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高，１９００年３月８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金海镇善福里黄岗村（今属清源口镇）一贫苦农民家庭。５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与祖父相依为命，生活艰难。９岁时，入本村的私塾读了五六年书。祖父去世后，当过木匠，看过草场，饱尝人间的苦难。
１９２３年，黄家高偕同王显德、费尚全等外出逃荒，漂泊到大冶港窑湖（即黄石港、石灰窑、道士湖）工矿区，在富源煤矿当挖煤工人。此时，在中共大冶特别支部领导下，工矿区已建立秘密工会，工人运动正在兴起。党为了团结教育广大工人兄弟，壮大革命力量，在各矿区普遍建立了工人俱乐部，黄家高是工人俱乐部活动的热心参加者之一。在党的教育和工人运动的影响下，黄家高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于１９２４年初秘密参加工会，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之后，他积极参加声援五卅惨案受难者的集会和游行。在罢工斗争中，他总是站在前列。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工人运动由秘密走向公开，港窑湖地区的工人运动更加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１９２７年６月８日，夏斗寅叛军窜到大冶“清乡”，血腥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在夏斗寅的支持下，矿区反动资本家的气焰更加嚣张。他们一方面对革命者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另一方面将工会会员和老工人大部分开除，妄图达到一举扑灭革命的罪恶目的。黄家高、王显德等被迫返回家乡，先在裕济煤矿当工人，后又转到福东煤矿。
７月，蒋汪合流，全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黄家高毫不畏惧，仍然坚持秘密的工人运动。他深入到工人家里，一方面嘘寒问暖，团结教育工人；另一方面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人起来继续同资本家作坚决的斗争。一次，有个工人积劳成疾，身体瘫痪，狠毒的资本家不仅不给钱治病，而且停发了工资，致使该工人完全处于绝境。这件事引起广大工人的强烈不满，黄家高更是义愤填膺。他挺身而出，亲自背着这个瘫痪工人，带领大家去找资本家评理。他声色俱厉地质问道：“工人给你做工，养活了你，现在他病了，你为什么不闻不问？为什么还扣发他的工资？你有没有良心？……”这次斗争，由于没有党的领导，再加上工人发动不够充分，组织工作也不够严密，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事后，黄家高摘下自己头上的棉帽，脱下身上的棉袄，送给这位工人。他见义勇为、慷慨相助的高尚情操，使广大工人深受教育，大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困难的工人兄弟。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阳（新）大（冶）县委派共产党员杨振东到金海的裕济、民生、福东、广益、黄厂等煤矿开展革命活动。杨振东在深入了解矿区工人斗争的情况后，介绍黄家高、王显德两人加入了共产党。从此，黄家高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不断追求革命真理，献身革命事业的道路。
１９２８年初，由于黄家高等共产党员的积极工作，福东煤矿首先恢复建立赤色工会组织，黄家高当选为工会委员长。随后，他又领导工会会员到民生、广益、黄厂三个煤矿公司，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相继恢复了工会组织。这样，整个金海区的工人革命运动又蓬勃高涨起来。在工会的统一领导下，工人们多次举行罢工斗争。这些斗争都取得了减少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和增加工资等方面的胜利。
１９２８年２月，根据阳大县委“深入农村，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的各级组织”的指示精神，黄家高同王显德、黄庭照、刘太清、费尚全、黄先修、柯志成等到清源口、太子庙一带农村，采取昼伏夜出的办法，寻找大革命时期失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同时发展新党员，建立党的组织。黄家高先在大塘铺、茅村一带恢复建立中海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接着，到家乡柏林一带帮助建立了中湖党支部，由李观范、费国威等负责；随后，又到沿江地区的清源口、海口、黄颡口一带活动，帮助恢复建立沿江特别支部，由费文贤等负责。这样，在金海镇范围内恢复建立了党的组织。
在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的同时，为进一步扩大革命的影响，开创新的局面，黄家高与王显德、黄庭照还领导组建了一支约２０余人的游击队。建队初，游击队只有两支枪，其中有支手枪的撞针断了，不能使用，其余的武器都是大刀长矛。但是，金海地区的武装斗争就是靠这发展起来的。
游击队建立后不久，“清乡团”团总李督哉为镇压革命、欺压百姓，纠集善福、新亭、保正、永章四个里的豪绅地主，在永章里公所开会，计划筹款买枪，建立地主反动武装，企图与工农武装相对抗。黄家高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狠狠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随即率游击队配合县委游击队突袭了永章里公所，一举打死了团总李督哉及陈衡直、刘才千、陈金国等七个大土豪劣绅，打响了金海地区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尔后，游击队在善福里镇压了作恶多端、无所不为的“清乡团”团长费联甲和准备外逃的大恶霸地主费新吾夫妇。游击队每到一地，将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和粮食全部分给贫苦农民，因此深得民心，许多青壮年农民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农民武装力量迅速得到发展壮大。
随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日益瓦解，村、乡苏维埃政权开始建立，黄家高当选为尧茨乡苏维埃政府主席。
