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南，原名郑盛宸，字德卿，号耀南，１９０８年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西障郑家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郑耀南三四岁时就过继给三婶母。为了生活，寡母孤儿不顾酷暑严寒，辛勤劳动，受尽了欺凌，饱尝了辛酸。婶母疼爱继子，把希望寄托在郑耀南身上。她节衣缩食，想尽一切办法，让郑耀南读书。郑耀南从１９１５年起，先入私塾，后转学堂，１９２３年毕业于北障高小。１９２５年秋，考入掖县省立第九中学。这期间，他从加入过苏联工会的同乡那里听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看到了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希望。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激起了他的民族仇恨。他怀着复兴中华、抵御外侮的雄心，参加了反对日本侵华和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他和同学们一起到处演讲，动员教育商人们将库存的日本货物拿到街上销毁。
１９２７年，风华正茂的郑耀南被推选为省立第九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当时的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王寿澎是清朝遗老，不遗余力地推行封建教育，在中小学中强制读经和会考。九中校长李浩光秉承上司的旨意，引起学生们的反感。郑耀南勇敢地发动全校同学反对毕业生赴济会考，他组织同学们游行示威，把传单散发到县政府内。县长张蔚南出面干涉，郑耀南带领同学们冲进县政府，打了张蔚南，直到他答应学生们不参加会考才算罢休。通过这场斗争，郑耀南受到广大师生的敬佩，但李浩光却把他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在校务会上，他多次提出要开除郑耀南，都没有通过。后来，他竟卑鄙地利用职权把郑耀南降为新生。郑耀南拒不接受，毅然离校回乡。
通过学潮斗争，郑耀南看到群众的作用，同时认识到，要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胜利，必须唤起广大农民群众。他回家后即在自家南屋里办了一所乡村小学，自己担任教师，规定男女兼收，贫苦子弟入学免交学费。这种创举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深深地教育了郑耀南。他清醒地看到，中国革命只有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于是，他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为革命而奋斗。不久，他找到了党组织，接受了党的教育和考验。１９２８年６月，经王德武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教学为掩护，白天上课，晚上在农民和进步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开展党的工作。他在掖县六区组织了全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并被推为会长。
为了壮大党组织，郑耀南多次变换教学单位，认真地选择、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１９３０年，他先后介绍滕绍武、郑魁和等人入党。同年底，在济南读书的王鼎臣回家度寒假时，带回了临时省委的指示。于是，在郑耀南家的南屋里召开了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掖县第一届委员会，郑耀南被选为县委书记，王鼎臣、李勋臣、陈志尚、鲍仙洲被选为县委委员。
１９３１年初，在郑耀南的倡议和领导下，县委创办了地下党内刊物《红星》周刊，由郑耀南主编。《红星》周刊的主要内容是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马列著作摘抄，论述共产党员的使命，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和旧社会的黑暗。虽然该刊形式简陋，但它对宣传马列主义、搞好党内教育、指导开展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３１年３月，国民党县党部召开第一届县农民协会代表会议，郑耀南利用选举农协领导干部的机会，做了很多工作，使共产党员鲍建业当选为干事长，进步人士赵彦卿当选为副干事长，共产党员鲍仙洲、郑魁和等当选为干事，使县农协的领导权基本上为共产党所掌握。
后来，郑耀南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同县委委员共同研究发动农民群众，在竞选区、乡长过程中同国民党当局展开斗争。他安排滕绍武、郑魁和、赵刚锋、孙鼎吉四名党员积极参加竞选乡长，由于他们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结果都当选了。
另外，县委还通过合法手段，安排共产党员于崇山、滕绍武到济南参加区长训练班。于崇山１９３１年４月被任命为第八区区长。
通过以上斗争，掖县党组织在全县相当大的范围内掌握了农会的领导权，取得了反霸抗捐的初步胜利，维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打击了地主阶级的气焰。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反而对苏区进行疯狂“围剿”。山东军阀韩复榘、刘珍年也在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郑耀南等多次酝酿建立革命武装，举行武装暴动，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１９３２年２月，烟台特支指示郭欣农回掖县开展工作，接通了烟台与掖县党组织的关系。４月，烟台特支又派张凤鸣为特派员到达掖县。随之，县委按照烟台特支的意见，秘密成立了党的武装“掖县特务队”，郑耀南兼任队长。在县委的号召下，党员和特务队员都想方设法搞枪支。郑耀南亲自带头，动员婶母卖了二亩地买了一支短枪。县委还动员有枪的富户“献枪”，或出借枪支；对那些不听动员的顽固地主，就强行“缴枪”。这样一来，特务队的枪很快就达到２０多支。特务队在郑耀南带领下，发动群众进行抢盐斗争，截击国民党政府解款的车辆，处决罪大恶极的地富豪绅，深得群众信任。
