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金藏》经卷。
烽火中抢救国宝文献
——八路军保护抢运历史文化遗产《赵城金藏》的一段往事
■董爱民
中华民族有着保护文物的优良传统，党和人民军队也一贯重视文物保护，即使在战争年代，仍千方百计减少和防止对文物的破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即注重对革命文物的征集保护。193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保存历史文献及古迹古物的通告》。1942年春，在日寇的觊觎和包围之中，八路军太岳第二军分区官兵负责保护抢运国宝文献《赵城金藏》。这是一场堪与军事大捷相提并论的文化战线上的胜利。八路军将士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保卫中华文化遗产立下的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多方觊觎 危在旦夕
1933年春，高僧范成到山西省赵城县（今洪洞县）广胜寺访经，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藏经柜中发现了多卷疑似北宋《开宝藏》的经书。1934年，范成又请学者蒋唯心等人赴广胜寺深入考察。蒋唯心将全部经书逐一展阅考证，最终认定这些经书为金代刻印的大藏经，共计4000多卷，因在赵城县广胜寺发现，故定名为《赵城金藏》。
随后，蒋唯心在南京的杂志上发表《赵城金藏》的研究文章。一时间，这部承载着千年文明的《赵城金藏》，迅速吸引外界目光。
《赵城金藏》存世消息公开后，震动了学术界，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派人来到广胜寺，表示愿出价22万银圆购买《赵城金藏》，遭寺院住持力空法师及众僧人断然拒绝。此后，日本僧人又先后多次窜入广胜寺，试图以高价买断，均未得逞。
国民党方面对《赵城金藏》同样垂涎已久。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9月，日军铁蹄踏入山西北部，战火逼近晋南。蒋介石以“保护藏经”为名，派驻防晋南的国民党军长李默庵前往广胜寺，通知将《赵城金藏》运往西安避难，力空法师严词拒绝。
李默庵走后，力空法师和赵城众士绅计议《赵城金藏》的保护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全权委托力空法师保管。返回广胜寺后，力空迅速组织僧人将几千卷藏经都藏入寺内飞虹塔二层的空心铜铸坐佛体内，用砖砌门泥封，并以“塔内有损”为由禁止游客登塔。
1938年2月初，阎锡山派部下来到广胜寺，准备将《赵城金藏》转移到吉县山区。力空法师推辞说，藏经已封存于塔顶，留此万无一失，转迁路途遥远，搬运不易，也难保安全。如此，《赵城金藏》才得以原地继续存放。
1938年2月26日，赵城沦陷，日军曾多次询问《赵城金藏》的下落，寺中僧人均谎称已被李默庵运走。
力空法师深知《赵城金藏》的价值，此后几年，他一步也不敢离开广胜寺。
▲位于山西省沁源县的太岳军区司令部旧址。
致电延安 连夜抢运
1942年春，太岳根据地的地下工作者从敌营传回一则关乎国宝安危的紧急情报：日本人已图谋抢夺《赵城金藏》，只是尚未找到藏经的具体位置。当时的太岳根据地，正处在日军残酷“扫荡”的紧张局势中，这则情报让《赵城金藏》的处境瞬间更为危急。这一国宝文献的命运，此时已悄然与八路军的抗日斗争紧密相连。
在频繁的战斗间隙，这一则看似不起眼、并非战场重点的情报，却引起太岳区二地委书记史健的高度警觉。凭借多年革命斗争培养的敏锐，他立刻意识到，这则消息背后隐藏着国宝存亡的危急事态，这是一场保卫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斗争，必须抢在日军之前将藏经运走。考虑此事涉及党的宗教政策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立即上报太岳区委，请示采取抢救行动。太岳区委迅速向延安发电，汇报相关情况和行动方案。党中央很快批复同意，指示太岳区迅速行动，保证《赵城金藏》万无一失。
这一指令，正式拉开了八路军保护抢运《赵城金藏》的序幕。
史健第一时间对抢运金藏做了周密安排，通知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赶往二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他明确交代：“日本人企图抢夺珍贵的《赵城金藏》，上级要求我们抢在日军前，迅速、秘密、妥善将其抢运回来。由军分区基干营为抢运主力，二地委干部配合行动。”
送走张天珩，史健又给在石门峪的赵城县游击大队打电话，找到县委书记李溪林，布置他和县大队立即侦察藏经下落，并参加抢运行动。史健要求：“一、经书一定要拿到手；二、动作要迅速；三、要严格保密。”
李溪林遂派本地出身的县游击大队长徐生芳前往侦察，确认藏经在广胜寺，由住持力空法师掌管。李溪林随即与徐生芳及警卫员奔赴广胜寺。当李溪林向力空法师说明来意，希望寺里支持转移藏经，却被力空拒绝。李溪林和徐生芳向力空晓以利害，并讲清形势：“日军近在咫尺，藏经一旦被抢走，将是中华民族与佛教界的严重损失！”力空终于被说服，同意将经卷交八路军转移。
返回驻地，李溪林马上向史健汇报广胜寺的藏经情况。史健根据上述情况进行周密部署，由赵城县委、县大队、军分区基干营和洪洞县大队等，共同配合行动。赵城县游击大队长徐生芳任现场行动总指挥，军分区基干营副营长罗志友为副总指挥，决定于1942年4月27日入夜后开始行动。
根据命令，基干营一连官兵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翻山越岭，走了100多里山路，赶往广胜寺附近。几乎同时，县游击大队和二地委的在家干部，也向着广胜寺连夜进发。李溪林安排县政府工作人员，以紧急运公粮为名动员一批群众配合行动。群众牵着毛驴，驴背上架着篓驮（两篓筐连在一起适宜运送物品）趁着夜色出发。
当时敌情极为严峻，除通往根据地的东北方向外，广胜寺三面都驻有敌人。广胜寺西北30里赵城县城驻日军一个中队，15里的明姜据点驻一个小队；西侧同蒲沿线遍布敌人碉堡和据点，西南30里洪洞县城驻日军一个大队；正南15里的苏堡镇驻日军一个小队，南面日军已逼近广胜寺山下的道觉村。
27日晚9时，各路人员均到达广胜寺附近指定位置。罗志友下令：“一连一排和县大队负责包围寺院，监视寺外3个方向的敌人；由一连指导员带二、三排入寺取藏经。”
进寺后，在地方干部和僧人的引导与协助下，官兵顺楼梯上到飞虹塔二层，一座建在塔内3米多高的铜铸坐佛陡现眼前，坐佛体内是空心的，《赵城金藏》就藏在里面。坐佛背后紧贴塔身有一架简易木梯，官兵顺着梯子缓缓下到底层。经过仔细观察青砖结构的坐佛台基，官兵决定立即在台基上凿洞，这样既可保住铜像不受损坏，又可尽快取出经卷。两名战士下到台基底层凿洞，一会儿工夫就凿开一个缺口。官兵们采取接力的办法，一捆一捆地往外传送藏经。
