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精诚，１９１５年春出生在福建省海澄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母给他取了个小名叫苏脚桶。苏家祖祖辈辈以种田为生，过着“吃了上顿愁下顿”的贫寒生活。由于孩子多，养不活，父母狠着心让苏精诚的哥哥苏松宝出洋谋生，把苏精诚的小妹妹送给人家当童养媳。父母把期望寄托在苏精诚身上，盼着他将来能跳出苦海，出人头地。苏精诚１０岁那年，父母到亲友家东拼西凑借了钱，让他上了一所私塾，１４岁时转入东山小学念高小。在这所学校里，有不少进步的教师，像苏孝恭、苏孝顺（１９４５年３月改名苏静）、苏承荣等人，大革命时就接近过共产党，参加过学生运动。在这些教师的启迪下，苏精诚阅读了鲁迅的《呐喊》《彷徨》等许多进步书籍，从中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萌发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意识。高小毕业后，苏精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漳州中学，在上中学的一年里，他又阅读了诸如《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新思想的启发下，他认识到：在学校里埋头啃八股文是谈不上救国救民的。于是他毅然离校回乡，当了小学教员，向学生们灌输爱国思想。
父母见儿子不求功名，当了教书先生，背离了他们的初衷，再一次凑足了钱让他去考学校。１９３１年，苏精诚考入厦门美术专科学校。这期间，他与苏静、苏梦梅租了一间房子，经常一起阅读进步书籍，探讨革命道理，议论国家大事。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苏精诚义愤填膺，开始投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１９３２年４月，中央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挥师闽南，于１９日攻克闽南重镇——漳州。苏精诚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迫不及待地和苏静一道离开厦门搭船回到海澄。他们一踏上家乡的土地，就组织发动老同学和亲友４０多人，筹集枪支３０多支，成立了一支游击队，苏精诚担任队长。之后，他们同进驻本县的红三军十九团、红四军二十八团取得联系，接受红军布置的宣传和筹款等任务。不久，苏精诚等人被挑选编入由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领导的宣传队。苏精诚发挥他的演讲和绘画才能，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中，宣传革命的道理，书写、张贴标语和漫画，扩大红军的影响。后经邓子恢介绍，苏精诚参加了红军，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游击队其他成员被编入闽南红军独立第三团。
由于苏精诚在漳州时宣传工作做得出色，所以，他一参加红军，就被分配到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称这些青年学生是文化人，经常问寒问暖，问他们是否吃得了苦，想不想家，鼓励他们在严酷的斗争中磨练自己。行军时，老干事们都是自己背背包。罗荣桓知道苏精诚等新同志一下子可能适应不了，便招呼他们把行李送到公用的牲口背上。次年，苏精诚又升任宣传队长。在第四、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他带领宣传队经常深入前沿阵地，冒着弥漫的硝烟，跑前跑后，用激动人心的口号鼓舞战士英勇杀敌。枪声一停，他就组织宣传队演出短小活泼的节目，激励战士们的斗志。他还常常不顾敌人枪炮的射击，趴在堑壕沿上，拿着话筒，高声进行喊话，动摇敌人军心。反“围剿”斗争的锻炼，使苏精诚认识到了宣传鼓动工作对保证战斗胜利的重要性，因此，他总是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把工作做在前面。部队每到一个新的地区，他总是先于部队到达宿营地，深入村寨作民情调查，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并写好标语，绘好漫画，做好战前准备工作。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在历时一年的艰苦长征中，苏精诚经受住了考验。过草地时，他发扬互助友爱精神，热忱地照顾年小体弱的战士，拿出省下的青稞面分给断粮的伤病员；经常帮助战士扛枪、背粮。行军路上、宿营地里，只要谁喊一声：“苏队长来一段吧！”他会毫不迟疑地唱一段戏，或讲一个笑话，用欢声笑语感染战士们。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对苏精诚的出色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聂荣臻元帅曾深情地说：“精诚是个好同志，好干部。”