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炯，原名之炯，字甩岩，化名阿木林、阿表、马良、王德，１９００年１０月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县大岭乡上岙村一户普通农民家中。１９１６年９月，考入浙江省立第六中学，因反抗校方的贪污陋行而被开除学籍，但他并没有就此中断学业，而是自赁破屋寒舍，挑灯苦读，终于在三年后考入上海澄衷中学。
林炯在澄衷中学读书期间，正值反帝反封建和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使埋头读书的他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开始注意阅读书报，关心国事，并在课余潜心攻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研究马克思主义。他积极为校刊《每日新闻》写稿，发表自己的心得，阐述自己的见解。在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上海，林炯幸运地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不断地成长起来，澄衷中学成了他参加革命的起点。
１９２２年，林炯从上海澄衷中学毕业后，旋即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并于次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常与家乡同学以临海同乡会的形式聚集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与进步学生一起积极开展各类进步活动，如发起工人运动、组织学生运动等。１９２５年初，林炯担任青年团南京地委宣传委员和训练委员会委员。
同年，林炯到上海，与一些临海籍旅沪进步学生一起，云集在上海大厦大学东侧的芝兰室里，酝酿建立“临海乙丑读书社”，并草拟读书社的社章，确定读书社的宗旨为“努力读书，改造社会”，规定“红、青、白”三色旗为社旗，“红”象征革命，“青”代表青年，“白”表示心底坦白。
是年暑假，作为读书社发起人之一的林炯，和旅沪旅宁的同学一起回到家乡临海，在城关敬一小学召开读书社成立会。他们举办消夏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研究，同国家主义派和无政府主义派开展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将从上海带回去的许多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ＡＢＣ》《向导》等，广泛向家乡的进步青年进行宣讲传播。他们还举办平民夜校，补习文化知识，在家乡掀起了一股读书救国、寻求真理的热潮。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有４０余名男女青年加入读书社组织。读书社在倡导努力读书的同时，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中国革命的思想教育，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使读书社成为培养临海革命青年的摇篮，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临海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暑假期满，林炯即返回海河工程专门学校，继续投身于革命活动。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林炯转为中共党员，并作为南京的代表，被派往莫斯科学习，就读于中山大学第一班（英语班），与张闻天、沈泽民、杨放之等同班。林炯在留苏的两年大学生涯中，学习刻苦，为人耿直。他明辨是非，坚持原则，与中共旅莫支部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王明之流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１９２７年下半年，林炯毕业回国，在中共中央上海局担任翻译，同时还兼任与东方各国共产党的联系工作，后来又负责主编《中国工人通讯》。由于他精通英、俄两国语言，大部分译文和专电都需他动手翻译和起草，工作十分繁忙，时常顾不上吃饭和睡觉，但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在这段时期中，他与瞿秋白、杨之华夫妇过从甚密。
１９３１年７月，因越南同志在上海法租界的住所遭破坏，林炯被误作越南人而同时被捕。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厉的审讯，多次实施电刑，他坚不吐实，使法租界捕房未获任何证据，无可奈何，后经组织营救获释。但经过这次铁窗生涯，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
１９３２年春，中共中央委派林炯到湘鄂西省委任宣传部长，同时执教于湘鄂西省列宁学校，主讲《财政经济》。在湘鄂西短短六个月左右时间，他几乎跑遍了整个湘鄂西地区，深入了解各个方面的情况。同年，由于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国民党军队占据了洪湖革命根据地。林炯等来不及随军转移，被围在敌占区。他们历经艰辛，终于脱离虎口，回到上海。在上海，林炯先后在中央组织局和中央上海局工作。在此期间，他曾写下了《湘鄂西苏区的一般情形》的近万言报告，呈送党中央，以表自己真诚坦白的心迹。
林炯平时工作踏实持重，作风机智老练。１９３３年３月，陈赓在上海被叛徒出卖而被捕，他的住所是当时中央局的秘密招待所。当林炯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赶到秘密招待所，通知其他同志迅速转移。果然，当晚敌人便到招待所搜捕，结果扑了个空。
１９３３年６月，林炯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哈尔滨，担任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化名马良。他秘密奔波于东北各地，在南满等地相继建立了抗日武装力量。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林炯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任务十分繁重，但他照样“以全副精力投入工作”。１２月，他代表省委起草了《满洲省委关于冬荒和年关斗争的决议》，明确指出：要最大限度地扩大人民革命武装的主张。为了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建立所谓“满蒙国”的阴谋，１９３４年２月，林炯又率领满洲省委作出了《关于反对日本强盗“满蒙国”侵略运动和第二期“讨伐”反日游击战争的工作决议》，深刻揭露和强烈抨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表明了坚决抗日的决心。
林炯在满洲省委工作期间，曾在国际反战、反帝、反法西斯的“三反斗争日”这一天，和省委其他同志一起，精心组织了东北境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日斗争，大批工农群众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同时出动，破坏了吉敦线近２００公里铁路线，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１９３４年上半年，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和秘书被捕叛变，哈尔滨党团组织均遭严重破坏。在危急时刻，林炯以省委名义，将其他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调离哈尔滨，而他自己则仍驻留哈尔滨坚持斗争。他的这一举动，博得了同志们的广泛敬佩。
林炯平时不善言谈，但对同志总是真诚相待。所以，１９３４年９月，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王明之流不经中央批准，擅自将林炯强行调往苏联海参崴，曾引起上海中央局同志们的强烈不满，表示力争要把他要回来。
林炯与东北人民的抗日事业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被调离满洲省委后，仍念念不忘东北的抗日斗争。他曾多次写信给王明，表示“要求去部队的心思非常迫切和焦急”，但他那炽热的革命热情和强烈的抗日之心，却被王明一伙给强行压制了。
１９３５年夏，林炯被调往莫斯科，担任《救国时报》编辑，化名王德。由于报社事多人少，他经常不分昼夜地工作。他虽然不能回东北游击队去，却依然惦记着那里的抗日情况，并且经常撰文宣传东北的抗日斗争，在《救国时报》上时常可见署名“王德”的文章。他还积极参与《雪山草地行军记》《甘肃到陕西》等长篇通讯的编辑工作，其中有些篇章、段落是他亲手整理成稿的。在这里，他向全世界人民宣传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创举，热情讴歌长征的辉煌业绩。他这样写道：“在中国史学者尚未发现的地方，或者探险家也未到过的草地，严格地说，在中国地图上尚未列入的地方，而数万北上抗日红军，以冒险的决心，作出惊奇的行动，渡过了草地，冲破了历史的记录。这惊天动地的创举，假如红军没有钢铁一般的政治坚定性，没有顽强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怎敢进行这种冒险的尝试？！”
林炯以他的行动，向人们展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刚正的气质和豁达的胸怀。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被王明之流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苏联塔干卡监狱，而后又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受尽了非人的待遇。此时，在历经无情的政治打击和无休止的刑讯、苦役之后，曾受过电刑摧残的林炯，身体再也挺不住了。１９３７年，林炯终于带着对党的前途命运的无限忧虑，对灾难深重祖国的深深眷恋之情，告别人间，长眠在这块远离祖国、荒凉的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新中国建立后，林炯的事迹在人们中间广泛传播，他的英名被人民所深切怀念。党和人民政府没有忘记他，授予他“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他，终于可以含笑瞑目于九泉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