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久，原名施仲福，１９０５年６月生于江西省寻乌县，其人勤奋纯朴，平生守信义，不畏强暴，常与一班穷苦青少年见到不平不正的事便出面干涉，甚至不惜性命与富贵子弟相拼，人送外号“不多得”。
１９３３年，陈华久为了中华民族的翻身解放，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１９３４年７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跟随中央红军长征。１９３５年２月，红军长征来到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集结缩编部队。这时，陈华久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二排任排长，人称“陈二排”。
为建立川滇黔边苏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命，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留在威信石坎子，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川滇黔边游击根据地，陈华久到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后改称川滇黔边游击纵队）任中队长。
随后，经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和游击纵队指派，陈华久带领几名红军战士到郭家坟地区，与苦大仇深的青年农民殷禄才（中共党员）一起组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陈华久担任支队政治委员，与支队长殷禄才一起率领支队参加创建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滇东北特区的斗争。这支队伍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牵制打击敌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他们创立了以威信郭家坟一带为中心的滇东北特区，陈华久任特区书记，殷禄才任特区区长。
陈华久对支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进行两次整训和整编，规定“三项纪律、五个不准”，即：一切行动听指挥，缴获归公，不拿群众东西；不准调戏妇女，买东西价格公平，不拆烧群众住房，借物损坏要照价赔偿，不虐待俘虏。为发动群众，他组织张贴标语口号，如：“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到地霸豪绅家里去夺粮食吃，拿衣服穿！”“我们是打富济贫军，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为劳动人民打天下的！”“只有跟着共产党搞武装斗争夺取土豪、官僚、白军的枪支武装自己，把反动派都打垮，穷人才能翻身，过上好日子！”署名为“红游南政宣”（即红军游击纵队云南支队政治部宣）。
除与殷禄才一道指挥战斗外，陈华久大力争取和改造绿林武装。原四川省珙县政府会议记录称：“１９３５年中共匪刘复初作川南匪运工作，派其干部陈二排到兴文、珙县各地活动，联络各地巨匪，如大坝之曾仲文、郭家坟之殷骡子，珙县王家乡之杨定常与洛亥叶吉安等，于５月１３日会集于王家井歃血订盟换谱，参加共党图谋不轨，旋即连克珙县之罗渡乡、中心乡、底硐乡、沫爱之镇舟乡，到处搜刮武器，妄图大举。”陈华久、殷禄才率云南游击支队沉重打击川滇黔边区尤其是川南国民党基层政权，伏击国民党军车，使边区国民党反动派谈虎色变。
从１９３６年秋至１９３８年３月，云南游击支队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在与上级党组织和纵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始终高举革命的旗帜，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开展游击战争，同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反动武装进行数十次大小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打击了反动区乡政权、土豪劣绅，保护了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川滇黔边区各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１９３８年后，为争取抗日民族战争的胜利，陈华久与殷禄才服从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停止以武力攻打国民党地方基层政权。在物资供给上，改变以往打击没收为向地主豪绅筹借，并在根据地内实行以兵屯田，组织生产劳动，平时寓兵于农，战时再行集中，创造劳武结合，地方游击武装与民众力量相结合的形式，使支队坚持了独立自主灵活机动的游击武装斗争。
陈华久与殷禄才一致主张，坚持民族抗战而不能丧失阶级警惕性。他们认为，在适应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要保持和发展支队实力，采取又“统”又“战”，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陈华久利用国民党政府要求支队办理“招抚”之机，提出条件，迫使政府当局承认支队合法地位，保持独立建制，停止用武力对支队进行攻击，从而使边区出现暂时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形势，而支队也得到巩固和发展。
１９３９年初，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叛国，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加紧推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阴谋活动。国民党川南各县地方保安团队，按蒋介石训令和重庆行辕部署，不断向边区游击武装发动“清剿”。国民党重庆行辕交警总队长、军统少将特务田动云之弟、大恶霸田亚东（又名田太全），仗其兄权势，阴险狡诈，无恶不作，趁势挑起反共“磨擦”。
