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亦湘，原名椿寿，单名衡，曾用名奥林斯基·列夫·米哈依洛维奇，１８９６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县潘家桥董家旦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三人，董亦湘排行老二。由于家境贫寒，董亦湘从小过着半耕半读生活，先在本地上私塾，１３岁起住读于塾师殷产洵（清末秀才）家四五年，其间农忙仍回家种田，是本村的插秧能手。他求知欲强，每年总有两次赶到８０多里外的武进县城——常州买书，很早就读到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邹容的《革命军》等，对我国古代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１９岁那年，他在本地当塾师，深得学生爱戴。
董亦湘的案桌上置有一只笔筒，上面有他用小刀亲自镌刻的“大丈夫以身许国，好男儿志在四方”１４个字，将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当塾师时，他就曾提出过兴修水利、为民造福的设想。他以家乡为中心，对南至太湖、西至蟢湖、东到无锡、北抵长江，方圆数百里范围内的河流进行过多次调查研究，画过几十幅图纸，写出兴修水利的建议书。但在当时，他的这番心血只能付诸东流。
１９１８年秋，经塾师殷产洵介绍，董亦湘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词典部当助理编辑。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并引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他刻苦自学英文、俄文，并借助词典研读外文本的马列著作，经常接触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邓中夏、俞秀松、徐梅坤、沈雁冰等。１９２２年初，董亦湘由沈雁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２年的五一节，董亦湘和沈雁冰、徐梅坤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尚贤里对面的空地上，组织召开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大会，宣传劳动节的由来和意义。１９２３年７月，董亦湘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委会所属的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后又任商务印书馆党支部书记。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４日，列宁逝世。上海各界纷纷举行追悼会，董亦湘在追悼大会上作了《告今日追悼列宁者》的演讲，深情地追述了列宁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出的传大贡献，号召大家遵循列宁遗言，努力奋斗，使中国革命获得胜利。同年七八月，董亦湘和瞿秋白等人在上海大学和上海学联联合发起组织的夏令讲学会上讲课，先后作了《唯物史观》、《人生哲学》等长篇演讲。董亦湘还编写了一部《社会发展史讲义》。是年，在国共实行第一次合作的形势下，他遵奉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毛泽东，两人交往甚笃。毛泽东赠给董亦湘一本亲笔题名的《唐诗三百首》，他十分珍惜，一直带在身边。后来，董亦湘又被任命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他频繁来往于上海、无锡、苏州、丹阳、镇江等地，积极开展国民运动，改组国民党组织，发展国民党员并从中发现和培养了许多党的积极分子，先后发展恽雨棠、廖陈云（即陈云）、张闻天、杨贤江、薛兆圣、徐新之、孙冶方、黄祥宾等加入共产党，介绍当时在无锡师范读书的管文蔚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他还受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委托，多次去柳亚子先生家访问，同柳亚子谈心，为党和柳亚子建立密切联系做出了贡献。
１９２５年５月中旬，发生了上海日华纱厂日籍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事件，激怒了上海各界人民。董亦湘闻讯后，立即奔赴日华纱厂，代表闸北地区的工人向该厂工友进行慰问，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接着，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与侯绍裘等人密切配合，日夜奔走，发动工人参加示威游行。五卅惨案发生后的次日晚上，他发动商务印书馆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参加上海总工会在河北南路总商会召开的大会，决定参加全市罢工、罢课、罢市斗争。他组织宣传人员到马路上去演讲，布置商务印书馆美术组人员画漫画贴到大街上，并亲自到南京路、浙江路一带，同店员中的积极分子一起，动员和组织店员同工人、学生采取一致行动起来罢市。６月４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董亦湘又和韩觉民、侯绍裘、沈雁冰、杨贤江等３０余人，发起组织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动员全市教职员和学生结合，积极开展反帝救国运动。
７月，董亦湘和恽代英、沈雁冰、侯绍裘等应邀去吴江县黎里镇举办的夏令演讲会上讲课，董亦湘主讲了《民族主义》。同年秋，他在上海大学中学部又作了《民族问题》的演讲。他还在上海《民国日报》、《对外旬报》、《中国青年》等报章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传播和扩大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影响，启发民众反帝反封建的觉悟。
８月，董亦湘等人发动和领导商务印书馆３０００多名职工开展罢工斗争，迫使资方承认了工会，接受了增加工人工资、改善职工待遇等条件，罢工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１０月，党派董亦湘等六七十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们于１１月２３日抵达莫斯科。
