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于1996年2月5日的“鸡鸣三省”会议纪念碑。
“鸡鸣三省”度新春
■王悦
1935年2月3日，农历甲戌年除夕。长征中的红军中央纵队官兵拂晓从摩尼出发，经安基屯、东瓦沟辗转70余里，傍晚抵达了四川叙永石厢子彝族乡。该地所处区域东南与贵州赤水、生机两地毗邻，西与云南水潦紧接，又称“鸡鸣三省”之地。此时的他们，刚于1月29日渡赤水河突破川军防线，同时面对着红1军团第2师围攻叙永县城不下、敌军向川南加速合围的危局。
前方是沿长江设防的川军，身后是追击而来的国民党军。隆冬时节，战士们大多身着单薄的灰布军装，完好的斗笠帽已不剩几顶，脚上的草鞋早已磨破，不少人患有伤病、拄着树枝勉强跟进。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电令，明确“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可见形势之紧迫。
在短暂休整间隙，红军抓紧开展群众工作，书写、张贴革命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没收当地民愤极大的两大地主的粮食、财物，分给汉、彝、苗各族群众。在吴桥镇，红军宰杀了团总吴联山家的肥猪，与乡亲们聚餐共度新年，当地群众称之为“红军年”。
住在老乡肖有恩家的毛泽东，分到一碗腊肉和几个辣椒。当腊肉端到毛泽东面前时，他却摆摆手不愿吃。大年初一，他与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去看望伤病员，捐出了发给自己的“年夜饭”。离开时，毛泽东给肖家留下了食宿三天两夜的火耗钱——3个铜板。
一碗腊肉、三个铜板，不仅是领袖对战士和百姓的体恤，更是一场无声的信念传承。夜色里，战士们围坐在篝火旁，有人哼起家乡的过年小调，有人擦拭着步枪。
过年的喜悦没有减弱军情的紧急。遵义会议虽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尚未最终敲定，组织调整仍需完善，加之敌军合围日渐收紧，战略方向亟待明确，中央苏区下一步如何斗争的电报迫切需要回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总部进驻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中央在此举行政治局会议。
会议通过三项决议：一是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二是讨论中央苏区的战略问题和组织领导问题，研究确定了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的军事路线和组织工作；三是讨论中央红军目前的战略行动方针。会议还讨论了中央苏区问题，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区分会，并指示他们“在中央苏区及其临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以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
当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行按既定部署，告别了石厢子的乡亲，向云南扎西镇（今属昭通市威信县）方向转移，践行向敌军兵力空虚地带机动的战略决策。此时的部队，不仅卸下了连日奔袭的疲惫，更因战略方向的明确而士气高涨。这份凝聚力，也让官兵为迎接更艰巨的挑战做好了准备。随后，中央红军在向扎西镇集结的过程中，连续召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是红军长征以来研究部署全国革命斗争的首次重要会议，重新恢复了中共中央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这个战地春节，没有丰盛的年饭，也没有团圆的欢聚，却是凝聚信念、铺垫新局的关键节点。它既是长征途中特殊的新年记忆，更是中国革命在转折关头，红军官兵与老百姓鱼水情深的生动缩影。
（剪纸插画：陈涛、王瑞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