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
■解永越
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的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以其鲜明的“平民”立场、独特的半工半读模式、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课程，以及发挥秘密联络站的功能，在中国妇女运动史和党的干部教育史上写下了开创性的一页。
平民女校的创办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旧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中国妇女，个人的权利、地位始终无法受到重视与公平对待，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存在严重缺失。1919年之后“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同时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提出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诉求。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逐步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解决中国妇女问题的方案。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开始进行妇女解放运动实践的尝试。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工业的主要发源地，工人阶级相当集中。这里纱厂多、烟厂多，其中有大量女工从事生产劳动，但因女子普遍文化程度较低，思想觉悟都不高，推动妇女运动举步维艰。1922年2月间，在陈独秀、李达的提议主持下，秉持着“以期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的目标与希冀，“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的平民女校在上海创办。由于当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便公开开展革命活动，平民女校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进行招生。学校由李达任校长，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负责学校具体事务。
在平民女校的办学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1921年12月10日，《妇女声》以中华女界联合会机关刊物的名义正式出版发行，由王会悟、王剑虹担任主编，设有言论、评论、世界消息等栏目。刊物提出“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促醒女子加入劳动运动”的宗旨，强调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相结合，报道女工斗争，推动平民女校的建立，成为向妇女宣传革命思想及妇女解放的舆论阵地。由于平民女校是新生事物，当时社会上不少人把平民女校误解为“贫民女校”。为此，沈泽民特意作《这不是慈善事业呢！》一文，刊登在1922年3月5日出版的第6期《妇女声》中，对平民女校的命名专门作了解释：“说‘平民’，是别于‘贵族’的意思，换一句说，何以称作平民女学校，因为第一，这是平民求学的地方。第二，这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陈独秀亦在《妇女声》撰文，“惟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
平民女校开班后，得到了许多社会名流的支持与帮助，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学者积极担任教员义务授课，如陈独秀、李达、高语罕、陈望道、沈雁冰、沈泽民都曾在学校任职或到校讲课。平民女校的教学内容与妇女解放紧密相连。在第6期《妇女声》中，一则关于平民女校工作部的特别广告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写道：“现在大家多主张女子解放。但是女子解放究竟从哪里做起？一须有相当的知识；二须有相当的技能。有相当的知识，思想的束缚便解放了；有相当的技能，生活的束缚便解放了。——这就是本校的根本主张。”从中可以看出，平民女校既重视讲授文化知识又重视培养技能、既突出思想教育又重视传授生活本领，力图通过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锻炼培养妇女学员。学校的课程设置非常丰富，内容涵盖非常广泛。“各教师所选的教本，都是适应新思潮，又合于平民的”，如语文、数学、英文等课程，特别适应当时社会的新思想、新潮流，《反杜林论》《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课程引入，是过往学校中很难看到的。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也曾是学校的学员，她回忆道：“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是新颖的。教材是老师们自己编的，没有‘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东西，也没有‘之乎者也’咬文嚼字的说教。既不搞刻板的灌输，也没有死读硬背，完全采用白话文，注重启发式。所以，教学效果是一般学校所不能比拟的。”此外，学校每周还会邀请陈独秀、施存统等党团负责人入校进行讲演，内容大多是围绕反帝反封建、军阀割据、妇女运动等时事热点问题，“这一课别的女学校没有的，也可说是平民女学的特点了。”
除特色课程设置外，学校的班级设置也别具一格，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共有学员30人左右。高级班学员来源主要是一些已有一定知识基础的女性，其培养目标主要是补习基本的学科内容，为投考高阶学校进行预备。而初级班学员来源主要是一些女性失学者或识字不多者，其目的是使更多的“平民”女性能够获得学习的机会。
此外，学校在办学中采用半工半读的独特模式，将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紧密结合。具体的实践锻炼又分为勤工俭学的生活实践活动与游行募捐的革命实践活动。勤工俭学的生活实践活动主体是生活境况不佳的学员，她们需要一定的补贴维持生活学习，因此，学校特别设立工作部，努力创造工作机会使贫困学员通过做工获得一定经济来源，从而能够安心学习。这为前来上海求学的女性，特别是一些生活贫困的女性，提供了以工作支撑学习的渠道。学员除参加生活实践锻炼外，还会参加一些革命实践活动。如1922年杨树浦日华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平民女校的学员组织参与募捐，以此来支援工人运动。再如“1922年3月，上海举行追悼黄爱、庞人铨烈士大会，同年5月5日，举行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10月中举行纪念俄国十月革命五周年纪念大会”，其中都有平民女校学员的身影。钱希均曾回忆道：“会前会后，我们一面散发传单，一面宣传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情况和群众生活。我们边宣传边把事先准备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等人的像卖给群众。我们把卖像和募捐来的钱都交给党组织，去支持工人运动。”
此外，平民女校除了正常的教学运转外，还承担着秘密联络站的任务。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前往上海找寻党组织，都是通过学校作为中介才取得了联系。如刘少奇、张太雷等人都曾来过学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革命活动。此外，出于方便与安全考虑，党组织的一些重要会议也曾在学校召开。
1922年秋，李达应毛泽东邀请，离沪前往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平民女校的工作暂由蔡和森、向警予负责。1922年底，由于革命工作紧张繁忙以及经费不足等原因，学校最终停办。尚未完成学业的学员被陆续转往上海大学或上大附中继续学习。虽然平民女校办学时间并不长，却成效显著，培养了一批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妇女革命骨干，如丁玲、王一知、王剑虹、钱希均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妇女事业始终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始终坚持把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实现男女平等写在自己奋斗的旗帜上。上海平民女校作为早期共产党人探索妇女解放道路的一次重要尝试，至今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