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湛恩，１８９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他家世代务农，家境清贫。４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其母罗氏，为摆脱封建族权压迫和生活困境，带着年幼的儿子和襁褓中的女儿，离乡背井，弃家出走，颠沛困顿，漂流到汉阳，投靠一门远亲，介绍进一家教会医院当杂役，经刻苦自学，勤奋钻研，取得护士资格，晋升为护士。母亲那种不怕压力、取于反抗，在困境中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自主自强精神，给了刘湛恩以深刻影响。他开始读书后，勤奋好学，奋发上进。从汉阳小学、九江国文书院，到苏州东吴大学，始终品学兼优，名列前茅。１９１８年，刘湛恩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吴大学医预科，获得奖学金赴美留学。抵美后，他深感国家的强弱和国民教育的程度关系极大，为此毅然放弃学医，改读教育学，决心以教育救国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他先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学博士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哲学博士。１９２２年学成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执教。不久，到上海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主任干事和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指导所所长，为推进教育救国、发展职业教育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１９２５年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市各界纷起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暴行。上海各教会公学也纷起罢课声援。６月初，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横蛮禁止中国学生为死难同胞下半旗志哀，并以开除学籍相威胁。全体爱国师生愤而离校，宣布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另组新校光华大学。刘湛恩不顾教会方面的劝阻，热情支持圣约翰大学学生爱国运动，并毅然担任光华大学校长和兼职义务教授。他抨击那些支持英国巡捕枪杀徒手学生和市民的西方人士，责问他们：“平日间口口声声效法基督，实现天国，难道基督是不问正义、不讲公道的吗？”
１９２８年初，３２岁的刘湛恩受聘出任上海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沪江大学是由美国教会在上海创办、在美国注册备案的一所教会大学，校长由美籍人士担任，学校的教育制度、校务等完全效法西方。刘湛恩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办教会学校一定要适合中国情况，一定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办，反对全盘西化。为此，他上任后即着手对校务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提出“让沪江大学更中国化，更基督教化”的口号。这一口号充分反映了刘湛恩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虔诚的基督徒的本质。他聘用了多名中国学者来校任教，使中国籍教师成为学校教师队伍的主体；各院系的院长、主任逐步调整由中国人担任，实行教授治校；规定校内一切布告、通知，一律由英文改为中文。对于教育课程，他认为，教会学校也应以中国文化为重，偏重英文、西学，“非根本教育之道”。他接任后，根据社会需要，增设院系，改革课程，文学院设国学、外国语言文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系，加强中国文化课程；改宗教必修课为选修课，不计学分；重视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大力提倡“积极的、前进的、牺牲的”沪江精神。刘湛恩一再强调，大学不仅是传播学业的场所，而且是教育做人的地方。他亲自向每届一年级新生讲授必修课教育学，从人生、道德、社会义务等方面教导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勉励学生学成后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脚踏实地工作，在边疆作贡献。在他殉难前最后一届学生毕业时，还谆谆教导同学要“服膺信义勤爱之校训，秉承牺牲服务之精神，努力在公，积极处事”，“服务社会，效用国家”。
刘湛恩主持沪江大学的另一个重要口号是“让沪江大学成为一个大家庭”，强调师生团结，民主进步，学术自由。他非常重视教师的示范作用，要求教师对学生既重言教，也重身教。他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对学生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从不疾言厉色。平时生活简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身为教会大学的校长、学贯中西的社会名流，却总是一袭长袍，不尚洋化，保持中国人朴素本色。某次，他去国际饭店参加各大学校长会议，服务员只认衣衫不认人，不让他乘电梯。其简朴持道，一时传为美谈。
