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公略，原名汉魂，字家杞，１８９８年２月２０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父亲黄秀峰，早年考秀才未中，便绝意仕途，在家乡老虎山下的高木冲结庐数间，以耕田自给，兼教蒙馆。黄公略７岁时，父亲先教他识字，后又教他读经，１０岁入峒山小学。毕业后，黄公略又到离家６０多里的永丰高等小学堂就读。
黄公略性情刚烈，不畏强暴。１４岁那年，在离家约五里地的壕基界小溪石桥上，他看到一个税警欺压民女，怒不可遏，走向前去，一掌把税警推下石桥便跑掉了。父亲喜欢这种正义感，又担心他将来闯大祸，于是，教他读苏轼的《留侯论》，要他学天下之“大勇”，不要学匹夫之“小勇”。他也很喜欢这篇文章，特别是对“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段话，经常背诵，身体力行。他非常羡慕张良受兵书于圮上老人黄石公，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建功立业，因此改名黄公略，又名黄石，激励自己立志做一番事业。
１９１４年，黄公略在永丰高等小学毕业后，父亲年迈，不愿让他远离身边，留他在家教了一年的私塾。１９１５年秋，父亲病逝，他向大哥提出外出求学的要求。大哥以家庭经济困难为由，不但不支持，反而要他弃教种田。他十分气愤，于次年底弃家出走，投笔从戎，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
１９１６年底，黄公略投入湘军后，最初在湖南陆军第二师三旅六团三营八连当兵。不久，他的书画才能得到营长的赏识，被调到营部当文书。１９１８年四五月至１９２０年四五月间，六团团部在驻地浣溪圩（位于湖南茶陵酃县之间）举办临时训练队，他被调去训练队当国文教员；１９２０年６月被提升为排长。１９２２年秋，他考入赵恒惕主办的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编入第四教授班学习。１９２３年８月结业后，他被派回原部任副连长。在回部队就职以前，他曾请假回家，与农家女子刘玉英结婚。同年１１月，被提升为连长。
在湘军中的这几年，黄公略从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中体会到：要救国救民，“还是先要改造军队”。与他一起在讲武堂学习的还有李灿和彭德怀。彭德怀是他在训练队当教员时的学员，而彭的好友李灿又在六团一连二班当兵，他们３人都抱有爱国热忱，思想感情一致，认识后很快成了挚友。他们都想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士兵，如黄公略当排连长时，别的连排长多以醉酒嗜赌来消遣，而他总是勤研典范条令，与士兵同操作；暇时读书看报，给士兵讲时事；并团结一些人，以“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不扰民”相勉励。他还积极参加组织救贫会的活动，并参与制定有灭财主、灭洋人、发展实业、实行士兵自治等内容的章程。这些既反映了他当时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也反映了他想和别人团结起来改造湘军的愿望。
１９２６年，北伐开始不久，湘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建制。６月２日，原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在衡阳就任新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原湘军第二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周磐任师长，黄公略在第一师第三团任连长。这时，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和团、营指导员经常给部队讲课，并在进步分子中秘密传阅《共产主义ＡＢＣ》等书刊，使黄公略开始了解共产党和接触马列主义。
黄公略在北伐作战中非常勇敢。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０日总攻武昌时，他率领连队向宾阳门进攻，身先士卒，冒着密集的炮火，搭云梯爬上城墙，将敌人的机枪炸哑，使部队得以冲上城头。他的英勇行为，深得士兵的赞扬，受到团长李仲仁的嘉奖。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黄公略随部队经孝感、花园等地，开到宜昌过春节。这时，黄埔军校要从国民革命军中招收一批年青军官到高级班学习。经过团长李仲仁的推荐，师长周磐的批准，并通过考试，他被录取了。当彭德怀赶来为他送行时，他把自己使用的一支驳壳枪送给了彭德怀，留作纪念。
黄埔军校高级班，设在广州长堤原海军司令部旧址，分为军事、无线电及化学三科，１９２７年１月开课。黄公略读的是军事科。当时黄埔军校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高级班同样也不例外。黄公略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派一边，积极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不久，“四一二”、“四一五”、“七一五”等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黄公略更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右派真面目。特别是在这年１２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顾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８年３月高级班结业前夕，黄公略收到了彭德怀的来信，邀他毕业后仍回原部工作，并告诉他，已征得师长周磐的同意，由他来办一个随营学校，同时还寄来了路费。这时，第八军第一师又改称湖南独立第五师，周磐仍任师长，彭德怀已升任该师第一团团长。党组织同意黄公略回原部工作。
