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名端章，号一鸣，1900年4月25日生于江西省横峰县姚家垅。父亲黄菊，略通文字和医道；母亲李爱娇是位贤惠的家庭主妇。黄道下有三个妹妹，全家靠种田和开小中药铺为生。
1907年黄道在本村上学，成绩优异；1913年进了本村的高等讲堂；1917年秋考入上饶鹅湖师范；1918年改读鹅湖中学；1919年秋，考入南昌二中。在校期间，黄道受“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与袁玉冰等八人志同道合，经常结伴到东湖之畔、赣江之滨，论时局，抨时弊，探求救国救民的真谛。1920年夏，他们组织成立了革命团体——“鄱阳湖社”，1921年元旦更名为“江西改造社”。当时在南昌甲种工业学校求学的方志敏等一批先进青年，开展反对腐败教育、驱逐反动校长、查禁日货等斗争。黄道等发动二中同学积极响应，支持方志敏领导的斗争。
1921年5月1日，改造社创办了《新江西》，黄道成为该刊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在这刊物上先后发表了《阻碍新文化运动是谁?》《难道女子不是国民吗?》《暑假期中三杂感》等文章，对反对女子参政种种谬论，进行了有力驳斥；对把持国政、杀人放火，祸国殃民的军阀，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对反动官僚、政客，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提出反对封建军阀，“从根本上去求解放”的革命思想。
1922年秋，黄道在南昌二中毕业后，来到信江中学教书，同时进行革命宣传，引导一批进步学生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秋，黄道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年改称“北京师范大学”)；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时，黄道有机会听到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演讲。于是他一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面致力于革命实践。1924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他领导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积极投入反帝斗争。不久他奉命到江西，又积极参与了江西党团组织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同胞的江西后援会”的斗争。同年暑假，黄道联络吴先民、邹秀峰等同学，组织了“岑阳学会”，并创办了《岑阳月刊》，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播下革命种子。他还组织进步学生深入进贤、东乡、余江、贵溪、弋阳、上饶、玉山、乐平、鄱阳等县，将反帝斗争宣传到基层；同时在青板桥、楼底兰家村，率先建立了农民协会，将农民组织起来，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接着横峰其他地区的农民协会也随之建立。黄道还在姚家垅办起了农民夜校，培养农运骨干。黄道的堂兄、地主黄文中眼见农民运动来势迅猛，半夜将陈年积谷往外转移。黄道获悉，迅即组织农会会员，在半途拦截，没收谷物，全部分给贫苦农民，大大鼓舞了农民的革命热情。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黄道受到军阀的通缉，处境非常危险。奉党的指示，他回到故乡横峰，开展农民革命运动。黄道回到家乡，首先抓党的建设。经过考察他在原来的“岑阳学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吸收了吴先民、钱壁、黄端喜、花春山、黄球、李佐韩、滕国荣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黄道在国民党县党部秘密成立了横峰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随后，党支部成员分头宣传群众，发展党员，并先后在姚家、港边、青板、龙门等地相继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党员发展到20余人。
1926年11月，北伐军进入江西后，黄道被任命为横峰县国民党县党部领导人。他一面组织农民自卫队，配合北伐军打击军阀；一面发动农民，对地主豪绅进行抗租抗债、清算罚款、杀猪出谷等斗争，农村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遍横峰县的穷乡僻壤。
1927年，正当农村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蒋介石日渐反动。国民党右派、横峰县新任县长和公安局长暗中支持地主豪绅诬蔑、打击农民运动，伺机反攻倒算。以黄道为首的横峰县党组织，决定武装攻打县城，赶走反动县长李岳山，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4月5日，黄道率领楼底兰家村等地的农会会员，一举攻克了横峰县城，推翻了国民党右派政府；接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横峰农民协会。邵式平以国民党省党部及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委任邹秀峰为横峰县县长，吴先民为公安局长，掌握了县里30支枪的武装。黄道奉党的指示调到南昌，被选为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并兼任宣传部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赣东北大地。5月8日，大地主滕兰用巨款从河口买来一个排的警卫队，并纠集当地的流氓匪徒共300余人，向横峰县城反扑。农民协会领导人钱壁、李佐韩和黄道妻子吴品秀、吴先民妻子周常娥等被捕，县农会被捣毁，黄道、邹秀峰在农民自卫军的掩护下，得到转移。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夕，黄道积极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同罗石冰代表中共江西省委，与周恩来派来的前敌委员会代表刘伯承、聂荣臻等共商地方党组织如何配合起义诸问题。起义后，他根据省委的指示，积极发动南昌人民捐款万余元支援了起义军。