刘湛恩对学校的建设也非常重视。他多次出访美国，募集基金，扩建校舍，充实仪器设备，增添图书资料。在他卓有成效的治理下，沪江校务蒸蒸日上，教学质量大幅度提高。沪江校园由初创时期的３４亩，发展到１９３６年的３００余亩，大小建筑３０余幢，成为全上海发展最快的学府，刘湛恩也被人们誉为教育界的奇才、“学府明镜”。
１９３１年，为适应上海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和把沪江大学的工作推向社会，刘湛恩在上海市区圆明园路购置房产，筹办沪江夜大学——城中区商学院，约请沪江大学老校友、时任中央银行业务局总经理朱博泉任院长。夜商院设大学本科和金融会计、新闻学、建筑学等专修科，聘请银行行长、报馆主笔、经济学家等专家为教授，课程切合实际，学用结合，边学边用，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它既为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的在职职工和家境清寒、无力读大学的青年提供了进修的机会，又为社会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在我国成人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正当刘湛恩全心贯注于发展教育事业的时候，１９３１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步步紧逼，企图把中国沦为其独霸的殖民地。从这时开始，刘湛恩怀着对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忧虑，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数日，９月２２日，刘湛恩出席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会上，他当选为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委员，并与史量才等主持抗日救国会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工作。
１９３２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东北全境后，于１月２８日又进攻上海。刘湛恩积极参加上海市民地方维治会（上海地方协会）工作，支援十九路军抗战。这个时期，他利用出席国际会议和出访美国的机会，广泛开展国际宣传工作，介绍中国局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真相和在华暴行，呼吁国际社会主持正义，支援中国反侵略战争。
１９３５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侵占华北大片领土。为挽救民族危亡，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消息传来，上海人民立即奋起响应。１２月，上海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救国宣言，声援北平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上海复旦、交大、同济等各大学学生也纷起响应，通电全国，誓为北平学生后盾。当时，沪江大学部分基督徒学生曲解基督博爱主旨，认为基督徒热爱和平，不应该参加抗战。刘湛恩得悉后，在同基督徒学生团体负责人谈话时，明确地说：“耶稣真正的精神是主持真理和正义。对一切不正义的侵略行为，应不顾自己的安危加以反对。”指示要在基督徒学生中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在他的开导下，基督徒学生团体办了一份刊物《角声》（号角的声音），向广大基督徒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号召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１２月２１日，刘湛恩联络上海基督教各界著名人士颜福庆、李登辉、沈休兰、吴耀宗、刘良模等２８人，领衔发表上海基督徒对华北事件宣言，指出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妥协，“不特设有满足侵略者无大餍之求，并且快要把我们的民族沦于万劫不复的地位”，呼吁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对于分裂领土的企图，对于一切威胁与压迫，“坚决地作勇敢的反坑”。宣言严正申明：“我们爱和平，但我们更爱公道；我们不愿做无谓的牺牲，但我们也不惜为真理而流血”，表示要“尽我们的力量，去作这个伟大的反抗运动的后盾”。这是一份代表上海爱国基督教人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战书，它对推动宗教界的抗日救亡活动起了积极作用。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大举侵略中国。８月，发动侵略上海的战争。沪江大学地处战火前沿，８月１３日午后，即遭日军炮火袭击。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之际，刘湛恩倾全部精力于抗日救亡和战时教育。他沉着地指挥全校师生员工和家属撤入租界，并在城中区商学院内继续上课。他认为，“教育与军事在长期抗战中是同样的重要”，决不能因战争而停办学校。