１９３３年７月初，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秘书刘化普自首叛变，当上了国民党的肃反队长，并亲自带领特务到处抓人，许多共产党员被捕，山东各地党组织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８月，国民党省党部秘密电令掖县县党部调查郑耀南、王鼎臣的活动情况。幸有县党部肃反专员孙会生（左派）及时报警，郑耀南和王鼎臣乘船离开掖县，才幸免于难。
郑耀南离开掖县来到了北平，遇上了在平求学的郭欣农，后经郭欣农介绍，与中共北平市委地下党员陈义山取得联系。同年冬，郑耀南由陈义山介绍去察北参加了吉鸿昌的起义军，担任过秘书、参谋等职。察北起义失败后，郑耀南又返回掖县家乡。
掖县当时仍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腊月三十上午，县党部又接到省党部要逮捕郑耀南的密令。孙会生叮嘱公务员下午两点以后再将密令交县长刘国斌，随即以回家过年为由离开县党部，绕道赶至郑家村，给郑耀南送信，要他赶紧躲避。郑耀南正在打扫院子准备过年，得知情况后，立即通知所有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除夕晚上一律离家躲藏”，并销毁了党内文件，做好了应变的准备。晚上，反动县长刘国斌、“清乡队”队长张襄武派出１００多军警四处抓人。晚１０点钟，军警团团围住了郑耀南的家。他们翻箱倒柜，闹腾了半夜，结果一无所获。第二天，正月初一，郑耀南转移到麻渠村舅父家。初二，在舅父和表兄掩护下，他乘船去了东北。
在远离家乡又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郑耀南工作、生活遇到很多困难，有时不得不以给人算命来维持生活。他到过东北的很多地方，多经颠沛艰险，终于和党取得了联系。１９３４年夏，郑耀南到吉林省延吉县中家以考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同年秋冬，他到吉林拉法山区争取土匪部队抗日。１９３５年以党内特派员的身份到抚顺煤矿当矿工，领导工运斗争。１９３６年秋转回烟台，任中共胶东临时特委教育宣传委员兼党刊编辑主任。１２月，特委遭破坏，郑耀南离开烟台，到青岛、即墨、高密等地寻找党组织，坚持地下斗争。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间，郑耀南又回到家乡。当时，中共掖县县委为了加强抗日宣传，创办了党内刊物《民声》，代替已经停刊的《红星》，主编仍由郑耀南兼任。不久，县委在北乡沟东村召开会议，决定：立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整顿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发展抗日武装，准备起义。会后大家分头行动，上下一齐努力，仅一个多月，就建立起六个分区委，建立了十几个抗日群众组织。郑耀南亲自在北障一带组织了人民抗日义勇队，很快发展成六七十人而且枪支较齐全的抗日武装。年底，县委以各抗日武装负责人的名义，和国民党头面人物赵森堂等开会协商，成立了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抗日组织。委员会由郑耀南、张加洛、李勋臣、李佐长、赵森堂五人组成。至此，中共掖县县委切实掌握了该县抗日的领导权。
１９３８年１月，日军侵入掖县城，国民党县长刘国斌等大小官吏弃职逃窜，刘子容及其女婿张延善等人认贼作父，出面组织伪政府，刘子容当了伪县长，张延善任秘书。几天后，日军离开掖县，留下汉奸刘子容、张延善和二三百人的保安队。当时，全县十个区，每区都有一个几十人的伪区队。由于局势混乱，人心惶惶，敌伪人员也开始动荡分化。基于这种情况，县委决定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争取伪地方武装。郑耀南亲自去找伪第六区队队长周亚泉进行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说服了他，亲率全体队员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不久，郑耀南又利用他和伪第七区队队长徐承勋的私人关系，把第七区队也争取过来了。经过全体党员一致努力，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县大部分伪区队被改编为“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到１９３８年２月底，掖县县委就组织了四五百人的抗日武装。
３月７日，掖县县委发动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成员四五百人举行武装起义，攻打掖县县城，郑耀南任总指挥。他们先派出精干的小分队，将县城通往青岛、烟台的电话切断，使敌人孤立无援，然后将掖县县城四门团团围住。伪保安队长见大势已去，只好打开城门。郑耀南立即发出命令：“打进城去活捉刘子容！”刹那间，攻城部队像怒潮一般冲进城去缴了残敌的武器，活捉了刘子容、张延善。１２日，起义部队命名为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郑耀南任队长。后经与各方磋商，选举进步人士张冠伍任县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新政权建立后，采取整顿市场，加强税收，管理盐务，废除苛捐杂税，对地主、富农、大商人征收爱国捐，推行抗日教育等措施，深受各阶层人士拥护。人民群众为了保卫胜利成果，积极参加三支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三支队便由攻城时的四五百人发展到三千五六百人，成为胶东一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
为了改善部队装备和物资供应，掖县抗日民主政府还办起了兵工厂、被服厂。为了教育、发展群众，组织了国防剧团，创办了文艺综合性刊物《海涛》，出版了《抗战日报》。郑耀南还亲自主持筹建了北海银行，发行了北海钞票在掖县、蓬莱、黄县抗日根据地流通使用。不久，北海钞票在胶东、全省以至华北、华东等抗日根据地也都先后通用。它统一和稳定了金融，保证了全县军民抗战财政收支的稳定，也支援了上级党政领导机关。