４月上旬，国民党筠连县保安中队和警察中队到大雪山攻打云南游击支队。为了自卫，陈华久与殷禄才商定联络大雪山陈文俊，洛表邓楷，筠连曾修文、任不仲等农民武装，加上支队主力６００余人迎敌。经实地侦察后，摸清了田动云在筠连县的深宅大院的情况——筠连县警察和团丁２００余名在那里进行军事训练，而田亚东正筹备清明扫墓宴会，杀猪宰羊，款待官兵；田家团丁及军警，戒备松懈。陈华久和殷禄才决定乘黑夜敌官兵猜拳行令、打牌掷骰，酒醉糊涂，一片混乱之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是晚，一切准备就绪，陈华久一声令下，大队长张慧臣和曾修文率领３０余名突击队员，化装成团丁，直逼庄园门前，饬令哨兵打开一寨门，冲进大院，支队主力随即跟进。民团和保安队遭到突然袭击，惊慌失措，狼狈逃窜。此役击毙敌军十余人，活捉８０余人，缴枪８０多支、子弹１０００余发，收缴田家大批财物，勒令其交纳５０００大洋。陈华久还给被俘的敌士兵训话，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大敌当前，要枪口一致对外，打击日本侵略者；重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从此，筠连县保安团队再也不敢到川滇边境横行猖獗了。
１９４０年春，陈华久建议殷禄才由郭家坟移住水井坎，在那里建立军事据点，开展活动扩大武装力量。为防备国民党镇雄独立营驻威信连队的进攻，陈华久与殷禄才商定，以做生意为掩护，携带家属到扎西，做连长彭兴周和排长姚启贵的统战工作，利用烟土换一些武器弹药。还利用彭兴周的关系，请其弟彭兴全修理支队枪支，使彭兴全转变靠拢支队。尔后又做绿林武装的工作，并争取团结改造地方武装部队联合统一行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此期间，陈华久还多次派人到川南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均未联系上。
１９４１年秋，陈华久带一小分队开赴珙县罗星渡扬家沟惩治曾杀害过三名红军伤病员、欺压百姓的恶霸彭明武。彭明武越墙潜逃，小分队缴了四支枪和２０多枚手榴弹。１９４３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重庆行辕把川滇黔边区划为“剿匪”区域，指派七十六军唐明德部驻叙永，派兵“围剿”郭家坟、水井坎，妄图一举全歼云南游击支队。陈华久与殷禄才研究采取退却、周旋、隐蔽的策略，避开追敌，使敌失去目标而返回。
１９４５年春，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时期，从贵州独山抗日前线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预备二师，却派陈混震营与保安团队来到郭家坟“进剿”云南游击支队。为保存有生力量，等待时机，陈华久率队转移到大雪山隐蔽休整。敌军摸不到踪迹，不久返回。同年７月，陈华久提议变内线防御为外线出击，扩大影响，长途奔袭叙永马岭乡公所，将收缴的财物堆放在大街上，让贫苦民众去领取，并在公路上拦截了一辆敌军用汽车，缴获一批步枪子弹和一些物品。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云南游击支队发展有三四百人枪，设立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下辖８个大队、１６个分队、３０多个小队，司令员殷禄才，政治委员陈华久。为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迎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陈华久与殷禄才商定，支队恢复原来的名称，同时在威信的郭家坟、顺河场、罗布坳、斑竹塘，珙县的中心场、落亥、王场等地建立起几个乡的革命委员会。
队伍扩大后，支队急需解决给养装备问题，遂将根据地内的大地主张占云抓捕关押，迫使张占云交出２０多支枪和大洋１２００元作军费和给养。支队释放张占云的第二天，国民党威信县长赵光斗亲率政警队、常备中队，调集全县民团１０００多人向郭家坟、水井坎扑来。陈华久与殷禄才镇静自若，在麻柳山、和尚司挖掘战壕，构筑工事，严阵以待。当日，击退多路进攻之敌，毙伤敌多人。后又巧设“空城计”，使赵光斗的“围剿”失败，支队胜利转移。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到１９４７年３月，国民党重庆行辕奉蒋介石训令，派遣国民党中央军整编七十九师航空特务旅七团，调集川滇黔边区地方反动武装对云南游击支队的根据地、云南威信郭家坟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支队四面受围，情势危急，陈华久与殷禄才召开大队以上干部会议。陈华久曾提出将支队集中转移到大雪山隐蔽的意见，但多数人主张分散突围。会议最后决定，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结果部队刚一分散，就被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分割截断，昼夜穷追，多数干部战士被打伤打死，抓捕杀害。
３月７日晚，陈华久、殷禄才带领少数队员从郭家坟突围后隐蔽于观章塘梁子，不料又被敌察觉包围。陈华久、殷禄才二人生死不离，浴血奋战，突出重围，转移到致和乡卫靖司依耳山，以求得到物质的供给，继续坚持战斗。１９日，队员下山寻食时被告密，遭到敌军追击，陈华久、殷禄才立即转移到水沟头关子洞英勇战斗，宁死不屈。陈华久躲在洞口岩背面阻击敌人，敌军几次冲锋，死伤多人，一名排长也被击毙。敌军恼羞成怒，用机枪严密封锁洞口，并发射枪榴弹。陈华久刚进入洞内即被弹片炸伤，仍坚持战斗，直到壮烈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郭家坟修建“红军云南游击支队烈士纪念碑”，又在扎西红军烈士陵园树立墓碑，以示缅怀。１９８５年，云南省人民政府追认陈华久为革命烈士。后人有诗云：陈华久，英雄军，生死度外慷慨志，忠贞义节浩然晖；共产党员命不辞，愿抛头颅洒热血，功碑宇宙春。陈华久烈士为党为国的献身精神，永远铭记在川滇边区各族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