但这时，他以更多的精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出任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监察委员、战时设计委员，上海教育界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国际救济会常务理事，中国基督教理事会战时救济委员会主席等职。他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副会长、太平洋国际学会和国际俱乐部创建人的名义，积极开展国民外交，向国际友人宣传中国抗战情况，揭露敌人的残暴行为，广泛争取国际友人支持中国抗战。八一三事变以后成立的国际友谊社、国际问题研究会等对外宣传机构，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或组织发起者。据郑振铎回忆：当时我们有一个大学教授等上层爱国分子参加的地下组织，每星期秘密集会一次，“在这个团体之外，还有一个专门做对外宣传的机关，‘国际问题研究会’，刘湛恩和胡愈之两先生是其中的主干”。“湛恩先生是慷慨激昂惯的，在这个会里，说的话最多，做的事也最多”。他曾与蔡元培等联络全国各大学校长、教授发表英文声明，历述日本军队破坏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罪行。他曾与颜福庆代表上海各抗日协会分别访晤各国在沪大使、领事，转达中国民众要求在比利时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抗战。他曾参与主持抗敌后援会国际宣传部，商讨并决定对外宣传工作。由于他在对外宣传抗日方面的杰出的、卓有成效的活动，被人们誉为“民间外交家”。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国军队在上海人民支援下血战三个月后奉命撤退，上海陷落。宣布“中立”的英法租界，成为日军四面包围下的一个“孤岛”。原来在上海的许多救亡团体和爱国人士先后转移去了内地或香港，留在上海的救亡组织逐渐转入地下。刘湛恩没有去内地，而是留在上海“照常工作”，为宣传抗日、救济难民和续办沪江大学而殚精竭虑，日夜操劳。这时，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联系更加密切。１９３８年２月，受留沪救国会领导人胡愈之的委托，在沪江大学商学院开办社会科学讲习所，训练抗日救亡工作干部。讲习所受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毕业生中很大一部分被输送参加新四军。
１９３８年初，日本侵略者继在华北策动汉奸王克敏成立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后，又在上海策划温宗尧、梁鸿志等出面组织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温宗尧曾在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门中任过职，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退休，长期居住上海。抗战爆发后，曾一度混迹于“国际问题研究会”，与刘湛恩颇熟。２月初，刘湛恩风闻温宗尧参与筹组伪“维新政府”时就正言厉色地质问他。开始温宗尧还绝口否认，但没过几天，温宗尧等投靠日本侵略者、筹组傀儡政权的事逐渐公开。内定任伪政府行政院长的温宗尧，为网罗伪政府人员，找到刘湛恩，胡说什么成立“维新政府”是为了“拯救民众”，“建议东亚的永久和平”，邀请刘湛恩出来担任“教育部长”。刘湛恩严厉驳斥了他的无耻谰言，并忠告他要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做这种认贼作父、有损国格人格的勾当。温宗尧这时已死心塌地投靠敌人，对刘湛恩的劝告反认为是“不识时务”，继续派人找刘湛恩威胁利诱，力图拉他“下水”。此后，刘湛恩就经常接到恐吓信、恫吓电话，要他放弃抗日反伪立场。同时，在刘湛恩寓所周围也不时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种种迹象表明，危险已悄悄来临。
对敌人的卑劣行径，刘湛恩早有所闻。他在致美国友人信中曾说起日本当局开了一份包括大学校长在内的２００多名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的“黑名单”，说日伪“很可能对这些支持中国（抗日）事业的人们采取行动”。他曾特地去看望过邹韬奋，劝他“稳健一些”，要防备敌人的暗算。但对他自己，则表示要坚守岗位，不向黑暗势力低头，“作为一名基督教徒和一个中国公民，我永远不会屈服！”当敌人对刘湛恩威胁恐吓频频发生时，很多友人对他的安全关心，劝他务须提防，但他仍泰然处之，说自己早就对任何情况都作好准备，“愿意为国际正义和永久和平付出代价”。
敌人见威胁恐吓没能改变刘湛恩坚持抗日救国、反对伪政权的立场，就派遣流氓特务于２月１５日傍晚向刘湛恩的寓所扔手榴弹。刘湛恩的女儿刘光坤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回忆的：那天，父亲还未回来，我们还在客厅靠里边的大饭桌上做功课。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吓得我们本能地往桌子下钻，只听见朝南小院子旁的一排玻璃窗哗啦啦震碎的声音。一眼望去，靠窗的三个沙发上全是大块的碎玻璃片。离我们桌子不远处，还有炸弹的弹片。当晚，刘湛恩与夫人王立明议论着发生的事情，夫人说：敌人是不讲天良的，虽然手榴弹爆炸时因距离太远没有伤害着我们，你还是避一避好。刘湛恩对夫人说：我也已感到敌人对我的记恨。我想他们最恨我的还是我拒绝参加伪政府，对他们每次派代表来见我时，无论是谁，我都是一番痛骂。但因为种种职务上关系，还不能走。刘湛恩还说：我平时要学生为国献身，怎么看见点危险便自己先走呢？最后，他劝夫人带三个孩子先走，这样“我就无后顾之忧了”。沪江大学师生和刘湛恩的挚友得悉后，全都为他的安全担忧，力劝他早点离开上海，免遭不测。但他总是说，留沪的救亡协会负责人留下来的已不多，“我责无旁贷，放不下”；我身为校长，“要主持沪江校政，也放不下”。还说：我是基督徒，为了真理和正义，即使上十字架也在所不辞。这时，刘湛恩在沪江大学财务极其困难，不得不大幅度削减教职员工的工资的情况下，接管了有６００名难民的难民营管理工作，并把它作为学校社会学实验室。
