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奇，原名施美云，１９１９年出生于浙江省平湖县。父亲是糖坊的手工业工人。由于家境贫困，她被迫成了童养媳。倔强的施奇，努力与不幸的命运抗争，１９３６年偷偷地逃到上海，进了一家缫丝厂做工。她满以为从此可以获得自由，很快，现实粉碎了她的如梦般的希望。她的一双手整天浸泡在滚汤的沸水里，捞那无头的乱丝，十个指头长年溃烂。即使这样，也只换得一日三餐的稀粥，稍有不慎，工头的皮鞭还会像雨点般落下。
施奇已经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辛酸，常常感叹“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她试图改变自己的境况，就到了申新九厂做摇纱工。在这里，她看到厂里一批青年工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深受启发和教育，她也勇敢地加入了罢工斗争的行列。党组织及时培养、教育她，送她到工人夜校学习。她逐渐认识到劳动人民受压迫的阶级根源，懂得了只有跟共产党走，推翻反动统治，劳动人民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
１９３８年初，施奇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宁波，她主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唤起大众的救亡热情。７月，她随煤业救护队到皖南“古关”，在叶进明、忻元锡、周中奎（即周山烈士）等帮助下学习《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西行漫记》等进步书籍，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同时，她也萌生了参加新四军的愿望。８月，她离开煤业救护队到皖南泾县中村，参加了新四军，被编入教导队第八队九班，任班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临行前，她在送给队友郭步洲的照片背面写下这样的赠言：“在抗战期内，我们一面担负起救亡的使命来完成我们的天职，一面在这炮弹之下锻炼成一个健全的斗士。朋友们请努力吧！”她也是这样自勉自励的。她虽然文化程度低，可学习成绩却很好，政治、军事、文化，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上课时她聚精会神地听讲，认真作笔记；讨论会上，她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发言；军事训练时，她严格遵守纪律，研究技术；步枪打靶，成绩优秀；夜间放哨，胆大心细。行军时，她从不落后，还主动帮助别的同志背背包、扛枪。生活上，她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因此，同志们称她是“好班长”，至今令人难忘。１９９２年粟裕大将的夫人楚青来到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参观，她急切地走到施奇烈士的图片前，唤一声“班长，我看你来了”，言语哽咽，深深地鞠躬，久久地伫立，回忆着她们在一起的战斗岁月。
１９３９年初，施奇在教导队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军部速记班工作。这一工作对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她来说是一个挑战，但她满怀信心地说：“这是组织对我们的信任和培养，我们不应当辜负党的期望。对一项新工作，只要认真钻研，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在速记班工作半年后，由于工作需要，施奇被调到军部机要科。她对突然调离已熟悉的工作岗位没有半句怨言，而是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她不仅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机要业务，而且担任了江北大组组长。她留着一头齐耳的短发，圆圆的脸蛋白里透红，两只大眼睛明亮闪光，身着灰军装，腰束黄皮带，英姿飒爽，充满着朝气和活力。她被誉为新四军机要战线上坚贞、圣洁而崇高的“丹娘”。
１９４１年１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这是一场旷古的“箕豆相煎”的奇冤。国民党投入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兵力，伏击北移的只有９０００多人的新四军，把新四军围困在茂林地区，企图一举歼灭。战场上硝烟弥漫，施奇和战友们镇静地译发电报，保持与党中央的联系。
在新四军北移前，中共对国民党的罪恶企图已有觉察，为了照顾女同志，组织上打算让她们先行一步，经上海转到苏北。施奇获得这个消息后，与同志们商量后向组织递交了请战书：请组织允许我们跟部队一块走，我们可以担任译电工作。我们知道，战斗是残酷的，让战斗来考验我们吧！一个多么要求上进的姑娘，正如那暴风雨前的海燕，她渴望自己能在严酷的斗争中锻炼成长。
战斗了几天，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新四军奋力突围。在突围中，施奇和战友们失去了联系。她在茂林附近找到一户穷苦人家，化名周琳，隐蔽下来。第二天，国民党顽军进行搜山。大娘让施奇装成做月子的媳妇，但还是被顽军看出了破绽。几个兽兵把施奇轮奸了，然后又把她押送到三战区的政工队，企图收买她。在那里，施奇不怕威胁，给进步青年讲革命道理，宣传新四军的抗日活动，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施奇本是一个健壮美丽的姑娘，自从遭受兽兵蹂躏后，身心遭到严重的摧残，患上了重疾，小便淋漓，疼痛难忍，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不久，顽军又把她作为共党嫌疑投入了广丰县监狱。在狱中，国民党顽固派把她当作重要政治犯，多次审讯，并诱骗她自首，对她说：“只要你承认参加共产党是走错了路，保证以后不再给共产党做事，就可以送你去冶疗。”遭到施奇的严厉拒绝，顽固派恼羞成怒，将她押送到江西上饶集中营。
