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广升:忠贞报国 虽死犹生

来源:山东英烈网 责任编辑:赵镭饷 2022-10-19 11:06

忠贞报国 虽死犹生

——记曹广升烈士

■蒋海山

1946年8月24日,中共宁阳县第五区分区委员会书记曹广升同志,为掩护群众突围,在沈家平村英勇牺牲,年仅28岁。曹广升在短暂的一生中,曾担任过中共宁阳县工委委员、民运部长,第一区(城关)分区委书记兼区长,第五区分区委书记等职,为革命历尽艰辛,经受了刑讯坐牢的严峻考验,百折不挠,矢志不移,实践了他“骋志中华,忠贞报国,死而无憾”的豪迈誓言。

曹广升,字旭耀,曾用名曹瑛,1918年出生于山东省宁阳县泗庄镇曹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他4岁那年,母亲不幸去世,兄妹2人靠父亲和3个伯伯养活。为了生活,曹广升5岁时便跟随父、伯下地拾粪捡柴。但少年曹广升却很有志气,性格倔强,勇敢自信,六七岁时便跟着父亲串乡赶集,照料生意。10岁时家境稍有好转,他便向父亲、伯伯提出上学读书的要求。父亲和伯伯看到他很有志气,将他送进本村私塾馆,省吃俭用供他上学。

曹广升深深懂得家境艰难,读书来之不易,因此,他读书格外勤奋,专心致志,刻苦用功,学业优异,尤以书法见长。15岁时便能书写春联上市求卖;十七八岁时,逢年前赶四集,他便能当众悬肘书写春联,聊补家资。

学生时代的曹广升,常常与好友聚会,喜欢谈古论今宣扬英雄人物,且善动脑,常以现实为素材赋诗撰文,歌颂光明,鞭笞黑暗,借以抒发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救民于水火、振兴中华的远大抱负。

20世纪30年代的宁阳,地主残酷剥削,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日渐加重,弄得民不聊生。这时,曹广升家境更加窘困,无奈被迫辍学。

1935年,日寇策动华北事变,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消息传来,忧国忧民之情牵动了曹广升年轻的心。他心急如焚,悲愤不已。不久,省立二中学生到宁阳城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民众奋起抗日,激起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决心投笔从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阳城内一批进步爱国师生组织宣传队,深入乡村庭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各界人士捐献资财支援抗日前线。曹广升获悉,便弃家不顾,踊跃加入了抗日救亡的队伍,充分发挥擅书法、健言谈的特长,写标语,作演讲,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唤起民众抗日,成为宣传抗日的骨干。

这期间,帝国主义列强肆意践踏祖国山河的事实告诉曹广升,要抗日,光动嘴不行,必须拿起武器,依靠武装力量才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于是便加入了势力较强的张子明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他先在政训处,后又到宣传队,为鼓动抗日,夜以继日募集军需,利用演讲、书写张贴标语、表演节目等多种途径,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1938年1月,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宁阳。在大敌当前、民族危难之际,国民党宁阳县政府的官员们畏敌逃窜,一些打着抗日旗号的投机分子,在日军的扶持下,将抗敌“后援会”变成了日军的“维持会”。张子明的游击队虽打着抗日旗号,但不敢与日军正面作战,而是借抗日之名搜刮民财,鱼肉百姓。面对这一现实,曹广升陷入了迷惘和苦闷之中。

1938年2月,马继孔受坚持抗日的国民党聊城专员范筑先委任,带领30余人的抗日武装,到宁阳就任县长。他联系朱景璜等抗日游击队消灭了宁阳的“维持会”,继而在西疏一带痛击了土匪王体佩;发表了号召人民抗日的《告全县民众书》,进行深入的抗日宣传发动。这对宁阳抗战形势产生了积极影响,鼓舞了宁阳人民的抗日斗志,也使曹广升从苦闷迷惘中解脱出来。3月,曹广升等一批有志青年毅然离开张子明部,参加了马继孔领导的抗日队伍。是年夏初,马继孔等人为培养抗日骨干,发展壮大宁阳的抗日力量,先后选送曹广升、许国等十几名青年到泰西根据地短训班学习。

曹广升在训练班里,经过受训,觉得换了天地,给他注入了无穷的活力。他在左平领导的青年工作队中,一边学习革命理论,一边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政治觉悟逐步提高,思想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他积极创造条件,执著追求,多次要求入党,于同年5月得到组织的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他立下了“为解放劳苦大众,为实现共产主义,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豪迈誓言。