手榴弹事件后不久，３月间，南京傀儡政府紧锣密鼓，准备粉墨登场。其时，在一次集会上，刘湛恩无意中又碰到温宗尧。温宗尧面上挂着阴险的奸笑，举手拍拍刘湛恩的肩膀，威胁说：“最近外面有人注意你，希望你当心点！”刘湛恩毫不退让，针锋相对地说：“我到并不害怕，但是希望你不要被某方利用。最好，你还是不要上南京去吧。”
３月２７日，南京伪“维新政府”登场的前一天，刘湛恩在寓所收到一个男仆送来的一只礼品花篮，内装有枳子、苹果，附英文信一封，称对刘湛恩的爱国思想“殊堪钦佩，特奉上花篮，尚祈笑纳，并盼继续努力”。刘湛恩觉得事有蹊跷，经送警方化验，水果内含有毒汁。同日，《文汇报》社也收到同样花篮一只。花篮是何人“送”的呢？经《文汇报》社扣讯男仆，供认他是虞洽卿路爵禄饭店茶房，花篮是两个日本人给钱，叫他送来的。
日伪必欲暗杀刘湛恩的阴谋已彻底败露。这时，日伪特务在租界内的气焰更嚣张，活动更猖獗。挂着英商招牌的《文汇报》创刊不久，因发了篇社论，警告民族败类温宗尧、梁鸿志等不要筹组傀儡政府，就挨了炸弹，报社人员一死二伤。某报人因发表了一些“反日”消息，遭到绑架和残杀，身首分离。进步人士失踪的，时有所闻。腥风血雨，刀光剑影，形势愈来愈险恶。夫人王立明再次苦劝刘湛恩，说：上海既不能立刻收复，像我们这样搞抗日救亡工作的人，敌人是决不会放过的，还是早点走好。刘湛恩的好友也劝他“三十六策，走为上策”，尽快离开上海，移地再战。但刘湛恩还是不肯离开自己的岗位，曾对夫人说，“偷生不如为国而死”，决不临难苟避。
４月初，上海国际救济会委派刘湛恩去国外募捐救济基金。此时，刘湛恩才作出出国计划。他在中国旅行社预订了４月１３日去香港的船票，并忙着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安排和交代。４月６日，刘湛恩会见了郑振铎，告诉他即将离沪。郑振铎问：你走了，事情怎么办呢？刘湛恩告诉他，各方面工作“都已经交代妥当了”。晚上，在圆明园路沪江大学办公室同部分同学晤谈，刘湛恩再三叮嘱同学要坚持信念，爱国到底。当同学向他汇报校友办的沪江英文专科学校也遭到汉奸威吓，要他们“中日亲善”，改沪江英专为日文专科学校时，刘湛恩厉声斥责汉奸的无耻伎俩，嘱咐同学宁可停办，也决不委曲求全。
刘湛恩准备离沪出国的消息传出后，引起敌伪的恐惧，他们决定在刘湛恩出国之前下手。１９３８年４月７日上午８时许，刘湛恩像往常一样，由安尔坊寓所赴校。妹妹刘明珍陪刘湛恩次子刘光华去牙医诊所看病，一起同行。三人在静安寺路大华路口（今南京西路南汇路）等候一路公共汽车，约数分钟，车到站，刘明珍携刘光华先上车，刘湛恩正准备跨步登车之际，三名暴徒拔出手枪向刘湛恩射击，子弹从背后进入，前胸穿出。刘湛恩应声倒地，血流如注，当场牺牲。据被捕房擒获的暴徒供认，他们是受“组长”指派来暗杀刘湛恩的，已在戈登路（今江宁路）租了房子窥探多日，于６日奉命行动。经侦查，这个所谓“组长”，就是流氓特务组织“黄道会”头目常玉清。１０月底，公共租界工部局对指示暗杀刘湛恩的常玉清发出通缉令。旋即，受到日本军方庇护的常玉清，调去“京沪杭警备司令”。
刘湛恩是抗战时期最早被日伪杀害的文化界著名人士，他的遇害使中外人士大为震惊。当天各晚报和次日各大报刊都以醒目标题，报道刘湛恩遇害消息，强烈谴责汉奸特务的卑劣行为，高度赞扬刘湛恩平生热心国事，嫉恶“妖魔鬼怪”，“宁死不愿在他们面前屈膝”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指出他的被害“于教育及社会事业前途，殊为重大损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表悼文，赞扬他思想丰富，生平勇敢果决，“爱国情绪热烈”，是个“忠实诚挚之君子”。刘湛恩的挚友陶行知、邹韬奋等先后发表悼念专文，崇敬他至死不受伪命的可敬精神和伟大人格，是“中华民族的好男儿，值得我们最高的崇敬”。
４月９日，上海各界在国际礼拜堂举行入殓仪式。灵堂中间挂着“为国牺牲”挽幛，左右挂着“长校十年，苦辛备历”，“成仁一旦，中外同悲”挽联。刘湛恩的遗体安葬在虹桥公墓。颜惠庆等知名人士和各校代表、沪江师生及家属３０００余人执绋送殡，长长的队伍成为一次规模较大的抗议日伪暴行的活动。
刘湛恩早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间就预闻日本当局已把他列入黑名单，但他为了祖国的命运和民族的独立，为了真理和正义，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恫吓、威胁和暗害，大义凛然，毫不畏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和赤诚的爱国情。
当年，一位美国友人在刘湛恩追悼会上曾这样说过：“几年后，当一个新兴的、可贵的中华从黑暗与祸患中跃升起来的时候，并知道了我们烈士的精神所贡献于新生的可贵的国家者”，人们将会永远怀念他。是的，１９８４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刘湛恩为革命烈士；１９８５年４月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补认他为抗日革命烈士；１９９７年，上海新落成开馆的龙华烈士纪念馆陈列展出了他的事迹。他在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所表现出来的为维护民族尊严，威武不屈，舍生取义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人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