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树清，１９１３年出生于贵州省都匀县麻河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幼年丧母的陶树清念完初中，家里便无力再供他上学，只好去当兵。陶树清年纪虽小，但勤学好练、聪明能干，在兵营很受人赏识。很快，他就被提升为军官，率领分队练兵打战。
１９３５年４月，蒋介石趁“追剿”中央红军之机，图谋贵州。“政治解决西南”的企图实施后，贵州军阀王家烈被逼下台，致使贵州军阀部队土崩瓦解。这引起了贵州军人及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更激起了原黔军中下层军官的极大愤恨。陶树清原在黔军侯之担部，蒋介石改编黔军后，他在柳际明旅第二团第三营第三连任中尉副连长。陶树清驻防毕节后，亲眼看到红军走后，土豪劣绅及反动军队反攻倒算，烧杀奸淫，百姓倍受蹂躏，当地一片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作为一个有血性的年轻军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陶树清气愤万分。徘徊在毕节老城的街道上，他苦苦地思索，救民救国的道路在哪里？中华民族走向自强自立的道路在哪里？“国难当头，匹夫有责”，陶树清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但是，他的眼前仍是一片迷茫……
正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陶树清遇上了原在黔军中共事的阮俊臣，并通过地下联络员，结识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政委欧阳崇庭。在老街边的小酒馆里，三个志趣相投的年轻军人聚在一起，欧阳崇庭和阮俊臣向陶树清讲了不少革命理论，讲中国的政治大局和斗争形势，讲红军的政治主张。三杯薄酒燃烧三个人的心，陶树清觉得心里的迷雾一扫而光，只觉得血管里热血沸腾，胸膛里豪情奔涌。陶树清紧紧握住两位同胞的手说：“你们真是在我的心中点亮了一盏灯，我不再是瞎眼汉了，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我认清了前进的路……”三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不久，阮俊臣的游击队在金银山、螃蟹井、果乐桥等地捷报频传，他们巧妙地打击反动武装，使敌军变得草木皆兵、闻风丧胆。他们的作为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使不少身处黑暗中的人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在这种形势下，陶树清毅然接受红军的主张，决定弃暗投明。
陶树清开始在军队中做策反工作。他平时善待士兵，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声望，便利用大家对他的信任进行秘密策动，向士兵们宣传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党，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的革命道理。他给许多人分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一贯主张和所作所为，帮助人们真正认清了国民党反动阶层人士的真实嘴脸。他说：“跟蒋介石国民党走，前途越走越黯淡；大家只有弃暗投明，参加红军抗日救国，才是真正的出路！”
在陶树清的精心策划下，国民党军郭思演纵队暂编第五旅第二团第三营３００多名士兵几乎全都团结在他的周围，起义的基本条件成熟。１９３６年５月８日，趁旅长柳际明、副旅长皮光泽离开毕节到贵阳办事之机，陶树清立即通过地下交通员和阮俊臣、欧阳崇庭商议，定于１０日清晨率部起义，前往杨家湾与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会合。
５月１０日凌晨，暂编第五旅第二团第三营３００多名士兵聚集在军营，静听陶树清一声起义的号令。８点钟，起义的号角骤然吹响，每个起义将士臂上带着红布标，一起举手宣誓：为民起义，抗日救国，跟随共产党、跟随红军干革命！起义者群情激奋，不断振臂高呼，声震云天。
次日中午，起义部队到达杨家湾。他们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欧阳崇庭、阮俊臣、陶树清三人组成领导核心，率队前往赫章、镇雄、扎西（威信）属地，同红军游击纵队会合。
陶树清率部起义，震惊了贵州国民党当局，他们急电呈送蒋介石，并组织三省国民党军和保安队前往“围剿”，扬言要“打尽杀绝陶树清及其叛军”。国民党军令部严令中央军郭思演纵队暂编第五旅立即追击“叛军”。一时间乌云翻滚，一副黑云压城的架势，从黔中、从四川以南、从云南曲靖地区调集的部队也逐渐向陶树清他们扑来，形势极为严峻……但是，陶树清和战友们镇定自若，他与阮俊臣、欧阳崇庭计议，为摆脱暂编第五旅的追击，决定采取避实击虚、迂回转战的游击战术，根据敌我兵力和环境地形等情况，寻找最佳行动路线，伺机打击敌人，突破地方团队防线，向川滇黔边区靠拢，尽快找到红军游击纵队。
１９３６年６月初，陶树清他们率队在镇雄王家院子里休整。战士们连日行军作战，过于劳累，他们抓紧机会，治疗伤病、修理武器、整理内务。而陶树清他们并未休息，刚刚安顿好部队，又接到侦察员传来的讯息，红军游击纵队可能在花田坝一带。陶树清、欧阳崇庭、阮俊臣三人连夜出发，终于在黎明时分找到了纵队司令部。三个人高兴得热泪盈眶，和红军战士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找到了红军组织，就如同孩子找到了娘，起义部队不再孤单了，将士们信心倍增。在威信院子场，起义部队和红军合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阮俊臣任司令员，刘复初任政委，陶树清任副司令员兼第二支队司令员。先遣队是红军的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他们在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的统一领导下，出没于镇雄、威信、毕节、叙永、兴文一带地区。他们积极开展活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打击反动力量的统治。