１９２８年３月中旬，黄公略由广州经上海、汉口到达当时独立五师一团驻地南县，同阔别一年多的彭德怀（当时彭已入党）等人见了面。
１９２８年四五月间，独立五师随营学校在南县正式成立，师长周磐宣布黄公略为校长，贺国中为教育长，黄纯一为大队长。
开学后，彭德怀约集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三人开了一次有南（县）、华（容）、安（乡）特委代表张匡参加的党的会议，研究如何通过随营学校培养、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在两年内以一团为核心举行全师起义的问题。同时，根据特委指示，决定在一团成立党委，由彭德怀任书记；随营学校成立分支，受一团党委领导，以黄公略为分支书记。
这年６月，随营学校第一期尚未结业，独立五师奉命开往平江，接替阎仲儒旅“剿共”。因第三团三营营长贪污被撤职，一团九连连长病故，周磐决定黄公略调任第三团三营营长，黄纯一调任九连连长，随营学校由贺国中负责，移驻岳州。不久，黄公略离校随部队去平江。
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７、１８两日，独立五师除随营学校外，陆续到达平江，彭德怀的第一团驻县城及城南，黄公略的第三团三营驻城东的嘉义镇。
当时，平江的革命运动自“二月扑城”失败后，在国民党军队及民团、清乡队的“清剿”下，虽遭到严重破坏，但党的县委还在，平江游击队在胡筠等的领导下，仍然活跃于北乡及东、南两乡，和浏阳游击队相呼应。湖南省清乡督办署饬令独立五师加紧“进剿”，并制定了一个相当严密的“清剿”计划。
针对上述情况，以彭德怀为书记的第一团党委，专门研究制定如何打破敌人的“清剿”计划，阻止“清乡”团、队的烧杀抢掠和减轻人民痛苦的对策。黄公略认为要贯彻党组织的决策，必须首先取得周围士兵对自己的信任。于是，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分给没有发饷的士兵用，经常到士兵中去问寒问暖，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因而赢得许多士兵的好感，士兵们说：“这个营长真好。”
正当黄公略在第三营的工作初有成效的时候，７月１８日，周磐的马弁陈玉成从长沙给彭德怀拍来密电，说黄公略驻防南县时，曾开通行证给南、华、安特委的同志到长沙买油印机。现特委机关被破获，查出了这张通行证。周磐认出是黄公略的笔迹，已电副师长李慧根（当时周磐在长沙，部队由李负责）立即逮捕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三人。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在电报局截获了周磐给李慧根的电报，大意也是如此。
情况来得这样突然，时间十分紧迫。彭德怀马上与刚刚到达平江的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商量决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工农红军第五军，时间定在７月２２日；并密告黄公略在嘉义率部就地同时起义，配合平江城内行动，然后来平江城会师；密告贺国中届时率随营学校师生离开岳州，赶来平江参加起义；以副师长李慧根名义密电周磐：“三人已遵示逮捕，随校已令开来平江。”
７月２３日下午４时左右，黄公略率领第三团三营的起义部队，取道团方、恩溪、钟洞，到达平江城郊。他担心部队入城和第一团发生误会，便令部队在城北五里处一个叫烟舟田的小镇上休息待命，自己只身骑马先入城向彭德怀、滕代远汇报。谁知就在这时，他率领的这个营在九连连长贺仲斌的煽动下逃走了。他闻讯后十分气愤，即要前往追赶，被彭德怀劝阻。这件事使他得到一个严重的教训，并在党委会上主动作了检讨。
７月２４日下午，在平江城内的月池塘，召开了有几万人参加的庆祝起义胜利大会。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下辖一、四、七共三个团，共２５００余人。黄公略被任命为第四团党代表。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共红五军委员会，黄公略当选为委员。
黄公略按照红五军军委的部署，率第四团向平江以南发展，与浏阳县委取得联系，帮助他们开展工作。７月２９日，平江遭到敌六个团的围攻，第四团奉命返回参战，中途遭敌伏击，损失很大。这时四团只剩下两百余人，又与主力失去联系，处境十分困难。黄公略带领部队在平江、浏阳边界坚持了一月之久，终于在黄金洞与军部主力汇合。红五军军委决定撤销第四团番号，改为教导大队。由黄公略任大队长兼党代表。