郑耀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他多次对县委负责同志讲：“对别的党派，对各阶层人士，只要他们不反共，有爱国思想，愿意和同情抗日，不管以前的表现怎样，也不管他们是什么阶级，什么职业，我们都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
建立三支队后，郑耀南一方面把经过考验、对党忠诚的党员安排到机要、侦察、通讯、警卫等重要岗位上，另一方面对那些进步人士和旧军人出身的（像孙会生、徐志皓、徐承勋等）也能知人善任，大胆使用，分别安排他们担任了适当的职务，并通过做思想工作来帮助他们提高觉悟。他还邀请懂经济的社会贤达孙康厚出任财经委员会主任，掌管全县盐税收入，解决部队、政府所需经费问题，对改善我军政物资供应起了重要作用。
郑耀南对国民党顽固派，对妄图篡夺军政大权的叛逆者，却毫不妥协，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
１９３８年初，盘踞在平度县东乡的国民党ＣＣ分子张金铭，以第五战区直属第十六支队的名义在祝沟成立了司令部，拼命抢占地盘，扩充势力，到处乱下“委任状”，俨然以“胶东王”自居。三支队成立后，张金铭派参谋王东朗到掖县进行威胁、利诱，妄图把三支队划入他的反革命势力范围。郑耀南代表三支队坚决拒绝，并予以斥责：“我们是共产党的武装，只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任命。你们有什么资格下委？真是岂有此理！”野心勃勃、阴险狡诈的张金铭见软的不行，又来硬的，纠集反革命力量倾巢而出，于１９３８年５月上旬分三路向掖县根据地发动进攻。为此，三支队坚决予以还击。在紧急军事会议上，郑耀南进行了动员，他号召大家为击败张金铭的进犯而英勇斗争。会后，他亲临夏邱堡前线指挥作战。当时，三支队孤军作战，三面受敌，形势不利。于是，县委派张加洛火速去黄县，向胶东特委求援。５月１２日，特委第三军、第八支队和第三支队的负责人，在黄县组成抗日联军，马保三任指挥。联军开展了反击张金铭的战斗，韩明柱、郑耀南亲自指挥夏邱堡争夺战，不到两小时就夺回了四五个村庄。最后，终于攻克了夏邱堡，歼灭顽军１００多人，缴获了大批物资弹药。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在胶东发动的第一次反共大摩擦以惨败而告终。
原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赵森堂在三支队成立后，利用其参谋长的职权，暗中安插亲信，扩充私人势力。郑耀南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同他们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希望他们改弦易辙，但他们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越走越远。１９３８年四五月间，郑耀南等正在指挥部队反击顽军张金铭时，他们却乘机大肆活动，拉拢势力，搜罗枪支，还秘密召开乡、镇长会议，进行反共动员；并偷偷派爪牙到国民党反动派秦启荣处联系，计划在召开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会时进行反革命暴乱，杀害郑耀南等党的领导同志，篡夺军政大权。７月３日晚，郑耀南、张加洛、李佐长三人举行紧急会议，郑耀南斩钉截铁地提出：“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加强三支队的抗战团结，要坚决除掉这伙害群之马！”随之，研究了行动计划，做了具体分工。郑耀南亲自布置安排好逮捕赵森堂及其帮凶王文锋的每一细节。第二天上午，以召开三支队部委会议的名义，当场逮捕了赵森堂、王文锋及其同党，并依法处决了这六名叛乱分子。接着，以郑耀南为首的我党政领导马上安抚部属，张贴布告，出示赵森堂、王文锋等人的反革命证据。消息传开，广大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三支队在对外击败张金铭，对内肃清赵森堂等反动分子以后，威信大大提高，士气更加旺盛，内部更加团结，成为一支枪支齐全、战斗力强的抗日武装。根据地也发展到平度、招远边境一带。１９３８年９月，三支队奉命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合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郑耀南任六十二团团长。不久，郑耀南被任命为五支队二十一旅旅长兼掖（县）黄（县）蓬（莱）三县警备司令。
１９３９年３月，党组织派郑耀南、张加洛、李佐长等到党中央汇报工作。在途中，郑耀南经常感到脊背酸痛，但对党中央、毛泽东的敬仰，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使他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们风餐露宿，历尽艰险，终于在当年１０月到达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他们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工作之后，于１９４０年１月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和长途跋涉的劳累，郑耀南的脊背更加酸痛。同志们多次劝他进医院疗养，他总是说“学习机会难得”，坚持不去。学习结束后，郑耀南于１９４１年调军委一局任组长。４月，他病情加重，实在不能再坚持工作了，才接受党组织和医生的劝告，进入高干疗养院疗养。他身体刚有好转时，就向党组织要求工作。１９４１年８月，中央决定军委一局和中央社会部合并，郑耀南担任该部一个组的组长；１９４２年２月，又调到二室指导组任副组长。由于工作繁忙，劳累过度，１９４３年冬病情又有发展，经中央医院检查，确诊为腰脊椎结核，１９４５年竟发展到下肢瘫痪，卧床不起。在病重期间，他依旧情绪乐观，坚持看书看报，还教警卫员识字。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２日下午４时，郑耀南与世长辞，时年３８岁。
（阴玉芳、李俊生、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