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恺（１８９２—１９４９），四川省营山县人，成都十二桥烈士之一。
１８９２年，杨伯恺出生于营山县一个家境贫寒的家庭，先后就学于圣水寺、骆市高小、顺庆职中。
１９１７年，杨伯恺到上海求学，后来经过努力，成功考入北京法文专修馆学习。
１９１９年，杨伯恺顺利通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考试，正式到法国留学。求学间隙，他在法国热省勒工厂做工。
杨伯恺在法国留学期间，与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李富春、聂荣臻等共产党员均有密切交往，从而受到了马列主义思想熏陶，思想日趋进步。１９２２年，杨伯恺加入旅欧共青团组织，任团支部书记。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４年１月，杨伯恺参加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１９２５年，中国国内正处于风起云涌、内忧外患的时期，英国帝国主义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杨伯恺也在这一年回到了祖国。他刚回国内就立即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杨伯恺基于爱国义愤，对帝国主义者及其爪牙非常痛恨。他虽不是军人，不能上阵杀敌，但是他以笔为刀，在中共中央创办的《热血日报》等报刊发表《是毒计也是蠢想》《谁是洪水猛兽》等文章痛斥帝国主义者，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丑恶本质，有力地配合了党领导的群众爱国运动。
１９２５年秋，杨伯恺带着党交办的任务回到四川。在四川，杨伯恺积极协助吴玉章创办“中法大学”，任教务长。在工作上，杨伯恺勤勤恳恳，认真负责，提升了该校的办学质量，也使学校成为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地，为党培养了陈同生、任白戈、范长江等很多优秀干部。与此同时，杨伯恺还与共产党员杨闇公一起筹建党组织，指导四川各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做发展国民党（左派）的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１９２６年２月，中共重庆地委成立，杨伯恺任教育委员会委员。同年春，杨伯恺回到家乡营山，首先向党中央汇报了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并积极筹备中共营山支部。他深入家乡农村进行细致调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发展中共党员，培训农运骨干。不久，杨伯恺在杨家坝建立了营山县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中共营山支部。同年３月，杨伯恺在家乡小蓬乡杨家花园建立了四川省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县农会。
除了创办农民夜校、亲拟夜校教材外，杨伯恺还亲自撰写制定了《农民协会章程》，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参加革命，投入到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废除苛捐杂税的革命斗争中。这有力地推动了营山全县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全县成立了区农会２２个、分农会６４个，会员万人左右，为四川全省农民运动之冠。万县惨案发生后，杨伯恺曾经带领农民协会的群众有力声援万县人民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杨伯恺的父亲杨光普也是乡农会主要负责人，后来在营山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不幸牺牲。杨氏父子两代人，都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
国民党新军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极为仇视。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１日，重庆的反动当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打死打伤１０００多名革命群众，著名经济学家、国民党左派漆南熏和国民党左派将领陈达三等不幸罹难。杨伯恺也在这一惨案中受伤，但在一左派军人的掩护下得以幸免于难。惨案发生后，反动当局又进行了大搜捕，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重庆地委组织委员冉钧等革命领导人均被敌人残酷杀害。重庆面临白色恐怖，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重庆的革命运动一时处于低潮。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杨伯恺暂时离开重庆，辗转到武汉，他在武汉向党中央及时报告了重庆“三三一惨案”的经过，澄清了事实真相，并参加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还在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向正在所里培训的农运骨干讲课。他讲课生动，富有激情，很有感染力，深受学员欢迎，也受到了农讲所主持人毛泽东的认可与肯定。
１９２７年７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蒋汪合流，大批革命群众与共产党员遭到屠杀。杨伯恺按照党组织的通知，辗转于广州、上海等地，后接受党组织安排，留在上海开展党的文化工作。
杨伯恺在上海工作期间，坚持正确的原则，对当时上海党内“左”的斗争方式进行了坚决抵制，为党的文化工作作出了很多贡献。他与夫人危淑媛在上海海宁路三德里４５号创办“辛恳书店”，他任文化支部书记，主持翻译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如《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哲学思想集》《思想起源论》《论帝国主义》《财产之起源与进化》《学说与格言》《哲学原理》《精神论》《自然之体系》《哲学道德集》等理论书籍。除了出书，他还编辑出版了“科学丛书”、《二十世纪》等刊物，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抨击庸俗的哲学，向广大读者介绍自然科学知识、国外科学技术成果，传播先进文化，引导读者追求真知。
抗日战争期间，杨伯恺接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四川开展革命活动，主要是宣传党的全面抗日主张，团结一切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与其他爱国人士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１９３８年，杨伯恺任成都协进中学教务长。他认为“读书不忘救国”，引导学校师生阅读《新华日报》《国难三日刊》《星芒报》《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宣传先进的革命文化。大批学生由此心向光明，毅然投身革命，奔赴延安，协进中学因此被誉为“陕北公学第二”。
抗日战争期间，杨伯恺在报刊发表《民主洪流不能遏止》《怎样实现民主》《由民主与团结展开新局面》《论民主团结方式》《民主的理论与现实性》《民主与民权》等鞭辟入里、见解深刻的社论与文章，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民主的独裁本质，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一切进步力量坚持为民主而战的决心。毛泽东对杨伯恺的文笔也大为赞赏。曾有人劝杨伯恺写文章不要太过犀利，要懂得明哲保身，杨伯恺回答道：“文章就是我的武器，磨光了还有什么用？”
１９４４年，杨伯恺以个人名义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委员、四川民盟宣传部长，这利于他在国统区为党从事统战工作。
１９４６年４月，杨伯恺按照中共四川省委指示，与漆鲁鱼、田一平、李相符等人组成文化小组，主要负责成都文化界的统战工作。
解放战争开始后，杨伯恺继续以笔为武器，在文化领域向国民党反动派做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与田一平主持了在成都召开的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在大会上，各界爱国人士谴责国民党反动当局制造的这一血腥惨案，要求公布内幕，惩办凶手。国民党反动派对杨伯恺又恨又怕，于１９４７年６月２日将杨伯恺逮捕，关押在将军衙门监狱内长达２年多。无论敌人怎么软硬兼施，始终无法动摇杨伯恺坚定的革命意志。当敌人要求他交出民盟的秘密组织时，杨伯恺正气凛然地说道：“民盟从来没有什么秘密组织，它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政团，它的政策是民主和平、团结建国，这不但过去对，现在对，将来也是对的。”而当敌人企图以写悔过书来引诱他时，杨伯恺视死如归地回答：“我绝不写一个字，就是马上枪毙我也不写。死怕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是死得要有价值！”最终，国民党反动派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于是向杨伯恺下了毒手。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７日深夜，杨伯恺与其他３０余位同狱战友，被国民党特务活埋于成都通惠门外十二桥。
纵观杨伯恺的一生，可谓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四川人民的优秀儿子。他一生爱国爱民，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不遗余力奋斗，直至慷慨就义。家乡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英雄，营山县骆市镇修建了纪念杨伯恺的骆市陵园，作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节，各界人士与群众都会自发来为杨伯恺烈士扫墓，缅怀革命先烈，告慰革命英灵。
杨伯恺的革命事迹与革命精神，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里，镌刻在人民的心中！
（林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