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渡口。 作者供图
红军夜渡于都河
■肖力民
“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长征组歌》提及的第一个地名便是于都河。于都河是赣江支流贡江在江西省于都县境内的别称。1934年10月中旬，从第五次反“围剿”各个战场和驻地撤离到于都的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休整、补充后，准备渡过于都河进行长征。于都河因此成为长征史上的一个重要地标。
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同志来到于都、赣县等地区调研。他于9月20日复电周恩来同志，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西南部于都、赣县等地的敌情，详细叙述敌军小队、地主武装及小股散匪在何地侵扰或潜伏的情况；同时，报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为中央从于都方向突围的决策提供了关键支撑。
时任红军工兵营营长王耀南回忆：“1934年10月上旬，我正组织工兵在宁都县构筑工事，准备与国民党军队决一死战。接到去于都河架设浮桥的命令后，于10月12日上午到达河边。当时，于都河面宽600多米，平均水深1至3米，我用一片树叶测试了河水的流速，最大流速每秒1.2米。河上没有桥，大部队要过河，只有架设浮桥。”
在赣南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的动员组织下，沿河百姓捐献了800多条渔船，有的用于架设浮桥，有的用于摆渡。搭浮桥需要大量木板，很多“老表”把自家的门板、床板主动拆了抬来，有的把瓜棚都拆了。王耀南回忆：“当时一位姓曾的大爷，执意要把自己的寿材捐献出来。我不忍心收，曾大爷火了：‘这位同志啊，怎么硬是不通情理，红军打仗命都不要了，我拿出几块棺材板算什么？’我拗不过曾大爷，只好收下。”
为了隐蔽红军，架设浮桥都是在17点以后进行。红军晚上渡河后，第二天6点前再把浮桥拆除，两岸依次排开，到了17点以后重新架设。据统计，在于都县60华里的河段上，共架设浮桥5座，先后架桥、拆桥15次。
在多个没有搭建浮桥的渡口，水浅的地方，红军便涉水过河；水深的地方，渔民主动用渔船送红军渡河。
1934年10月17日上午，李声仁和家人正在于都河罗坳镇鲤鱼潭河段撒网捕鱼，几名红军官兵招呼他们把船撑到岸边，对他们说：“我们有大部队要在晚上渡河，想请你们帮忙。”李声仁听说红军队伍要过河去打“白狗子”，毫不犹豫答应：“你们要几条船？”“越多越好。”“那我们叫上整个家族的渔船一起来，总共有20条。”红军官兵高兴得连声说：“谢谢渔民兄弟！”
李声仁随后召集家族代表开会。一位远房叔叔首先表态：“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渔民都不用交税了。咱应该记住红军的恩情。红军有难处，咱们理应帮助。”“送红军过河，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们的祖训是‘晚上禁止开船’，现在要打破这一祖训，谁来保证安全？出了事谁负责？”一位堂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李声仁最后说：“安全问题我会跟红军协调解决。一定会保证我们自身和红军的安全，大家尽管放心。天黑前到鲤鱼渡口集中！”
天黑前，李声仁和家人把20条渔船撑到鲤鱼潭河段岸边。待天色渐暗，红军官兵依次登上渔船。大渔船坐5个人，小渔船坐3个人，每条渔船均安排一名水性好的战士任安全员。李声仁和爱人王九发同撑一条大渔船。当时河水湍急，晚上撑船必须全神贯注，稍不注意就会翻船。茫茫夜色中，20条渔船来回穿梭。当红军队伍全部被安全送过河后，天色已微微发亮。
10月19日晚，另一批红军官兵要从罗坳镇石尾渡口过河。李声仁和家人往返数趟，把红军送到河对岸。第二天黎明，红军官兵全部被运送完毕。这时，一位红军干部召集他们开会，给每条小渔船奖励1块银元、5斤大米，每条大渔船奖励2块银元、5斤大米。那位红军干部还说：“非常感谢渔民兄弟帮助我们的队伍渡河。等以后我们打仗胜利回来，再来报答大家！”
自1934年10月17日傍晚至10月20日凌晨，8.6万余名红军官兵有的走浮桥，有的坐船，有的涉水，从于都县城东门、南门、西门、梓山山峰坝等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1934年10月18日晚，周恩来、朱德等率领军委第1、第2纵队从于都城东门浮桥渡过于都河。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周恩来踏上浮桥出发时，曾经深情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