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家盛，１９０１年１０月出生于陕西省山阳县袁家沟口仓房沟。幼年生活艰辛，磨炼出他刚正不阿的性格。
１９２９年，关中大旱，粮食无收，官府恶霸催租收债，百姓敢怒不敢言。被逼无奈，程家盛、阮英臣等人联合穷苦百姓，拉起“大刀会”与官府恶霸进行斗争，抗粮抗税。在程家盛、阮英臣的领导下，农民武装“大刀会”威震四方，官府县衙惊慌万分。
１９３４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入陕，给鄂豫陕边广大地区的贫苦农民带来了希望。红军走到哪里，就把对穷人的温暖带到哪里。“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是为穷人谋福利的”、“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地霸”，红军道出了穷人的心声，多少年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１９３５年２月，在山阳县袁家沟口镇，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程家盛被推选为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边区苏维埃政府一成立，程家盛以他满腔的热情和旺盛的斗志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去，在红军干部的帮助下，迅速展开了工作，在以袁家沟口为中心的方圆百十里地区建立起关帝庙、瓦沟、二峪河、马家山、娘娘庙、大核桃树、泰山庙、海棠岔、牛槽、杜家沟等十个乡数十个村的苏维埃基层政权，很快打开局面。程家盛除了亲自抓好边区政府附近几个乡的工作外，又不分昼夜地往返奔波于鄂陕边广大地区。
红军在蓝田葛牌镇、柞水等地接二连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鄂陕边广大贫苦农民，他们欢欣鼓舞，拍手称快。红军通知边区政府将战利品转移到袁家沟口后方根据地，程家盛立即指示阮英豪副主席带领游击队运回了大量的枪械物资，装备了自己的游击队。
由于山大人稀，交通不便，边区政府物资紧缺，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往往购买不到，程家盛选派人员外出西安，购回了大量的手电筒、电池、枪穗子、茶缸、茶碗、暖水瓶等日用品。
程家盛关心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队战士家属的优待工作，时常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定期发给一些物资，作为对他们的慰问和生活上的帮助。他常常说：“政府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做好家属优待工作，让我们的战士安心，多杀敌人。”瓦沟乡苏维埃主席张智仁的大儿子张永成在袁家沟口战斗中牺牲后，他曾专门筹助了物资款项，前去慰问。
１９３５年５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为使鄂豫陕根据地内各块连成一片，决定围攻山阳县城。程家盛率领政府工作人员出色地完成部队和游击师的后勤供应及伤员救护、转移任务，受到红二十五军首长的称赞。
１９３５年７月，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鄂陕第四路游击师大部也随主力开拔，留下地方干部和部分武装继续坚持斗争。敌人得知主力撤离的消息，遂调集兵力，企图一举“剿灭”这块红色根据地。
程家盛面对这一紧急情况的出现，临危不惧，他和政府其他领导一起共商对策，决定迅速撤离。他率领政府工作人员和地方游击队，日夜不停地转移伤病员，疏散埋藏物资，出没于高山峻岭、丛林岩洞之中，与敌人兜圈子，坚持斗争。
三四个月过去了，残暴的敌人对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洗劫，到处搜查苏维埃政府干部和物资，袁家沟口上下掘地三尺，放火烧毁房屋，捕捉杀害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群众１０余人。敌人的罪恶行径，更加激起了程家盛对敌人的无比痛恨。
“大印呀大印，我要带着你等待红军回来！”程家盛深情地抚摸着边区政府这颗铜质方形大印，思绪万千：他曾带着这颗大印代表政府发布命令，他曾依靠这颗大印带领穷苦百姓去分配土豪恶霸的浮财。他以及更多的人，都离不开这颗大印，这是命根子啊！可眼下，他带领战士们箭上弦、刀出鞘，丝毫不得松懈，紧张地与敌周旋。寒冷、饥饿一齐向他们袭来，他的身体愈来愈消瘦、虚弱，但他仍顽强地坚持斗争。敌人多次诱降，他毫不动摇。程家盛的信念只有一个：“紧跟红军，就是胜利。”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０日晚，程家盛被叛徒出卖，国民党商县六社保卫团在杨家河石岩洞抓捕了他。敌人将程家盛视为要犯，经黑山、商县押往西安关押。经过多次审讯逼供、严刑拷打，程家盛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无奈，敌人只好将程家盛又押解回山阳县。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５日，程家盛被押送回小河口国民党保公所。附近穷苦农民得知这一消息，纷纷前来探望。
“程主席，你可回来了！有了主心骨，什么也不怕了，大家会设法保你出来的！”众乡亲安慰他。
“大伙操心了，这百十斤没有扔在西安，就算幸运！有乡亲们搭救，我不会有啥事的！”程家盛见到妻子倪世莲的第一句话就是：“那件东西（指鄂陕边区政府大印）还在吧？”当妻子回答完好无损时，他惊喜地握着妻子的手久久不放。临别时，他千叮咛、万嘱咐，让妻子带好大印，带好孩子，就是对他最大的安慰和支持。他没有想到，一个罪恶的阴谋正在暗中酝酿，想不到此次和妻子的见面竟是永久的诀别！
３月１６日清晨，小河口国民党团总陈守信及刽子手害怕激愤的群众暗中将程家盛劫去，急忙将程家盛押至小河口河滩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