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千，原名吕树俊，１９０９年３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宾县老营口一个破产潦倒的大家庭里。吕大千７岁那年父亲病故，母亲带着他们兄弟四人，靠耕种十多垧山坡地勉强维持全家的生计。母亲勤劳、善良，不畏惧生活艰辛，决心卖地也要供吕大千上学读书，希望儿子将来有出息。１９１７年，吕大千背着书包到附近的村子读私塾，后升入宁远高小学习。他十分懂事，天资聪慧，刻苦用功，自觉性强，深受师长的钟爱。１９２４年，他在师生的资助下，考入了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转入宾县中学。在此期间，吕大千接触到进步书刊，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开始寻求革命道路。同时，也由于目睹人民群众深受压迫，他对军阀混战、封建专制倍增愤慨，内心深处涌动着向往民主与自由的激情。他经常与同学们议论时政、争取自由平等言论，同学们都称他为“爱国人士”。后来，吕大千在狱中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写下这样一首诗：“满日（目）斯民艰，必须解倒悬。打倒封建制，耕者有其田。”
１９２７年，吕大千考入哈尔滨市特别区第二中学。正值日本侵略者索要在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不满。１９２８年，吕大千参加哈尔滨市学生反对东三省铁路修筑权让给日本的罢课运动，并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前往道台府请愿。然而，学生们的爱国行动遭到反动当局的无理压制，吕大千被开除学籍。他返回故乡宾县，任宾县模范学校教员。他在经历赴吉林、哈尔滨等地辗转求学的痛楚，尤其经历罢课运动之后，渴求真理、向往着社会变革的炽热愿望更加强烈了。
１９２９年，吕大千考入北平民国大学（预科）。他抱着发展教育事业、唤起人民觉醒的志向，进一步攻读革命理论和各种进步书刊，逐渐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思想。在校期间，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１９３０年毕业后，吕大千回到了宾县，担任宾县中学训育部主任兼语文教师。他以学校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在学生中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农村土地不均、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在课堂上，他时常讲授鲁迅、郭沫若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借以提倡新文化、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成为宾县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他成立读书会，把一些进步书籍借给学生阅读，传播抗日救国的爱国思想。同学们愿意把自己的要求、困难跟吕大千谈，得到他的帮助和指导。他经常找学生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学习以及生活方面的情况。他强调，青年学生念书求知识，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救中国，青年学生应担负起为国为民而奋斗的神圣责任。宾县中学的许多学生，就是在吕大千的教育影响下，奔向革命的征途。其中一些同学入了党，成为宾县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力量。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抵抗，使得东北三省沦陷敌手，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背井离乡。民族危机激发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潮。在抗日烽火遍地燃烧的日子里，吕大千在宾县中学组织抗日宣传队，起草抗日传单，组织学生到街头散发传单，开展讲演活动。他大声疾呼：同胞们，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我们的家园，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我们要站起来，拯救我们的家乡。他博学多才，思想激进，在学生中享有很高威望，且闻名于宾县。
１９３３年２月，吕大千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夏天，任中共宾县特支宣传委员。１９３４年，任宾县中学地下党总支部书记。他以全新姿态开展地下革命斗争。他一边教书，一边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一天，吕大千在外面开会很晚才回到家，母亲问：“你在外面跑些什么事啊！？”吕大千告诉她：“为穷苦人打日本鬼子的抗日游击队缺衣缺粮，需要医药品、枪支弹药。我在外干的事是抗日救国的大事，请放心。”由于吕大千东奔西跑艰苦努力，宾县中学成为共产党在宾县的重要联络点和交通站。
吕大千曾派进步学生韩某到宾县警察队当警察。韩某利用职务之便从警察队买出子弹十多次，吕大千把这些子弹都转交到抗日游击队。为了解决药品问题，他在宾县中学以组织工艺社为名，吸收进步学生制作防冻甘油、碘酒等药品，不断供给抗日游击队。
抗日游击队的蓬勃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恐慌。白色恐怖笼罩着宾县各地。敌人疯狂镇压抗日志士，封锁抗日武装的经济来源，千方百计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吕大千不畏风险，全身心投入斗争中去。他常说：“我们参加党的活动，就抛掉个人利益，无所畏惧地坚持下去。”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有时印传单没有钱买纸，吕大千就拿自己的薪水买。家里爱人病逝，年迈的母亲和两个幼小的孩子需要照顾，但他把大部分的薪水交给党组织，解决党的活动经费。
１９３５年，吕大千任中共宾县代理特支书记。他更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为党进行工作。５月的一天，突然警笛声不绝于耳，伪警察横冲直撞，进了宾县中学。吕大千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他喝退伪警察：“不用绑！”便泰然自若地走到伪警察署。敌人知道他是地下党负责人后，便在他身上大下功夫，开始对他甜言蜜语。当敌人对他进行审讯时，吕大千发现对面墙上挂着战刀，便萌发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夺刀砍死几个敌人”的想法，趁敌不备，迅速拔出墙上挂着的战刀向敌人砍去。审讯官大喊大叫：“快，快，抓住他！”吕大千杀敌未成，就回手往自己脖颈上砍了一刀，鲜血流淌不止，他倒在了血泊中。敌人为从他口中获取宾县党组织的情报，立即送往哈尔滨医治。他醒来之后，曾作诗一首表达坚持抗日的决心：“利用寇刀杀寇仇，一腔义愤不日休。纵然没有脱身计，那有涕零学楚囚。”
敌人见吕大千宁死不屈，便施以重刑。面对敌人的野蛮行径，他怒目而视，义正严词，痛斥敌人，驳得伪警察理屈词穷。他在狱中，曾作过越狱的努力，但因戒备森严，没有成功。于是，他被关押进黑牢。狱中的难友们目送着他，他向难友们说：“共产党人不怕死，你们要坚强起来，出狱之后，一定要坚持党的事业。”
吕大千被关进一间黑暗、潮湿又肮脏的地下室。他戴着沉重的脚镣与手铐，神态镇定。敌人知道无法说服他，就施用各种酷刑：灌凉水、用电刑、上大挂。长时间的刑讯，他的身体已十分虚弱，尽管如此，他在狱中忍痛写下诗稿：“时代转红轮，朝阳日日新。今年春草除，犹有来年春。”他的诗，正气凛然，字字表达了对党的忠诚，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
１９３７年７月的一天，吕大千被押往哈尔滨市圈河，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英勇就义，时年２８岁。
吕大千一生业绩中，没有炮声隆隆的战斗场面，然而，他的每一步征程都同党的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面对敌人的刀枪，毫无惧色，严守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与同志，为宾县抗日力量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