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干生，原名桂本宏，１９１１年出生于河南省罗山县桂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八九岁就开始放牛打柴，下田耕作；十二三岁就和父兄一起当雇工，参加反对地主剥削的斗争。不平的世道，苦难的经历，使桂干生从小就磨练了倔强不屈和敢于斗争的性格。
１９２８年，在黄麻起义、商城暴动的影响下，罗山周塘畈一带秘密开展了农民运动。桂干生的父亲桂重远、长兄桂本俊，都是农运积极分子，年仅１７岁的桂干生也参加了农民运动。
１９２９年８月，中共罗山党组织在周塘畈、桂店一带发动农民暴动，成立了乡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桂干生的父亲当选为苏维埃主席，桂干生任赤卫队中队长。
国民党反动势力把这个苏维埃政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纠集地方民团猖狂镇压。在红军主力奉命调走后，桂干生带领赤卫队同敌人进行了浴血奋战，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他的父兄和四弟惨遭敌人杀害，大嫂、妹妹被卖到外地，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敌人的血腥镇压，丝毫未能动摇桂干生的革命意志。这年９月，桂干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桂干生带领３０多名赤卫队员，冲破敌人的包围，历尽艰险，找到了罗山红军游击队，被编为第八游击师的一个连，他任连长。同年１２月，该连又被编入红军主力部队。在反对国民党军“围剿”苏区的战斗中，桂干生身先士卒，带领连队英勇转战于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为保卫鄂豫皖红色根据地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１９３１年初，桂干生所在部队奉命拔除罗山县杜家寨敌人据点。敌人依仗着深沟高墙和洋枪洋炮，龟缩在寨内拼命死守，红军一连数日猛攻不下。桂干生自告奋勇，带领一支敢死队当开路先锋，肩扛木梯，用冻得坚硬的湿稻草捆作盾牌，冒着枪林弹雨向敌寨逼近。激战中，只见桂干生脱光上衣，一手持“盾”，一手持刀，大喝一声：“不怕死的，跟我上！”第一个冲了上去。在他的带领下，其他队员也如猛虎一般，奋勇冲上寨墙。守敌纷纷溃退，红军后续部队乘势冲进敌寨，经过激战，干净利落地全歼了守敌。这次战斗之后，战友们称赞他是“拼命三郎”。桂干生一时名声大振。
一次，部队开进途中在罗家畈和敌人遭遇，桂干生所在营被八个民团围困。敌人数倍于我，如不迅速突围，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危急关头，桂干生带领一个班凭借熟悉地形，悄悄攀越一座荆棘丛生的高丘，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一股敌人背后，兜屁股给敌人一顿猛揍，一下子从敌阵内冲开了个大豁口。该营趁势突出重围，把敌人远远地甩开。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未能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１０月中旬，桂干生所在部队行至鄂北枣阳、新集一带时突然遭到敌人重兵包围。经两昼夜激战，部队才得突围。激战中，桂干生身负重伤，晕倒在野地里。当他苏醒时，大队人马已无踪影。
桂干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险恶处境，下定决心：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死在追赶队伍的征途上。他以超人的毅力挣脱死神的纠缠，强忍着钻心的伤痛，挣扎着艰难地追赶队伍。途中他曾用双手紧紧拽住驮运给养的马尾巴，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追上了队伍。
这年１２月，红四方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进入川北地区，并多次粉碎了敌人围攻，开辟了通（江）、南（江）、巴（中）根据地。１９３３年６月，四川军阀田颂尧调集重兵于川北巴河以西的长池、三江坝一线设防布阵，企图凭借天险一举“剿灭”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心集中优势兵力，实施重点突破。这时，桂干生任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二营政委。二营是师长王树声亲自掌握的预备队，以近战夜战闻名。著名的三江坝战斗，再次显示了桂干生和他的战友们骁勇善战、攻无不克的英雄气概。
６月１０日深夜，二营奉命担任主攻。桂干生带领两个连，在夜幕掩护下悄悄向三江坝前沿阵地华盖山摸去。华盖山地势险要，到处是悬崖峭壁，敌人企图凭借天险阻拦红军。桂干生和他的战士们摸到敌人眼皮底下，一声令下，勇士们与守敌展开激烈搏斗。混战中，敌人不知红军虚实，仓皇逃窜，纷纷坠落崖下。这一仗，二营以轻伤两名的代价歼敌５００余人，为红四方面军攻占华蓥山、岩下、普子岭打开了通路。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桂干生升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二七四团政治委员。桂干生升任团政委后，意识到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要把全团带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不光要有猛冲猛杀的虎劲，还必须具备官兵紧密团结，为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英勇作战的精神。他经常深入连队，给战士们讲“枪不擦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的道理，战斗间隙，行军途中，他都不放过读书学习的机会。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红二七四团官兵互帮互学，蔚然成风。不管工作多忙，桂干生总要挤时间找干部战士谈心，帮同志们解思想疙瘩，宣讲革命道理。在桂干生和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下，红二七四团在战斗十分频繁、生活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士气和坚强的战斗力。