１１月的莫斯科，虽说已是寒风刺骨、雪花飞扬的季节，但在董亦湘的心中却充满了浓浓的暖意。当时，中山大学尚处初创时期。董亦湘和俞秀松、周达文等受命参与学校教务处工作，帮助制定培训方针，草拟教学方案，购置中文图书，深得教务处主任阿郭尔的信任和赞赏。由于赴苏的二三百名中国学生大多不懂俄语，联共党组织为了尽快培养翻译人才，从学生中挑选了董亦湘、俞秀松、刘少文、西门宗华、王明等十几个基本上能听懂俄语的人，组成速成班，经过短期培训，兼做翻译工作。从１９２６年下学期起，董亦湘既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同时又兼任低级班的助教。１９２７年６月，中山大学首届学生毕业，董亦湘因学习成绩优异而被留校，和张闻天等一起在中山大学中国革命研究室当文字翻译。董亦湘常把《真理报》登载的中国革命的消息报道译成中文，贴在校内走廊上给中国学生和教师看，同时还研究探讨一些重大问题。由于董亦湘学习刻苦勤奋，工作认真负责，为人正派厚道，在中国留苏学生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此间，与董亦湘同赴莫斯科学习的王明，则自恃俄语学得快，目空一切，夸夸其谈，爱出风头，好表现自己。他一方面竭力巴结讨好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不久即为校长）的米夫，并因而得到米夫的赏识；一方面则在同学中拉拉扯扯，特别是把同学中对当时中国革命的一些不同看法，搜罗起来，横加指责，用来整肃与自己有不同观点的同学，引起了绝大多数同学的反感和不满，于是出现了以王明为首的所谓“２８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宗派小集团与绝大多数同学的严重对立。对于王明的恶劣行径，董亦湘、俞秀松等曾进行了诚恳、耐心的批评教育和劝导。由于王明的所作所为正是米夫所赏识和要求的，因此王明宗派小集团掌握了中山大学的行政和支部局的大权，而王明更是有了一柄可以任意乱砍的尚方宝剑。为了压制同学们对支部领导的不满，王明以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手法，捏造了一个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反动组织，把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文等诬陷为“江浙同乡会”的头头，并在米夫的策划、指使下，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段，向正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进行告发。向忠发偏听偏信，竟在一次留苏学生大会上不指名地宣布：“江浙同乡会”是反动组织，不坦白的就要枪毙。这不但引起了江浙籍学生的极大恐惧和愤怒，也在全校引起了思想混乱。董亦湘、俞秀松和许多同学纷纷向中共中央、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提出申诉和控告。１９２８年，以瞿秋白为团长，周恩来、邓中夏、余飞等为成员的中共代表团，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组成三方联合审查委员会，经过认真审理，作出了否定“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结论。
１９２８年冬，联共中央监委书记亚洛斯拉夫斯基将董亦湘保送到列宁学院深造并担任翻译工作。
王明捏造“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阴谋虽然未能得逞，但他又借此后不久联共开展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进行清党之机，诬陷董亦湘等人为“托派”。当时，联共并没有理睬王明等人的诬陷。
１９３１年１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提出并推行一条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更“左”、更有“理论”、形态也更完备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王明等人的上台及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当时就遭到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身在莫斯科的董亦湘坚持原则，加以抵制。是年秋，王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到莫斯科，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要求赶走列宁学院中国部负责人周达文和教员董亦湘、俞秀松等人，企图控制该院中国部，因列宁学院负责人凯萨诺娃对董亦湘等人的表现深为了解而未将他们调离。
１９３３年初，联共派董亦湘到苏联远东边疆地区工作。１９３４年１月，董亦湘和一位在印刷厂工作的苏联籍朝鲜姑娘奥迦依结了婚，生有一子一女。１９３７年，联共再次清党。这年夏天，时任远东苏联内务部政治保卫局军事全权代表的董亦湘，因再次遭诬陷，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被捕入狱。他在苏联的家属受到株连，全家被流放到离伯力很远的中亚哈萨克斯坦奥尔塔市的农庄劳动，刚出生６个月的女儿在辗转流离中夭折了。１９３８年，王明的同伙康生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公然毫无根据地诬蔑董亦湘、俞秀松等人是“在苏联的托洛斯基匪徒”。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９日，董亦湘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狱中含冤而死，终年４３岁。
１９５９年１月，苏联中央军事监察院、远东军区军事法院根据董亦湘妻子奥迦依的申诉，对董亦湘案作了复查，作出了“应以无罪结案”、“死后亦应完全恢复声誉”的结论，并分别发出为董亦湘平反的通知和证明。然而，由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特别是康生对董亦湘的问题一直讳莫如深等等，致使董亦湘蒙受的冤屈未能尽早洗雪。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武进县编史修志办公室对董亦湘的革命生涯、被害经过，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弄清了事实真相。经中共武进县委、常州市委、江苏省委层层上报中央审批，１９８４年５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郑重地发出通知，为董亦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１９８７年３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董亦湘为革命烈士。
（金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