１９２８年８月底，根据湖南省委指示，红五军从黄金洞出发，向井冈山推进，以与红四军取得联系。红五军在途中遭到数倍于己的敌军的前堵后追，伤亡很大，不得不折回平江、修水、铜鼓交界的纸坊休整。这时，红五军剩下不到１０００人，生活也十分艰苦。为了渡过这严重难关，军委决定将部队整编，取消团、营番号，将全军改编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连，黄公略任第二大队长。为了避开湘、鄂、赣三省敌军的“围剿”，争取更多的时间休整部队，他率领第二大队在平江、浏阳、万载边境活动。１０月，根据湘鄂赣边特委与红五军军委联席（扩大）会议的决定，将红五军和工农游击队混编为五个纵队（每纵队约４００余人）时，他又被任命为第二纵队纵队长。不久，红五军军委为了粉碎湘、鄂、赣三省敌军对红五军的再次“会剿”，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四、五纵队和军部直属队向南突破敌军的包围，朝井冈山进发，与红四军取得联络，黄公略被留下来，统一指挥一、二、三纵队，在平江、浏阳、铜鼓、武宁、万载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开展群众工作，保卫和发展湘鄂赣苏区。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在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四、五纵队奔赴井冈山以后，黄公略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卓越的指挥才能，紧紧依靠边区人民群众，在根据地坚持战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黄公略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将第二纵队的四、七、九中队分布在万载农村，一、二、三、五、六中队分布在浏阳各地，一、三纵队分散在平江、武宁、修水、铜鼓等区域，一面帮助群众抗租、抗债、抗粮、抗税，一面有计划地打击敌人，保存部队的实力。为了鼓舞部队斗志，他与战士同甘共苦。没有吃，他同战士一起吃红薯和草根；没有宿处，同战士一起在山林里露宿。他经常教育部队，斗争越是艰苦，纪律越要严明，借物必还，有损必赔，尤其要搞好和群众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他带领的部队能在险恶艰苦的环境中，拖不垮，打不散，而且战斗热情高涨，军事素质也不断提高。
１９２９年春，蒋桂矛盾日趋尖锐，“围剿”的敌军一部分被调走了，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红军的变化。黄公略不失时机地迅速将一、二、三纵队集零为整，对地主豪绅武装和小股敌军进行打击。从１月起，二纵队在浏阳先后发动了毛田暴动、鲁家湾暴动、老乌塅暴动和金坑暴动，消灭了这些地方的“挨户团”和驻军。２月中旬，有一排敌军主动向红军缴械投诚。３月２４日，他又指挥部队，配合浏阳第二区赤卫队共１５００余人，趁黑夜兵分三路包围永和市的联防武装，发起突然进攻，打死打伤敌人９０多名，缴枪１１０多支，子弹３８担和许多其他军用物资。在此之前，还在白沙、大胜等地，消灭了“挨户团”，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一、三纵队在其他地方作战，也取得不少战果。这些胜利大大鼓舞了边区工农群众的斗争热情，红色区域各项工作迅速顺利地开展，出现了全面复兴的局面。这一形势使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惊惶不安，到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黄公略，赏金不断升级，由一万元、五万元增加到十万元。何键还两次派人到湘乡挖黄公略的祖坟，把黄公略祖父、父亲的尸骨运到长沙，丢进湘江。
１９２９年４月１２日，湘鄂赣边特委在江东乡八区召开了扩大会议。根据新的形势与要求，决定统一边区赤色武装组织，成立湘鄂赣边境支队，由黄公略任支队长，下辖三个纵队；会议还通过了边区特委的任务与前途及目前工作计划等各项决议案，并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将湘鄂赣边特委改为湘鄂赣边境特委，选举了特委委员和候补委员，黄公略被选为特委委员和常委。
就在这一年的六七月间，湘、鄂、赣三省反动当局又调集了近五个团的兵力，联合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萍乡、醴陵七县的地主武装（称为“七县联防”），向边区再次发动进攻，边区环境又趋险恶。黄公略仍然采取化整为零、昼伏夜击、彼合我散、彼散我合、避实就虚和声东击西等战术，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他用这个方法，先后在浏阳的官渡、万载的高材、大桥、黄茅等地同敌人作战数次，连战连胜，共缴获敌人步枪８０多支，子弹数担，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这期间，他还把总结的游击战经验，写成了一本叫《游击战术》的小册子，在所属部队中传播，使仗越打越精。
正当边区军民斗争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刻，彭德怀率领第四、五纵队回到了边区。在平江黄金洞、桐木桥地区，与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会合。黄公略对四、五纵队重返边区感到由衷的喜悦，特别是听了彭德怀关于湘赣边区和红四军开展群众工作、建设根据地和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介绍，深受启发，也更增加了他对红四军及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敬仰。这时，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两部合编，取消湘鄂赣边境支队建制，仍称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黄公略任副军长，滕代远任政治委员。下辖三个纵队，全军共３０００余人。合编后，部队士气大振，１０月１日，一举攻克了平江长寿街。这是红五军成立以来第三次攻打这个地方，前两次没成功，这一次却取得了胜利。从１０月到１１月，部队又连续作战十余次，每战必胜，大大鼓舞了边区人民的斗争信心。
