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夫

来源:中华英烈网 责任编辑:高千一 2018-05-24 15:38

车夫,原名车永年,化名王兴义、卡亢,1911年出生于河北省怀来县沙城镇三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全家11口人,只有几亩薄地,打的粮食连半年也不够吃。为了维持生计,他父亲只得给人打短工、做零活,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全家仍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生活。

尽管家境贫寒,一家人还是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供车夫上学。车夫不负父老的期望,刻苦读书,勤奋好学,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入宣化师范。就在这个时期,共产党员张苏、林枫等人到该校进行革命活动,成立学生“读书会”,组织学生秘密阅读进步书籍,传播马列主义,并成立了党的组织。车夫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车夫和同学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宣传革命主张,积极声援北平学生运动。在党的教育下,他明白了“富人是怎么富和穷人为什么穷”的道理,开始树立为天下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而奋斗的信念。

1936年6月,车夫和任执中等几个进步同学经桑园、孔涧来到宣涿怀根据地,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他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不畏艰险,进步很快。同年10月,经工委负责人郭永明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兼县大队政委。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怀来,国民党军不抵抗,狼狈溃逃,沿途抢掠,蹂躏百姓,各地的土匪流氓也趁火打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使我怀涿地区不得安宁。同年秋,怀来县珠窝堡村地痞董九吉在当地地主富农的支持下,组织起了“联庄队”,队伍很快发展到700多人,成为当地一支庞大的地主武装。1938年2月,党组织派王巍(原名朴一禹,朝鲜人,后曾任朝鲜内务省外相)、张梓华、郭永明等同志带领工作队,在八路军宋(时轮)邓(华)支队的配合下,开辟宣涿怀抗日根据地。经过宣传教育,董九吉表面上愿意抗日,并接受了改编。5月,董九吉趁宋邓支队东征冀东,宣涿怀地区兵力减少之际,本性暴露,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桑矾事件”,一夜之间捣毁了桑园、矾山区救国会和县救国会,杀害了长征干部、宋邓支队组织科长张梓华和除奸科长姚子茹,抓捕了县领导郭永明、蔡委心等18人。后追随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时间,宣涿怀地区血雨腥风,阴云密布。

为了重新打开这一地区的抗日局面,11月,县委派车夫深入桑园一带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策动袁德文武装起义。11月的一天,车夫来到桑园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以小商店为掩护,化名王兴义,以账房先生身份出现,从事革命活动。

车夫一面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一面积极做袁德文的工作。袁德文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他的部队备受日本鬼子和伪警察队的歧视、排挤。车夫通过我地下工作人员刘振声、王宝山同袁德文取得了联系,袁德文表示同意见面洽谈。车夫和袁德文在水磨村第一次见面,给他讲了“咱们都是中国人,应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道理和抗日斗争的形势,袁德文很受教育。以后,车夫还向袁德文赠送了《论持久战》《挺进军的三大任务》《敌后游击战》等书籍和共产党的宣传材料。在车夫的多次帮助教育下,袁德文进步很快,不断向官兵进行秘密抗日宣传,积极准备反正并不断为我军提供方便。