集中营的难友毛维青听说新来的“女犯”，就是自己的亲密战友施奇，因遭到顽军的轮奸而病成骷髅一般，她如遭晴天霹雳，按捺不住愤怒与焦急，遂装病到医务室去，偷偷地溜进隔壁施奇的监房，只觉这房子阴森可怖，臭气冲鼻。这房子四周没有窗户，借助屋顶上一片明瓦透进来的一点光亮，隐约可见屋角有一张破床，床上躺着一个披头散发的人。走近床边，只见这个人脸色惨白，颧骨突出，一双半睁半闭的眼睛黯淡无光。床上垫着一层薄薄的稻草，身上盖着一条破棉被，床底下放着一只没有盖的尿桶。看到这一切，毛维青心如刀绞，泪如泉涌，哽咽着说：“同志们一定要设法帮你把病治好。”
见到战友，施奇禁不住眼泪扑簌簌地掉。但她很快镇静住，反而安慰毛维青说：“阿薇，别难过，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是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虽然暂时失利，但国民党的阴谋和它的反动本质已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个人得失算不了什么！”顿了顿，她又继续说：“他们给我治病的惟一条件就是要我自首，但我能自首而苟且偷生吗？”她的语调变得越来越激愤，“不！虽然我的肉体被玷污了，但玷污不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就决不停止对敌人的斗争！”
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一场拯救施奇生命的斗争开始了。难友们严厉地警告狱方，不许造谣污蔑施奇（当时他们污蔑施奇老早就是梅毒病人），必须立即给她治病。否则，要把施奇被害真相向外界揭露。一时间，在整个集中营里，到处响起了抗议国民党暴行，声援施奇的呼声。慰问信像雪片般地飞到施奇身边。
狱方头目见势不妙，只得假惺惺地派医官给施奇检查身体，并指使医官散布“周琳患的是膀胱结石症”，企图掩盖顽军的兽行。同志们愤怒了，直截了当地揭穿狱方的不实之词。迫于革命者的压力，狱方才不得不每天给施奇吃几片消炎药，允许女同志派代表去探望施奇。
狱中党支部就安排同志们轮流值日，精心照料施奇。同志们给她送水送饭，每天到灶房取草木灰垫在她的身下，接她不断渗出来的小便。由于狱中各个队都有人去照料她，她的病室就成了狱中队与队之间的联络站，互相交流信息，有力地配合了整个集中营的对敌斗争。
在同志们的关心照顾和鼓舞下，施奇逐渐乐观起来。她发现同志们在学外文，也请同志们教她。她盼望有一天重返革命队伍，为党工作。但事实是残酷的，施奇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病情一天天恶化，下体溃烂，小便像混浊的血糊，眼窝一天天凹陷下去，脸色惨白，人已奄奄一息。
１９４１年底，一批同志在准备越狱前夕偷偷地去看望施奇，并把越狱计划告诉她。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和同志们一起从这人间地狱逃出去啊，可是，她担心自己的病体会拖累战友们。她深情地对同志们说：“不要管我了，你们快走。你们出去后，把我的遭遇告诉大家。要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为我和千千万万死难的战友报仇！”
留在集中营，施奇无异于等死。在党的革命事业与她个人生死的天平上，重心倾向了前者。这就是一个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革命者的襟怀和选择。
上饶集中营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营造的规模庞大的监狱。它以周田村为中心，包括茅家岭、石底、李村等处监狱，是国民党顽固派用来囚禁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排以上干部，以及从东南各省逮捕的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的所在。国民党顽固派为混淆视听，掩人耳目，将其冠以“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长官训练处军官大队和特别训练班”的堂皇名称，在押的不称囚犯而称学员，不穿囚衣而着国民党军服。而究其竟，实是国民党压迫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最为阴森可怖的法西斯监狱。茅家岭监狱则是上饶集中营的一个“狱中之狱”，凡是被敌人认为顽固不化的分子（实际上是对敌斗争最为坚决的革命志士），就被押到茅家岭黑狱监禁起来，施奇曾被关押于茅家岭监狱。
１９４２年６月初，日军进逼上饶。国民政府第三战区指挥部急往福建迁移，上饶集中营也不得不迁往福建。而国民党特务认为狱中关押的一些行动不便的“犯人”，是他们逃亡的大包袱，就对“犯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施奇惨遭其害。
６月８日深夜，国民党特务诓骗施奇：“日本鬼子打来了，为了安全，现在送你去福建。”然而，他们用一张竹床把施奇抬出茅家岭监狱，走了约百来米，就在山脚下停住了。这里有一个事先挖好的土坑。施奇环顾四周，一切都明白了。她用尽全身力气，挣扎着从竹床上爬起来，挺起胸，双目怒视着国民党特务，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地说：“你们这班强盗，卑鄙！无耻！今天，你们杀死我一个，明天，你们，连同你们的整个阶级统统都要被我们埋葬！”特务们震骇了，慌忙指使一个小特工，把一团旧棉絮塞进施奇的嘴里，随即把她推下土坑，匆匆填上土。黄土盖上后，施奇还在土中挣扎，特务头目又指使小特工将土打实，并提来一桶水浇上。蠕动的黄土变得沉寂了。
沉寂的黄土下，埋葬的是一个不屈的灵魂。
（来源：中华英烈网 作者：朱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