1938年7月,曹广升、许国等人受中共泰西特委派遣,返回宁阳。他们按照上级党组织关于“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权,创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精神,首先抵达高桥村。

高桥村坐落在汶河南岸,隔河与泰西县(今肥城)毗邻,且丛林密布,便于开展抗日游击活动。他们利用多种关系,宣传发动群众,培养抗日骨干。首批发展了该村农民韩承旺、杨宗河等人入党,建立了宁阳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高桥村支部委员会,由杨宗河担任书记。从此,宁阳西部有了党的基层组织,奠定了开辟汶南根据地的基础。接着,他们又在杨家庄、巩家堂、廖家桥等村发展党员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相继建立了杨家庄等党支部和若干个党小组。次年春,根据工作需要,又将高桥党支部改建为中共高桥中心支部。中心支部的建立,为开辟宁阳党的工作起到了桥头堡的作用。

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曹广升等人按照泰西特委要求,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发展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他们深入到地方抗日游击队朱景璜的队伍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开展争取转化工作。经过反复细致的思想工作,朱景璜同意接受“山东西区人民抗日自卫团”的领导,决心跟共产党走,并于1938年11月由曹广升、许国等人发展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成立宁阳县独立营。1939年元旦,朱景璜发出了《告宁阳全县同胞父老兄弟姊妹书》,其部队被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游击支队宁阳县独立营”。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先后参加了攻打葛石店、保护红色交通线等一系列战斗,多次护送途径宁阳的党政干部,在抗日战争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9年4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和中共泰西特委共同决定,为开辟汶河南岸宁阳根据地,加强宁阳党的工作,派八路军工作团到宁阳,组建了中共宁阳县临时工作委员会。这期间,曹广升在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利用八路军工作团在宁阳活动的有利时机,以半公开的身份深入到广大农村发展党的组织,动员民众抗日。

同年5月,陆房战斗后,临时工委撤离宁阳。6月,中共鲁西区党委、泰西地委决定组建中共宁阳县工作委员会,由邵汝群任工委书记,曹广升任工委委员、民运部长。根据上级“组织大发展”的方针,抓紧利用东进支队抗日活动的影响,进行抗日宣传,大力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曹广升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会同其他同志奔走活动于葛石店、汶河边沿一带,先后在八区(南驿)、七区(蒋集)、五区(白马庙)、六区(葛石店)发展了几批青年学生入党;在八区西贤村、中李村、泗旺集,五区大中皋,六区曹家寨建立了党支部,并在许多村庄建立了党的工作联系点。

1939年秋末,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转移鲁中山区后,日伪军逐步加强对宁阳各地的控制。驻高桥村的县工委被敌发现,连续遭敌袭击。为避敌锋芒,县工委移至七区宁家庄,从事秘密抗日活动。曹广升等人首先在宁家庄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他还利用韩子安的族兄在倾向抗日的游击队张润法部任连长的关系,打入张润法部,当上该部通讯站的联络员。他以通讯站联络员的身份作掩护,经常跟随张润法的部队到栗家楼、高桥、落星以及六区的北庄一带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不久,在张润法部一个连里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曹广升通过胡玲(现名胡振景)与杜兆墀的同学关系等条件,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成功地争取了日军驻南驿办事处的负责人、王府乡伪乡长杜连峨(杜兆墀的四叔)为抗日出力。此间,曹广升等动员杜连峨将私藏的6支步枪、2支匣枪和一部分弹药送给县工委,并利用他合法的身份为我军购买布匹、军鞋,掩护我方工作人员过往铁路;杜连峨还支持3个侄子参加抗日部队,帮助我地下党员打入南驿火车站办事处,及时获取敌情,掌握了抗日活动的主动权。

1940年初,日伪军控制了宁阳大部地区,在全县大量安设碉堡据点,建立日伪政权,发展扶持反动势力,指使敌特四处活动,严重制约了县工委的工作开展。3月16日晚,曹广升、韩子安等人根据县工委的部署,护送十几名进步青年到泰西地委学习,归返途中在高桥村取回上级支援县工委使用的枪支。他们到达宁家庄已过半夜,由于长途跋涉,累得筋疲力尽,安排了岗哨,便和衣睡下。17日拂晓,站岗的韩子安也因过度疲劳而睡着了。早已做好准备的汉奸队长姚学柱,突然带领部队包围了宁家庄,曹广升、韩子安、胡玲和宁庄党支部书记宁廷显(房东)等4人被捕,取回的枪支也被敌人搜去。