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为贯彻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红一方面军主力于１９３６年５月进行了著名的西征。途中，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几次下达政治工作指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战斗任务一样重要。”６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又向党内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西征中对国民党军的统一战线工作被摆在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苏精诚富有成效地贯彻上述方针，闻名于红一军团。西征中，担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的苏精诚，经常深入部队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教育，向指战员们介绍东北军的历史和现状及我们争取东北军的政策，利用集会等场合，登台教战士唱抗日救亡歌曲，学习战场喊话，为部队开展争取东北军工作奠定了基础。
８月下旬的一天，红一军团在陇东固原以北同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第六师发生战斗，消灭了该师４个连。随后红军主动停止攻击，同骑六师在清水河一线对峙着。红二师领导同志感到这是做东北军工作的好机会，命苏精诚连夜赶到一线连队，主持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苏精诚接受任务后，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前沿阵地，组织战士们进行喊话，希望骑六师官兵“停止内战，联合起来，把枪口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并领着大家唱起了《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骑六师官兵被喊话和歌声所撼动，激起了他们的民族义愤，遂派人过来进行联系。这样，苏精诚当天就与骑六师联络上了。第二天清早，苏精诚穿上一身干净的灰布军装，精神抖擞地只身一人应邀到骑兵六师十六团，与该团副团长董道泉直接会谈。苏精诚首先向对方表明对昨天战斗的看法，说：“我们是不愿意打东北军的，这次出于不得已。现在上级决定把全部人员、马匹和枪弹放还。”董道泉一听，连连道谢。会谈中，苏精诚以雄辩的口才讲述团结抗日的道理，使董道泉不住地点头称是。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并取得了双方在现阵地上停止敌对行为的口头协议。苏精诚返回后，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人员往来频繁。从此，清水河一线，成了一条奇特的战线。白天，战线上鸦雀无声，晚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东边红军战士唱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河西边东北军就唱“打回老家去”。有时，双方还在战地举行联欢会。
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和政治委员聂荣臻得知此事后，极为重视，指派政治部主任朱瑞亲临一线指导。这时红二师的阵地已由红四师接替，由于苏精诚情况熟，军团首长命令他与四师宣传科长卢仁灿一道，协助朱瑞主任继续开展工作。为了推进争取工作，苏精诚建议在靠近前沿阵地的小庄子开设接待站，凡是骑六师过来的官兵都热情接待。对于过来的军官，朱瑞、卢仁灿和苏精诚都要和他们谈话，以诚恳的态度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救亡的主张。
由于苏精诚和卢仁灿时常出入骑兵六师，那里的很多官兵都认识他，只要一见苏精诚他们过来，不仅早早打开大门，还主动上前招呼：“苏科长、卢科长来了！”苏精诚到那里每去一次，总要抽机会与官兵拉关系，谈家常，与该师的下层官兵建立了良好的朋友关系，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９月的一天，苏精诚等人陪同朱瑞到骑六师会见了该师参谋长汪溶。这次会谈后，双方阵地实际停止了敌对行动。中旬，红军与东北军骑六师终于秘密地达成“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协议，聂荣臻在《回忆录》中高度评价道：“我们对骑兵六师进行的工作是很成功的。……这都推动了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推动全民族的抗战，中共与国民党达成协议，把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红一军团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苏精诚被任命为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