袁德文的活动使日军产生了怀疑和警惕,日军决定解除自卫团的武装。在紧急情况下,袁德文马上派人和车夫联系,车夫迅速向县委做了紧急汇报,上级同意立即进行武装起义。

1940年6月20日深夜,袁德文、史荣恩率400余人举行起义,离开原驻地,会师于芦青岭。车夫亲自接见全体起义官兵并讲了话。挺进军司令部命名这支部队为“平西游击三总队”,下辖四个营,任命袁德文为总队长,史荣恩为副总队长。这支队伍起义对于改变宣涿怀地区敌我力量的对比,对于打开这一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车夫虽然是个文人,但是无论在艰苦的环境中,还是在激烈的战斗中,他都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1940年9月下旬,日军对宣涿怀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县长佟瑞野牺牲。为掩护主力和后方机关转移,车夫带领县大队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大斜阳战斗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前沿阵地。广大指战员见政委亲临火线参加战斗,情绪十分高涨,英勇作战,多次打退敌人进攻,使我主力和后方机关安全转移。战斗中,他还冒着枪林弹雨从火线把伤员背到10公里外的南大寺。以后,在倒拉嘴、上河,平叛涞水地主富农等多次战斗中,他都是身先士卒,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为了保存实力,根据上级指示,宣涿怀地区党政军单位决定向涞水一带转移。由于敌人封锁严密,部队从涿鹿到涞水走了好几天,途中没吃上一顿饱饭,饿得肚里“咕咕”直叫。车夫患有严重肺病,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和同志们一样坚持,为部队做出了表率。在车夫带领下,虽然沿途遍地到处有玉米棒,可是没有一个人掰玉米吃,模范地遵守了群众纪律。

车夫十分关心同志,凡是和他在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同志无不感受至深。他在兼任县大队政委期间,战斗中获得的战利品,如毯子、大衣、食品等,除上交外,其余总是给战士们和其他干部。

车夫不仅在生活上对同志关怀备至,在政治上也十分关心同志。当时县大队有个叫刘占和的小战士,到部队时才十几岁,由于家境贫寒,小时没上过几天学,车夫就手把手地教他写字,学文化,学革命理论。在车夫的培养教育下,小刘进步很快,18岁那年经车夫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提升为指导员。

1938年秋至1939年初,车夫在深入桑矾地区发动袁德文武装起义的同时,还极为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培养教育工作,经常给王宝山、马占鳌、赵林、刘国宝、王文如等讲革命道理,并赠给他们不少解放区的刊物及进步书籍,使这些同志很快成为这个地区的骨干力量,后来先后发展为我党党员,为我党我军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冀热察区党委、军区负责人姚依林、萧克的接见和表扬。这些同志的成长和进步,与车夫的培养教育分不开。

车夫对同志不论参加革命早晚一视同仁,尤其是对起义投诚过来的同志毫不歧视,而是满腔热情,耐心帮助教育。为了发动袁德文武装起义,从1938年秋至1940年6月,他用了近两年时间,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袁德文及他的部下都认为,车部长有耐性,为人热情厚道。

一天,我三总队在鹿叫坡突然被敌军包围。突围中,副总队长史荣恩身负重伤,壮烈牺牲。车夫考虑到史荣恩刚起义不久,建议上级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又亲自起草并致了悼词,高度评价了史荣恩的功绩。他那充满怀念的感情以及对史荣恩实事求是的评价,使起义人员深受教育和感动。

车夫是秘密参加革命工作的,家里好几年都不知道。后来由于出了叛徒,敌人才弄清楚大名鼎鼎的车夫就是车永年。敌人没有抓到车夫,于是就开始迫害他的家人,多次抄家,家中被弄得一无所有,并威逼他的父亲,要他劝车夫回来投降,并给官做,家里也跟着享福。老人一声不吭。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恼羞成怒,把老人抓去严刑拷打,百般折磨。车夫得知后心里十分难过。当时有的同志提出由组织上托关系出面营救,免得老人受折磨。车夫知道,组织营救要花很多钱,而组织上也十分困难,因而坚决不同意。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的反革命内战,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为了保存力量,根据上级指示,我平北地区党政军单位决定实行有计划的战略撤退。当时,车夫担任龙关县委书记。由于情况紧急,为不影响组织安全转移,车夫毅然把只有两三个月大的小儿子托给当地老乡收养。后来情况缓和,组织上派人找过孩子,据当地群众讲,为躲避敌人的迫害,收养孩子的老乡早已迁走不知去向。以后,由于战斗频繁、工作繁忙,车夫再没有时间去找孩子,直到他去世,也不知道孩子的下落。

为了革命事业,车夫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但他总是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第一,从不把个人疾病放在心上,只要不倒下就咬牙坚持。1947年冬,在冀热察学校,他抱病为参加整风的干部作报告,后来实在不能坚持,才被送往医院。车夫虽入院治疗,但因种种原因,加之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于1948年4月因患急性黄疸性肝炎,医治无效,不幸辞世。车夫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