１９２９年冬，金龙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黄家高当选为主席。在以他为首的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可善福里济桥湾的大土豪费康平、费清平对农民革命运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秘密建立了反革命武装，伺机向革命反扑。黄家高得知后，立即带领赤卫队将他们捉到樊家山镇压。随后，他又带领赤卫队在芳庄湾、塔时湾等地逮捕了有破坏活动的豪绅地主１１人，并在一甲垴召开有数千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会上，黄家高揭露了豪绅地主犯下的种种罪行，号召大家千万要提高警惕，与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在“打土豪、分田地”“坚决镇压反革命”等口号声中，将１１个豪绅地主枪决。这对巩固红色苏维埃政权、保卫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起了重大作用。
在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同时，黄家高也十分注意做好群众的工作。黄岗村的黄永生、黄永玄、黄怀吉等农民之间发生了宗族纠纷，且越演越烈，最后发展到准备进行械斗的严重地步。黄家高闻讯后，立即赶到黄岗村，分别做双方的工作。他诚恳地说：“我们都是穷人，天下穷人都是一家，即使产生了一些纠纷，也应互谅互让，妥善处理。现在正是大敌当前，穷人们更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决不能做出亲痛仇快的蠢事来。”一席肺腑之言，使黄永生等农民深受教育，从而解除了双方间的疙瘩，增进了团结。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情同手足。
乡村农民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城镇工人运动的蓬勃高涨。１９２９年底，阳新县总工会在太子庙正式恢复建立，选举黄家高任委员长。
１９３０年５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鄂东特委在太子庙成立，吴致民任书记，黄家高当选为特委委员。１０月５日至７日，鄂东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太子庙王官山召开，正式建立了鄂东工农革命委员会，由曹玉阶任主席，黄家高任政治保卫分局局长。
１９３１年５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调整苏维埃区域的指示，中共鄂东特委改建为中共鄂东南特委并正式划归湘鄂赣省委领导，黄家高当选为特委执行委员，任鄂东南总工会委员长。１１月，黄家高、吴致民、洪紫青等代表鄂东南苏区，出席了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黄家高为驻湘鄂赣省的全权特派员。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７日至２６日，湘鄂赣省委在修水上杉召开了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四中全会“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撤销了以李宗白为书记的原省委，成立了以林瑞笙为书记的临时省委，黄家高当选为临时省委常委、副书记。会后，湘鄂赣省各县相继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黄家高以省委代表身份，先后出席通城、阳新等鄂东南各县的党代会，亲临指导工作。５月初，黄家高抵达通山县指导工作。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日至１５日，湘鄂赣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江西万载小源的韩家祠堂召开。选举林瑞笙、黄家高、陈佑生等为省委执行委员，成立了正式省委，省委书记仍由林瑞笙担任。
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赤色首都瑞金开幕，黄家高出席这次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委之一。会后，黄家高被任命为鄂东南道委书记。２月下旬，黄家高抵达鄂东南道委机关驻地——通山县冷水坪后，立即主持召开道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的指示和省委的决定，改组道委。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湘鄂赣地区开始了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年代。黄家高始终与广大军民打成一片，同甘苦，共患难。他们没有粮食，就吃竹笋、野菜，啃树皮、草根。有时弄到一点粮食和好吃一点的东西，黄家高总是先让给伤病员吃。游击战争中，他们经常露宿野外，任凭风吹雨淋。黄家高却风趣地给大家说：“大地是我们的床，蓝天是我们的被。”当时战斗频繁，几乎每日有战事，有时还日有数战，黄家高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在哪里指挥。在那艰苦的岁月里，黄家高和广大干部及军民始终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团结一致，顽强拼搏，对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１９３６年３月，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了扩大会议。为适应对敌斗争新形势的需要，对苏区的组织领导机构作了相应的调整。不久，省委调黄家高任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从此他驰骋在湘鄂赣广大地区。
是年七八月间，黄家高等率红十六师挺进奉新县城附近，在修铜宜奉等县地下游击队的配合下，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伏击上富来援之敌——江西省保安第九团，击溃敌团部和一个营，歼敌３００余人，缴枪２００余支。９月，红军向修铜宜奉边一带游击，敌派出一个团尾追。红军于奉新与靖安交界之东坑与敌激战，在东北分区游击队的有力配合下，取得了东坑大捷，歼敌６００余人，缴枪３００余支，击毙敌团长。获胜后，红十六师继续向靖安方向前进，途中遭敌碉堡群阻隔。为摸清敌情和地形，黄家高带着警卫员黄鲲华亲自到前沿侦察。正当他拿着望远镜仔细察看敌阵地时，突然一梭子子弹射来，击中了他的头部，不幸壮烈牺牲。
黄家高牺牲的噩耗传来，湘鄂赣边区广大军民悲痛万分。特别是红十六师全体官兵，怀着对黄家高无限崇敬的心情，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奉新城郊的一个小山坡上，并脱帽志哀，鸣枪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