次年６月，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互相组织参观团，并对调了一些军事、政工干部，苏精诚调任三八五旅某团政治处主任，随即赴冀南参加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同年８月调任三八六旅政治部宣传科长。此时，三八六旅在陈赓旅长指挥下，取得了打击侵占豫北的水冶、汤阴、观台地区之敌的胜利，鼓舞了群众，也动摇了伪军的军心。驻水冶伪军“皇协军第一军”中的徐靖远、黄宇宙、王朝翰在八路军敌工人员策反下，于８月７日击毙了该军军长李福和日军高级参谋长谷川少将、皇协军顾问植田大佐等３０余人，并率１０００多人向一二九师投诚。这一行动引起日军恐慌，派出飞机轰炸，使投诚部队乱了阵脚。在这关键时刻，刘伯承师长亲派苏精诚赴该部进行稳定军心、巩固部队的工作。苏精诚赶到起义部队后，按照刘伯承师长的指示，指导骨干迅速稳定部队，召开大会宣讲八路军的政策，使动荡的官兵吃了定心丸，接受了八路军的改编。苏精诚所表现出的勇敢精神和卓越才能，深受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的赏识。
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２日，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和政治委员王新亭接到了一二九师任命苏精诚为旅政治部主任的命令。两人商量后，由王新亭连夜前去宣布。晚上，王新亭来到苏精诚住的窑洞，见他正在油灯下伏案写《关于粉碎敌人“扫荡”的深入宣传工作提纲》。苏精诚见政委来，立即起身让座。王新亭问候了几句后，便向他宣布了师部的命令。苏精诚听完很惊讶，诚恳地推辞说：“三八六旅是一支非常能战斗，具有光辉历史的部队，我怕自己作不好政治工作而影响这部队。所以，恳请政委和陈旅长，还是换个称职的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吧。”
王新亭见状，走过来拉着苏精诚同坐在小木板床上，说：“刘师长、邓政委在中央苏区时就熟悉你，说你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都比较强。现在党组织决定你作这个工作，是相信你一定能干好这个工作。”王新亭推了推眼镜接着说：“你也知道，旅政治部一年多没有主任，是由我兼管。我的工作能力有限，难以兼任两个人的工作，我和陈旅长希望你能早日到职。”苏精诚听了政委的这番话，不好再讲什么，便站起来向王新亭表示：“既然是组织的安排，领导的信任，我就尽全力去工作。不过，政委你今后可要多多帮助我。”第二天，苏精诚走上了新的岗位。在这之后的整整两年时间里，苏精诚在旅首长的领导下，不遗余力地忘我工作，为三八六旅的政治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苏精诚上任不久，便参与领导了两次大整军。３月中旬，三八六旅在冠县经过短期休整后，重返太行山根据地，执行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关于在战备姿态下整军的任务。从４月１日起，三八六旅开展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集中的政治大整军。苏精诚担负了极其繁重的组织领导工作。他深知这次整军对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因而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之中。为把整军搞得生动扎实，他主动向旅首长提建议，指导部队围绕整军开展热烈的竞赛挑战，组织各团、各营连互相参观，互相检查，互相促进。使整军运动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为了更广泛地调动指战员参与整军的积极性，他夜以继日地编写学习材料，深入到基层进行讲解；指导机关分期分批集训政工干部、支部委员和新党员，并亲自授课辅导。经过３个月的整军，部队军政素质得到提高，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有力地保障了反“扫荡”、反磨擦斗争的胜利。次年春，苏精诚又参与组织了第二次政治整军，并在旅党委的领导下圆满完成了任务。两次政治整军不仅使党的建设、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得到巩固和充分发挥，也使苏精诚在组织整军的实践中，政治工作能力得到全面锻炼，成为陈赓旅长和王新亭政委的得力助手。
苏精诚重视把政治工作贯穿到战斗行动中，保证任务的完成。１９３９年２月４日，三八六旅奉命到河北省威县香城固地区，打了一场著名的平原伏击战。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陈赓旅长和王新亭政委决定：旅首长分别到各团直接指挥战斗，旅部只留参谋长周希汉和政治部主任苏精诚两人，并决定苏精诚具体分管战时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协助旅参谋长周希汉负责对整个战斗的指挥。苏精诚接受任务后，领着机关人员紧张工作，并深入到各部队进行宣传动员，讲明这次战斗的目的、意义，激发了指战员的高昂斗志，积极投入练兵和战前准备。他还找来香城固区区长郝立顺，详细研究了后勤保障的问题，并和郝立顺一道，逐村进行动员，组织了１００多名群众参战，５名向导带路，筹集了３０多副担架。