“八一”起义部队南下后，形势急剧恶化，黄道再次受到通缉。因此，党指派他秘密回家乡姚家垅开展革命工作。1927年10月的一个晚上，方志敏秘密地来到姚家垅，向黄道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商讨今后如何开展革命斗争的问题。接着他们又与秘密回到赣东北的邵式平和正在坚持游击战争的雷夏、吴先民、黄镇中、黄端喜等取得联系，重聚了失散的革命力量。1927年11月25日，方志敏在弋阳窖头村主持召开了五县(弋阳、横峰、德兴、上饶、铅山)党员联席会。会议决定年关在弋、横两县组织革命暴动。黄道受命赴弋阳漆工镇组织暴动队伍。他化名陈寿松，以“郎中”身份为掩护进行武装暴动宣传，组织农民革命团。
1927年12月10日，横峰楼底兰家村爆发了“年关暴动”。弋阳九区农民，在黄道领导下，奋起响应，数日之间，暴动大军发展到5万之众，席卷赣东北数县。暴动队伍高呼革命口号，砸开土豪劣绅的粮仓，焚烧地主的借据、田契，镇压民愤极大的地主、恶霸。纵横数百里地上空，高扬着革命胜利的红旗。弋横暴动为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建揭开了序幕。
1928年5月，国民党一个团，在地主武装靖卫团的配合下，向弋、横两县红色区域反扑。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损失，根据地日益缩小。面对这种情况，当时党内少数人悲观动摇。为了统一思想，弋、横两县县委，在弋、横两县交界的方胜峰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团省委派到赣东北的代表主张“放弃阵地、解散队伍”、“埋掉武器”。方志敏义正词严坚决反对。黄道、邵式平、方志纯等竭力维护方志敏的正确主张，对错误主张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和斗争。会议最后决定，将起义武装40余人集合起来，由邵式平率领阻击敌人的进攻，黄道去贵溪、万年、余江等县发动群众，组织新的武装起义，开辟以周坊为中心的贵(溪)、余(江)、万(年)新的革命根据地。
敌人恼恨黄道，又抓他不着，便杀害了他的父亲黄菊，接着又把他的母亲抓进监牢。面对双亲的悲惨遭遇，黄道心如刀绞。但他化仇恨为力量，更加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他与邹秀峰在贵溪周坊小田等地开办了农民训练班，组织农民革命团。培养了一批坚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骨干。
1929年1月，以黄道为首的贵溪、余江、万年中心县委，发动领导了以周坊为中心的贵溪、余江、万年起义。黄道用“请开会”的办法，活捉了周坊恶霸地主“水蛇崽”四兄弟及门上的周家恶霸三崽仔，当众宣判了他们的罪状，并处以死刑。紧接着农民革命团兵分两路：一路猛攻周坊团练，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一路将各村土豪劣绅捉来，强迫他们交出枪支、粮食、田契、借据。革命洪流席卷贵、余、万边区，势不可挡。
周坊起义胜利后，贵溪、余江、万年三县广大农村都举行了起义，革命声势威胁到三县县城。靖卫团头目翁子高、郑作霖等反动分子，带领团丁和警察100余人，向姚源胡家疯狂反扑。黄道根据地下工作人员的报告，组织农民革命团几千人，伏击围歼了敌人一个营，缴枪40余支，镇压了敌首翁子高。
1930年，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利用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机，指挥红军向外突击，将根据地迅速扩展到整个赣东北，红军也由一个团扩编为红十军，连同地方红军共计三万余人。不久，赣东北与闽北根据地被打通，并成立了赣东北省委和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任苏维埃政府主席，黄道任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此后黄道还担任了省委组织部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同年夏天，由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干扰，闽北红军远离根据地去攻打九江，遭受重大的损失。当时闽北红军只剩下两个连，地盘缩小到崇安的大安街和铅山一带。国民党卢兴邦、刘和鼎及周志群部同时重兵“围剿”。为加强对闽北根据地的领导，1931年4月，省委决定派黄道去闽北任特委书记。