先遣队的频繁活动和累累战果，使各地反动当局惶恐不安，各县纷纷向上告急，各种呈文、电报、密件雪片般涌向省府。这件事很快惊动了蒋介石，蒋介石气急败坏之下责令三省军阀刘湘、龙云、顾祝同赶紧处理此事，限他们“七月内彻底肃清”。三省军阀急忙调兵遣将，加岗设卡，聚集了十多个团的兵力“进剿”先遣队。在六七月间，发动大规模的“三省会剿”，炮火硝烟直扑陶树清、阮俊臣所部。
敌情严重，陶树清、阮俊臣几夜未眠，他们连夜召开部队干部会，分析当前的斗争形势。各种地图、布兵状况以及历史资料堆了满满一大桌，他们在一起研究了下一步斗争的主导思想和策略。会后，由陶树清向特委正式提出三条建议：一是减少公开宣传，加强秘密活动，缩小目标，以便避开敌人主力的攻击，有利于我方休整：二是对起义士兵和“绿林”武装不要歧视，要耐心教育和改造，加强团结，全力对敌；三是开辟新的游击区，摆脱敌人，减少伤亡，保存实力。
这三条建议在特委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议，由于当时特委中的部分委员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影响太深，他们不但未采纳陶树清提出的正确意见，反而认为他“动机不纯”，竟决定甩掉原陶树清所属部队。阮俊臣、陶树清领导的第一、第二支队被特委和纵队甩掉后，犹如釜底抽薪，军心一时有涣散的倾向。不少人认为第一、第二支队处境艰难、前途险恶，因而信心减退，部队中有一种悲观气氛。
为了坚定部队全体将士们的斗争信念，迎接随之而来的更艰苦的战斗，陶树清与阮俊臣、欧阳崇庭几位战友一道，在部队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稳定了军心。那一段时间，深山密林的营房里、崎岖的山路上、土堡中、暗哨里……都可以见到陶树清、阮俊臣、欧阳崇庭的身影，他们深入到最基层，把工作做到每一位战士的心坎上。部队战士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出身、阅历、思想各不相同，陶树清用抗日救国的革命思想把他们联系到一起，部队团结起来了。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环境，陶树清、阮俊臣、欧阳崇庭决定把部队番号恢复为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
果然，斗争形势变得恶劣起来，第三支队在七星关前遭到柳际明旅雷大龙团和镇雄、威信、彝良独立营的围攻，部队有比较大的损失。在此情况下，第三支队只得在三省边区进行迂回活动。此时，三省敌兵以数十倍于他们的兵力进行围追堵截。敌人层层包围，把每个边区要塞封锁得如铁桶一般。而且他们在蒋介石的督令下，非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三支队不可，疯狂的敌人天天穷追不舍。在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的情况下，第三支队天天都在作战，天天都有伤亡。但是，陶树清他们丝毫没有半点妥协，坚强的革命意志指引着他们与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战斗。
１９３６年８月３０日，在镇雄洒河镇上，疲惫之极的第三支队刚刚入镇休息一刻，没有料到柳际明旅突然扑来。陶树清部遭到敌人从后面袭击，作战地形极为不利。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敌人的子弹像蝗虫一样从后面追来。陶树清他们且战且退，部队伤亡很大，许多战士的热血就洒在了陶树清的身旁。陶树清抑制着内心的巨大悲愤，指挥着部队与强大的敌人周旋。
从洒河镇突围，陶树清率领部队向威信方向撤退。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又遭到敌人的伏击，陶树清和十多个战士失去了与支队的联系。陶树清只得独自率领这十几个人转移到珙县小溪。
１９３６年９月３日，珙县的天空上浓云密布，不久又下起了瓢泼大雨。恶劣的天气对陶树清他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他经过了几番努力，想向第三支队靠拢，但都没有成功。敌人堵截得十分凶猛，十几个人的身上又都有伤，而且，手中的弹药已所剩不多了。
黄昏，疯狂“围剿”的敌人紧缩包围圈。在小溪郭家坟，“围剿”陶树清的敌人发动了最后的猛攻。陶树清和战友们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陶树清不幸被俘。残忍的敌人用尖刀刺破陶树清的肌肉，将铁丝从他的锁骨处穿过，然后用力扭紧牵着，五花大绑押送毕节。
丧心病狂的国民党为了杀一儆百，疯狂地折磨陶树清。他们逼迫陶树清写悔过书，公开声明断绝与共产党、红军游击队的一切关系，严刑拷打下陶树清的惨状令人视之落泪。陶树清则大义凛然地怒斥国民党反共卖国的滔天罪行，热情洋溢地宣传共产党、红军游击队的政治主张。凶残的敌人用刺刀捅他的嘴，把他的全身刺得鲜血淋漓。
１０月的一天凌晨，英勇的陶树清终于牺牲在敌人的乱刀之下，终年２３岁。青山为之呜咽，流水为之悲泣，毕节人民为英雄陶树清流下了悲痛的热泪。陶树清虽然被敌人杀害了，但他那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革命精神至今仍铭刻在川滇黔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