１９３４年夏，四川军阀刘湘纠集各路大小军阀，联合“围剿”红军。他把一个主力师师部设在通江最高的山顶青龙观，俯瞰通江根据地红军的活动。在反“围剿”斗争中，徐向前总指挥把突破青龙观的任务交给了红二七四团。在桂干生的指挥下，该团二营以夜幕作掩护，攀上高入云端的悬崖峭壁，一举突入青龙观要隘敌军指挥部。桂干生趁机率领一、三营从正面发起强攻，激战一夜，消灭敌千余人。红军主力乘胜推进，迫使敌人全线溃退。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庆功会上，桂干生的团被授予“夜袭常胜军”锦旗。
１９３５年４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川陕苏区，桂干生任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政治委员。６月，与中央红军在川西懋功地区会师后，开始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行军。行军途中，九十一师是后卫的后卫，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处境极端险恶，常常是边行军边打仗，人员伤亡严重，而且筹集给养又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指战员产生了思想波动。这时候，桂干生枪伤刚好，胃病还时常发作。为了稳定军心，他拖着病躯，连续组织召开各种会议，要求各级指挥员深入连队，向广大官兵讲清担任后卫的重大责任，率领部队共渡难关。同时，他想方设法解决部队给养问题。由于桂干生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全师官兵士气振奋，成为长征路上困难吓不倒、敌人冲不散的坚强后卫，受到了红四方面军首长的高度赞扬。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１９３７年９月，桂干生以一二九师高级参谋的身份，跟随刘伯承师长挺进太行山区，投身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１２月，他带领一二九师教导团３０名干部，奔赴太行山东麓的冀西地区，组建抗日武装。当时华北沦陷，日寇肆意烧杀掳掠，满目疮痍。桂干生和他的战友们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走村串户，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支８００多人的抗日武装——八路军一二九师游击支队，桂干生任支队长，张贻祥任政治委员，因此又称“桂支队”。
１９３８年５月，桂干生任晋冀豫军区第二军分区（由游击支队兼）司令员。“桂支队”活跃于正（定）太（原）、（北）平汉（口）铁路和正（定）昔（阳）公路沿线，采取小群多路、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破坏敌人铁路，袭击敌人据点，卡断敌人公路运输，摧毁敌伪组织，弄得敌人顾头不顾尾，处处被动挨打，使冀西成为太行山区抗战的坚固阵地。晋冀豫军区司令员倪志亮称赞“桂支队”是太行地区游击支队中的劲旅。
１９４０年５月，桂干生调离太行山区，任新九旅旅长兼冀南军区四分区司令员。当时，日寇疯狂推行“囚笼政策”，到处修筑碉堡工事，炮楼林立，封锁沟、交通壕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敌人妄图割裂、摧毁抗日根据地，断绝我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桂干生坚决执行党发动群众、冲破封锁、巩固根据地的方针，领导全分区军民，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７月２２日至２８日，他率新九旅主力对敌发起连续的破袭战，先后作战２１次，毙伤敌伪军数百人，破坏敌铁路２５公里、公路１８０公里。７月２５日，他率领新九旅二十五团、二十六团、二十七团和五分区地方武装，在武邑、衡水之间设伏，歼灭衡水出犯之敌４０余人，缴获野炮一门，创造了在平原地区以伏击战歼敌的范例。
１９４０年底至１９４３年秋，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这期间，桂干生从冀南四分区调到一分区任司令员。在困难的形势下，他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全分区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并根据对日、伪、顽军和会道门势力的调查了解，制定了军事打击与争取并重的斗争策略。为分化瓦解敌人，他不避艰险，多次到驻守在魏县的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一旅旅长李成华部做策反工作，使李成华率部起义，投入了抗日的行列。桂干生以其出色的领导才能，同政治委员陈荣、参谋长张西三、政治部主任王贵德等，领导一分区军民同日伪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使冀南抗日根据地在面临重重困难的形势下，得以巩固发展。
在长期的征战中，桂干生先后八次负伤，身体极度虚弱，恶劣的战斗环境又使他患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但他从不把病痛放在心上，有时不能走路，就在担架上指挥战斗。１９４４年春夏之交，组织上挑选最好的医生给他做了大手术，并决定让他到延安休养。这年９月，彭真代表党中央、毛泽东到医院看望桂干生。这使桂干生激动不已，他眼含热泪对彭真说：“病愈后，我即回到前方去，用战斗和胜利报答党中央、毛主席对我的关怀。”
１９４５年４月下旬，桂干生以候补代表资格列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６月１１日，党的七大闭幕。６月１３日，被任命为新四军五师干部队副队长的桂干生，同队长程世才一道带领干部从延安出发，踏上了前往大别山抗日前线的征途。７月７日，当他们行至山西祁县与平遥之间，准备跨越同蒲铁路之际，数千名日伪军在炮火掩护下向他们进攻。桂干生奋不顾身，镇定自若地指挥，掩护同志们转移。战斗中桂干生不幸中弹，倒在血泊中，经抢救无效，于７月９日凌晨壮烈牺牲，时年３４岁。
（来源：中华英烈网 作者：许发旺、来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