黄道到闽北后，着力抓了三件事：首先是整顿红军。他将赣东北调来的红军特务营和机枪连400余人，与闽北红军游击队合并，扩编成闽北红军独立团，黄立贵任团长，黄道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第二，抓党的思想建设，帮助少数党员克服小生产者的自由散漫性，增强党的战斗力。第三，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利归农会。通过一系列工作和战斗，至1931年底，解放了崇安城，并在崇安城设立了闽北特委和闽北特区苏维埃政府。1933年国民党进攻崇安城，黄道率苏区军民，以劣势武器阻挡了敌人为期一年之久的围攻，而且在战斗中恢复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初，闽北根据地由崇安、建阳、铅山的部分地区，迅速发展到崇安、铅山、上饶、广丰、贵溪、建阳、邵武、光泽、资溪、金溪、浦城等广大地区。崇安、铅山、广浦、上饶、建阳、光泽、邵武、资溪等县成立了县委。在崇安设立了闽北特委和闽北特区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了红军干部学校、武器制造厂、兵械修理厂。黄道还率领闽北军民，打垮了进攻闽北苏区的大刀会、花蓝会、民团等地主武装，开创了闽北苏区大发展的新局面。
1933年4月，闽浙赣根据地与中央根据地打通后，在黎川成立了闽赣省委，黄道任闽赣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同年10月，由于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闽北苏区与闽赣苏区被割断。黄道又奉命回闽北任特委书记。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黄道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后，黄道奉命留在闽北根据地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敌人以10万兵力向闽北苏区进犯，鉴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实力，黄道主持的闽北特委决定撤出大安，去武夷山打游击。1935年1月，闽北分区党政机关开始撤离大安城。在转移途中，因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投敌，并引敌搜山，致使机关和红军部队被冲散，一批来不及转移的伤病员惨遭杀害，电台被丢失，与上级联系被中断。为此，黄道及时召开了闽北特区党委会。会上，他作了《反叛徒，提高革命信心，坚持革命斗争》的报告，教育“革命同志心如铁，任何困难不变心，为着红军的利益，不顾一切的牺牲”以坚定大家革命意志。会议决定党政机关随部队行动，任命吴先喜为军分区司令员。由于国民党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形势日趋严峻。敌人采取移民并村办法，强迫群众住进据点，妄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深山，游击队不得不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四处转移，有时一夜得换几个山头。由于缺粮，大家挖野菜，削竹笋，挖葛根充饥；没有房子住，大家就搭竹棚，寻山洞安寝；寒冬，大家无棉衣御寒，有的被活活冻死。在异常艰苦的游击斗争中，为了革命利益，黄道带领大家义无返顾坚持斗争。敌人为了逼黄道投降，还扣押黄道的母亲和妹妹。阴谋失败后，敌人四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黄道。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黄道在战略上提出向“敌后挺进，开辟游击区”的方针；在政治上，建立地下党支部，撤离公开干部，采取“白皮红心”的政策，进行隐蔽斗争；在军事上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分散到敌后活动，以集中歼灭敌人。1935年11月，敌人派来一个营“围剿”上饶甘溪，黄道集中500余人的优势兵力，在甘溪金钟山设伏，歼敌200余人。
1936年2月，闽北闽东两支游击队于福建省寿宁县洞宫山会师。鉴于敌人成立“闽浙赣剿匪指挥部”，为了集中兵力，对付敌人，同年4月，黄道与闽东游击队领导人叶飞在洞宫山举行了会议。根据叶飞的建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在目前失去中央领导的情况下，根据地的党和两支游击队，必须统一领导，形成合力，方能克敌制胜。于是决定成立闽赣省委，黄道任省委书记。为了壮大自己，孤立敌人，黄道派黄立贵、饶守坤到建阳、松溪、政和一带做争取“大刀会”(被地主利用的闽北、闽东等地自发的农民武装)的工作，通过争取大刀会林熙明部，从而争取了浙东大刀会400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当地的游击战争。
为了巩固发展游击队，黄道采取灵活的革命策略，化阻力为助力，利用旧的保甲制度为我服务；由没收地主土地转为向地主筹款、实行减租减息。因此，争取了农村更多人的支持，从而保证了部队粮饷、弹药，增强了部队战斗力。至1936年，闽北游击区已经发展到东至大海，南抵闽江口，西达闽赣交界的邵武、光泽、资溪，北连江西信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黄道领导的闽赣游击队，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渡过了最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由于游击战争，游击区长久隔断了与外界的联系。1937年初，黄道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敏锐地觉察到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他迅即派人到上海、香港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在得到党中央1935年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6年9月作出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以及红军挺进山西《东征宣言》后，黄道组织大家学习讨论，认清时局。