继续指挥部队与敌军展开肉搏战，夺下了敌军固守的最后一个高地。
徐策负重伤后，医务人员用担架抬着他随部队转移到罗布坳。先头部队刚进街口，后面部队还在渡河，又遭到滇军保安旅第三团十一连和镇雄独立营及民团的袭击。由于情况不明，指战员又经过一天的战斗、行军，精疲力尽，余泽鸿便指挥部队转向大竹山的太阳坡。敌人封锁罗布坳街口和河边渡口，紧缩包围圈。身负重伤的徐策，因流血过多，已感不支，当他看到余泽鸿率部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时，命令警卫连夏连长：“不要管我！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带领战士迅速离开，去追赶部队！保存实力是我们军人的职责！快走！快走！”在徐策的一再催促下，日夜相随的夏连长只得忍痛离去。徐策被冲上来的滇军乱刀砍死，壮烈牺牲，时年３３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