１１月底，彭德怀、黄公略等率领一、三纵队开始向南游击，１２月中旬，到达湘赣边的遂川一带。这时，红四军尚远在闽粤赣边区。赣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拟将赣西南的独立二、四团及延福、富田纵队等地方部队，合编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他们要求红五军派黄公略去当军长，红五军党委答应了这一要求。从此，黄公略离开了红五军，开始为创建又一支新的工农红军而努力。
红六军成立于１９３０年１月，全军约３０００人。当时，政治委员陈毅、政治部主任毛泽覃都没有到职。黄公略既是军长，又是军委书记；既抓军事，又抓政治，为部队倾注了全部心血。在他的领导下，使这支成分复杂、干部缺乏的队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部队。
红六军成立不久，首次作战就攻克了吉水县城。２月３日，红六军在吉安的富田、东固一带与由闽再度返赣的红四军汇合。两军协同作战，在吉水的水南以及吉安的值夏、赤家山一带，全歼金汉鼎部的精锐部队唐云山独立十五旅１６００余人，缴枪２０００余支。此后，黄公略根据总前委“以三个月为期分路游击”的决定，将红六军分布在赣西南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建设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他特别注意对部队进行政策和纪律教育，注意了解人民疾苦，帮助解决困难，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和主张；他还用自己和政治委员陈毅的名义发布了一份六言体的红六军司令部布告。
１９３０年６月，红六军改编为红三军，与红四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黄公略任红三军军长。从此，黄公略率领的红三军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成为一支不仅能打游击，而且能打运动战和阵地战的能攻善守的红军主力部队。从这一年的８月到１０月，红三军在奇袭文家市、抢占醴陵、攻打吉安等战役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时，红三军在有名的龙冈战役中担任正面攻击任务，首先发起冲锋，一举生俘张辉瓒师的警卫营全体官兵，为全歼敌十八师、活捉张辉瓒立了大功。在第二次反“围剿”时，红三军独当一面，在东固通往中洞的南侧山上，秘密设伏，居高临下，如“飞将军自重霄入”，一举包围敌二十八师师部，捣毁了敌人的指挥机关，为五战五捷首开胜局。在第三次反“围剿”时，红三军和兄弟部队一起，首战莲塘，次战良村，再战黄陂，三战三捷，老营盘一战，又取得歼灭蒋鼎文第九师一个旅的重大胜利。
当时，在各红色区域，人们将黄公略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并称为“朱、毛、彭、黄”，把他们当成中国工农红军的象征。１９３０年９月，红三军参加第二次攻打长沙后退占醴陵时，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在县城渌江桥东的状元洲，召开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宣布结束时，群众却迟迟不走，“我们要见黄军长”的呼声此起彼落。黄公略闻讯赶来与群众见面。群众情绪热烈空前，当他离开会场时，群众簇拥在他身后，一直把他送到军部。
１９３１年９月，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后，红三军奉命由西向东移往瑞金、石城、于都、宁都地区，以便消灭江西革命根据地内残存的白色据点和“土围子”，使根据地完全联成一片。９月１５日，当部队行军至东固附近的六渡坳时，突遭成群敌机的袭击。黄公略和先头部队本来已经隐蔽，后来一个参谋向他报告第七师部队还在路上行进的情况，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跳出掩体，指挥部队迅速隐蔽，并组织对空射击。因敌机低空盘旋扫射，黄公略不幸身中数弹，于当晚７时牺牲。临终前他念念不忘革命，给战友留下了宝贵的遗言：“一、二、三次反‘围剿’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绝不可骄傲轻敌，应当充分准备，要巩固和扩大红军，以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解放。”
噩耗传来，革命根据地的军民无不哀恸。为了纪念黄公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东固六渡坳和瑞金叶坪修建了公略亭，将红军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并以吉安、吉水两县的红色区域为主成立了公略县。公略县成立之日，召开了追悼黄公略的大会。会场主席台两侧悬挂着毛泽东所写的挽联：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生继君来。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黄公略烈士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