1937年2月7日闽赣省委作出了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开始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然而蒋介石调集了几个师的兵力，进攻南方游击区，并限定其部下在合作抗日之前，将游击队消灭。黄道率领闽赣边游击队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军事围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黄道根据党中央指示，及时派曾镜冰、黄知真与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副司令周志群等谈判合作抗日事宜。9月20日，黄道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信函给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呈国民党中央政府，愿将闽北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并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等作为谈判条件，要求国民党“将与抗日有意义的地区归我方，在此区域内，实行抗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取消对劳动人民的苛捐杂税”，并严正要求包围闽北游击队的国民党军队首先从邵武、崇安一带撤退。
黄道收到党中央的指示后，率领闽北游击队1300余人在铅山石塘集中，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奔赴江南抗日前线，成为抗日战场上一支坚强的生力军。
党为了加强江南抗日运动的领导，于1938年1月在南昌成立了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黄道任办事处主任(公开身份)、东南分局委员、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
黄道遵照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指示，领导大家积极开展抗日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先后组织推动成立了工人俱乐部、江西省农民工作团、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江西省青年救亡协会、江西省抗敌后援会等抗日团体。兴办了《青年团结》《江西青年》《妇女之声》等宣传刊物以及战时书店。在文教界也组织了战时文艺社等抗日文艺团体，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及新四军的战绩。宣传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到底的决心，鼓舞爱国青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斗争，并把他们介绍到延安去，到抗大去，到抗日的最前线去。
黄道还大力改造旧军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1938年冬，国民党一○六师驻防庐山，由于受蒋介石排斥，困难重重，要求共产党予以帮助。黄道及时派遣了20名有丰富游击工作经验的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参加该师随军服务团和政工队。不久日寇大举进犯庐山，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帮助该师出谋献策，在金轮山，痛歼日寇千余人。
为了建立赣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黄道派共产党周建一、吴大可等打入丰城、瑞昌、武宁等县建立自卫队和游击队，打通了与赣鄂湘的联系，成立了中共赣西北前方委员会，领导赣西北的抗日活动。
黄道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南昌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恐惧。他们在办事处同一栋房子里，设立特务机构“捷报社”，特务还伪装成附近摊点的掌柜、摊贩及黄包车夫，监视黄道和新四军。在纪念抗战一周年游行时，特务们制造借口，逮捕办事处工作人员。黄道发动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进行严正抗议，被捕同志才获释。
1939年3月，日寇大举进攻南昌，国民党控制所有交通工具，仓惶撤离，故意不通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企图陷害办事处工作人员于日寇之手。危难之际，黄道迅即率领驻赣办事处的同志在群众和爱国人士的帮助下，安全撤离了南昌，迁往吉水县三曲滩，避免了一起血案。
1939年5月黄道由吉安赴皖南新四军军部途中，于铅山河口染病，住进河口大同旅社就医。国民党特务得知后，买通医院医生于5月23日给黄道注射了毒药，黄道中毒身亡，牺牲时年仅39岁。生命垂危之际，他还一心想着党和革命事业，谆谆教育身边的亲人和战友：“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革命到底”。根据闽北苏区群众的要求，党组织在闽北崇安县长涧源安葬了烈士遗体。1950年迁葬于江西上饶信江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