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正，又名陈述，笔名陈殖，化名陈福生，１９１０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卜弋桥镇一个地主家庭。他１６岁初中毕业后，越级考入上海政治大学，在这里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并结识了进步同学刘晓和窦止敬等。刘晓在奉贤县创办曙光中学，陈志正经常到曙光中学去，参加整理材料，印刷传单，开展革命宣传活动。１９２７年初，因政治大学停办而转入上海劳动大学就读。李立三在这里任教，给了陈志正不少启发。为进一步探求真理，他刻苦自学日文、德文，并常去内山书店买日文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哲学笔记》等书籍回来，认真研读。结合对许多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陈志正确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革命信念，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志正入党后，曾一度担任过劳动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地下革命工作。他移居上海虹口附近，无固定住所，以报贩、码头工人身份作掩护，深入青年学生及劳动群众之中进行革命活动。１９２８年和１９２９年曾两次被捕。一次他装哑巴，坚不答话，巡捕无可奈何将他释放；一次则坚不承认搞革命活动，因证据不足，不久即获释。
１９３０年，陈志正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后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秘书长。在此期间，他一方面从事实际的群众工作，一方面坚持阅读日文、德文版的革命经典著作。这时，他不仅能直接阅读原著，而且能一小时笔译２０００字日文。他从日文版本翻译了马克思的《工银劳动与资本》和日本响坂逸郎著的《历史的人口法则》及《抽象人口法则》等文章。
１９３１年，陈志正离沪去北京，一面进行革命工作，一面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钻研哲学、政治经济学及某些自然科学。
１９３２年初，陈志正因父亲病危，回乡探视。父亲是了解自己的儿子的，临终前对家人说：“志正秉性刚烈，有他自己的志气，他是不肯蹲在家里的。他要离家外出，就让他去罢，不必强留。”父亲死后不到一个月，他又重返上海从事革命工作。
１９３２年７月１７日，由“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停战协定联合会”两个群众组织发起，在上海市共舞台召开“江苏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当时，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召开这样的大会采取了半公开的方式，事先又在国民党办的报纸上刊登了这次大会的启事。结果会议还没有开始，就遭到反动军警的包围，被捕去８８人，陈志正也在其中。他们先被关押在上海警察局，后转解到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军法司。两个月后，由于叛徒出卖，有１３位同志被判死刑，１０月１日在雨花台壮烈牺牲。陈志正被判无期徒刑，被关进苏州江苏陆军军人监狱。“共舞台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和“保障人权大同盟”的蔡元培等人均设法营救，都没有成功。
在狱中，陈志正等同志被当作重犯，带着笨重的镣铐，在黑暗潮湿的牢房中过着非人的生活。不久，肺结核病复发，但他没有放松学习和搞秘密译著的工作，参加编写狱中秘密刊物《监狱生活》，翻译日文《财政学大纲》等。
１９３４年６月，在狱中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们在狱中掀起了一场要求改善伙食和争取“开封”（即去镣铐）的斗争。由于陈志正直接面对敌人说理，被毒打６０军棍，还加了两副重镣。他横眉冷对，始终不屈。斗争的结果，迫使监狱当局在一个短时间内稍稍放松了压迫，略微改善犯人的生活。
１９３５年５月，由于狱中叛徒告密，有８名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暴露，其中有陈志正。因而他又被军政部军法司加判八年零二个月徒刑，与原无期徒刑一并执行，关进了南京中央陆军监狱。
在监狱中，陈志正对红军的长征充满着期望，曾在信中引用英国诗人雪莱的名言“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表达了对革命的必胜信念。在艰难困苦中，他还是一心想着同志，曾写信让家里寄钱来，接济难友。亲属为了营救他，设法疏通国民党上层关系，答复是本人写“悔过书”，才有可能出狱。亲属劝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回答：“我没有做错事，无过可悔，写什么悔过书？”他肺病日重，身体更加衰弱。他对前来探望的家人说：“我死后不要运回家乡，就葬在南京。书籍、衣服统统送给难友，不要带回去。”
１９３７年５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已达成协议，但是国民党政府却迟迟不肯兑现释放政治犯的诺言。备受摧残的陈志正终于在狱中去世。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生无内疚，死无怨尤。”“愿弟妹们为人类的幸福而努力！”这掷地有声的话语，记录着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