早已在院中等候的基干营官兵和地委干部将传到塔外的藏经装进荆篮，用绳子捆好，然后以班为单位立即撤离到寺外指定地点集合待命。此次抢运行动严格保密：地委机关干部与军分区基干营一连入寺取经，赵城、洪洞县大队在山路要道警戒埋伏，赵城二区组织群众与驴驮协助运输。几个单位在地委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虎口夺经。经过几小时紧张搬运，至半夜十二时左右，全部藏经安全运出广胜寺。
4月28日，在八路军和群众的密切配合下，4000多卷藏经，全部人背驴驮，被安全送到二地委机关驻地。史健打开经卷，高兴地说：“太珍贵了，一定要保护好！”
驻扎在广胜寺周围的日军也在密切地注视着周围的动向。凌晨时分，一处哨兵发现远处好像有人影晃动，日本军官预感到是八路军在抢运藏经，便带领200多名日伪军向广胜寺扑来。
日军军官气急败坏地闯进寺庙，杀气腾腾地责问力空法师：“藏经哪里去了？”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力空法师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不动声色地回答说：“藏经并非寺院私产，处置权在当地民众，不在我。”日军军官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扬言要烧掉寺庙。他随即派出一个多连的兵力，向着我军撤离的方向追击。隐蔽在山梁上的游击队，集中火力向敌人开火，打得敌人狼狈逃窜。
▲《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赵城军民协力卫护佛家珍藏”。
随身转移 历险归根
《赵城金藏》暂存在二地委机关，准备随即转送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1942年5月，日军调集了3万多兵力，向太岳根据地发动了“五一大扫荡”，目标之一就是搜寻《赵城金藏》的下落。
紧要关头，史健左思右想：这么多的藏经，无疑给需要轻装奔袭反“扫荡”的地委机关增加了负担。带上走太笨重，藏起来怕落入敌人手里。最后果断决定：带藏经转移，决不能留下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这是个艰巨任务，实施之难超乎想象。
在反“扫荡”出发前，史健宣布将藏经分装给地委机关的同志们，每人随身带几卷。他命令：“人在藏经在，要与藏经共存亡，人在而藏经不在者，回来要受纪律处分。”转移时，每人分配20多卷藏经，重40斤左右，要始终背在身上。战士们在亢驿周围的马岭、泽泉一带的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反复周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在那样的环境下，每个战士都把藏经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反“扫荡”结束后，战士们才把藏经运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太岳行署安排专人负责接收保管。至此，太岳二分区军民在史健领导下，顺利完成了抢救国宝《赵城金藏》的战斗，为中华民族保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赵城军民协力卫护佛家珍藏，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为题，报道了《赵城金藏》脱险的经过。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日军对太岳根据地骚扰频繁，沁源亦非绝对安全之地。为保证《赵城金藏》的安全，太岳行署派人秘密把藏经运到山势险峻的绵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并指定专人保管。在此期间，有保管藏经的战士与“扫荡”的日军遭遇，为了保护藏经，把日军引向相反方向而不幸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存放在绵上县煤窑里的《赵城金藏》移交北方大学保存。后因北方大学西迁，藏经运到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就地存放该村。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华北人民政府电令太行行署，将《赵城金藏》运到北平，于1949年4月30日移交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这部承载着中华民族文脉的《赵城金藏》，终于告别了跌宕起伏、颠沛流离的岁月，有了最好的归宿。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原院长李致忠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在战争年代，党中央对《赵城金藏》的保护政策使得它带有“红色基因”，这是其他文物不能相比的。“若非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依旧专注保护文物，就不会有《赵城金藏》的传奇今生。”
（照片由立群提供）
▲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人员修补《赵城金藏》。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
相关链接
《赵城金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木刻汉文大藏经——北宋《开宝藏》的覆刻本，因其刻印于金代，并被发现于山西赵城县（今洪洞县）广胜寺而得名，现存4800余卷。由于《开宝藏》几乎失传，与《开宝藏》“血缘”关系最近且保存相对完备的《赵城金藏》，不论是在版本学、校勘学，还是在雕版史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被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籍”。
《赵城金藏》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四库全书》一起被誉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新中国成立后，《赵城金藏》成为国家主持的大型古籍整修项目，于1965年修复完毕。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曾言：“《赵城金藏》已超越‘国宝’，属于世界文化遗产。”
（立群整理）
▲广胜寺今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