激战前夕，王新亭政委打电话来询问准备情况，苏精诚简明扼要汇报说：“各团都作了深入的动员，指战员们都表示要打好这一仗，为乡亲们报仇，为中华民族雪耻。许多同志写了决心书、入党申请书，决心在战斗中向共产党员学习。旅团政治机关组织了战时工作小组，已分赴各营，加强战时政治工作。”汇报到这里，王新亭问道：“后勤保障情况怎么样？”苏精诚说：“郝立顺区长和带来的１００多名参战群众，已向周参谋长报到；３０副担架，７个掩护重伤员的堡垒户，都参加了卫生处组织的战场救护所；区政府分管粮食的同志也参加了供给处组织的生活保障组，他们决心保证参战人员顿顿都能吃上热饭！”王新亭政委听了苏精诚的汇报，连连称赞政治工作抓得实，保障工作抓得细。２月１０日，香城固战斗胜利结束。由于军民同心奋勇杀敌，保障及时有力，取得了毙敌大队长以下２５０人，俘虏８名，烧毁汽车９辆等重大成果。
苏精诚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开展政治工作。他的讲话或演说，有感梁力，合战士心理，感情真挚，让人振奋，指战员们都喜欢听。他虽身为政治部主任，始终坚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时常边行军边同战士们谈心，讲故事，把工作及时做到战士心坎上。战斗间隙，他总要抽身下连，同战士们围在一起摆家常，开玩笑。一次，他谈起杭州的西湖，绘声绘色地赞美了一番后，装出一副神秘的表情说：“西湖的水清澈见底，能喝上一口那有多好啊！”馋得战士们直吞口水。在这种融融的谈笑中，密切了同战士的感情，指战员们都把他当作知心的首长和朋友。
那时，文艺演出是发动群众、活跃部队的一项重要形式。由于苏精诚体形好，相貌英武，又多才多艺，加之工作需要，他自然成了积极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他任宣传科长时，经常登台演唱；当了旅政治部主任，仍场场不拉。苏精诚不仅亲自演戏，而且亲自编戏。在他的领导下，三八六旅的文艺宣传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有生动活泼的演唱，还有京剧和话剧，这在一二九师享有盛誉。王新亭政委热情地鼓励他说：“你们演出的短剧形式很好，指战员欢迎，驻地群众也喜欢看！”
１９４１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阶段。日军将其在华兵力的６０％以上集中于敌后抗日战场，向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１月２５日，驻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沁县的日军６０００多人马，向浊漳河一带“扫荡”，企图一举消灭三八六旅。１月２６日，陈赓旅长率旅部和直属队边打边撤，艰苦转战抵达武乡县韩壁村。韩壁村是条东西大街，往东上太行山，住有４００多户人家。陈赓旅长带着司令部驻在村东头，苏精诚带着政治部机关人员驻在村西头。
不料，陈赓住在韩壁村的消息被一个地主分子走漏给正在寻歼八路军的日军。腊月三十晚，东窜到西营、蟠龙一线的千余日伪军，突然向韩壁奔袭。当时三八六旅十六团、十七团在白晋线作战，七七二团奉命到黄崖洞保卫兵工厂，旅部仅有警卫连、通信连和十八团的一个营。偷袭的日伪军，身穿蓝布衣，冒充山西抗日决死队，躲过十八团的警戒，从西北绕道，迂回包围了韩壁。
正月初一凌晨４时许，雪花纷纷扬扬，下得正紧。警卫班的几个战士骑马到南边的山沟里打水。当他们将要回到村子时，发现北边的山坡上有许多黑影在晃动，以为是警卫连在出操，可不一会儿，山上的人群便潮水般压下山来。战士们感到情况不好，一个警卫员马上就近报告苏精诚，其余立即跑向东头报告陈赓旅长。
苏精诚刚吃完早饭，身上披了一件翻领黄大衣出门，就接到了报告，可是晚了，枪声已经大作，敌人冲到了村边，近在咫尺。苏精诚见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大声高喊：“敌人来了！敌人来了！大家快出来抵抗，注意旅长的安全！”苏精诚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一边指挥从房子、窑洞里出来的人参加战斗，一边组织人员往东头撤。早起的通信连连长顾永武，听到苏精诚的呼喊声和枪声，立即带领手枪班，掩护陈赓旅长沿东侧山沟往太行山转移。
混战中，一颗子弹射穿了苏精诚腰部，肠子流了出来。警卫员常小明见状，忽忙奔过去挽扶苏精诚朝东头转移。没走几步，警卫员也身中数弹。常小明顽强地拖着苏精诚滚进了南边的沟里……当大部队打回韩壁村时，在南边沟谷的一个避雨的小窑洞里，找到了苏精诚和常小明的遗体。当陈赓旅长得知苏精诚牺牲的消息后，禁不住痛哭失声。三八六旅的指战员痛惜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战友……
苏精诚的遗体先葬于涉县石门村，后移葬于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同左权、叶成焕烈士安息在一起。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