曹广升等人被捕的当天,被押送到七区张家营。在一家盖有小楼的院子里,汉奸队长姚学柱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姚学柱首先问宁廷显:“他们3人是干什么的?”宁廷显回答:“他们3人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夜里来我家住下,我也不敢撵他们走。”接着又审问曹广升:“你们是共产党吗?”曹广升沉着地回答说:“我们不是共产党。”姚又问:“那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曹广升回答:“我们是张营长的人。”姚哄骗说:“有人见到你们是朱景璜独立营的人,是八路,还敢狡辩?”曹广升一听敌人根本不知道其底细,更加沉着地说:“信不信由你,我们是张润法通讯站的联络员,张营长派我们去联系朱景璜合伙打八路。”姚学柱一看问不出什么,恼羞成怒,便恶狠狠地命令汉奸把他们吊在树上,用木棍毒打。曹广升等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汉奸们又用凉水将他们泼醒,继续拷问,但他们仍是那句话,一口咬定是张润法联络站的人。姚学柱无计可施,便把他们押送到县城,交给日本宪兵处置。

曹广升等人被捕后,县工委曾想方设法采取了多种营救措施,但终因敌人认定他们是共产党人未获成功。而宁廷显则由伪乡长出面送礼,取得保释。

1940年初夏的一天,日本宪兵队顾问石田讯问曹广升等人。石田十分狡猾,差人在一间还算“讲究”的房子里,摆上糖果、茶水,然后把曹广升等人带到这间房子里。石田装出一副很客气的样子,让他们吃糖果,并亲自给他们倒水。曹广升一眼就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便将计就计,大大方方地坐下。石田以为他们中计,便宣传“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等一套鬼话,诱骗他们,然后装得很亲切地问:“你们3个小鬼是干什么的啊?”曹广升从容地说:“我们是张营长的人,是鹿(鹿庆茹)团长的部下,鹿团长是你们的朋友,张营长派我们去联络朱景璜部队打八路军,你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姚队长还把我们打成这样。”石田一听无懈可击,便让宪兵队给张润法打电话对质。张润法回答说:“我是派了通讯站的3人去找朱景璜,动员他共同去打八路军,派出去两个多月了,还没有回来。”但狡猾的石田出于对张润法的疑虑,仍不善罢甘休,便把他们3人投入日伪县府监狱里关押起来。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伪宁阳县长王绍武更加积极地为其日本主子效力,死心塌地与共产党作对,在宁阳实行血腥统治。在疯狂地“清剿”、“扫荡”抗日力量的同时,企图在我内部获得新的“剿共”线索,于是,也加强了对在狱中的曹广升等的残酷刑讯。继第一次刑讯10多天后的一个夜晚,敌人从牢房里把他们拖出来,开始了第二次刑讯逼供。刑讯室里,20多名汉奸分列两边,刀枪林立,杀气腾腾。伪县长王绍武像恶魔一样坐在上边,穷凶恶极地问道:“你们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曹广升沉着坚定地回答:“我们的确是张润法通讯站的人。”王绍武一听,气得暴跳如雷,号叫着:“给我动大刑!”汉奸们七手八脚地把3人拖到铁索链子上跪下,用木棍压着腿弯,用绳子捆着手脖子。打手们脚踩木棍,把绳子背在肩上,拼命向左右猛拉,仿佛要把他们撕裂。皮鞭雨点般地落在他们身上,打得他们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折磨了一夜后,敌人仍是一无所获。

又过月余的一天,王绍武再一次对他们进行刑讯。一开始,王绍武就狂叫着:“你们明明是共产党,再不说实话,今天我就枪毙了你们!”说罢将匣枪往桌子上一掷。曹广升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沉着冷静,坚定地说:“怎么说你们就是不相信,枪毙我们也是通讯站的人。”王绍武气急败坏地嗷嗷大叫:“弄点辣椒水给他们尝尝!”刽子手们推推搡搡把他们脸朝天捆缚在长凳子上,用铁棍撬开嘴巴,往嘴里灌辣椒水,直灌得他们鼻口流血,一次又一次地昏死过去。面对敌人灭绝人性的折磨,曹广升等人宁死不屈,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通讯站的人。”

1940年6月初,石田和王绍武在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面前黔驴技穷,只好将他们3人押至济南日伪山东省高等法院。

不久,日伪高等法院对他们3人进行了3次审讯。狡猾的法官为了寻找破绽,采取单独审讯的方法,以图各个击破。但敌人哪里知道,早在被捕押往宁阳城的途中,他们就预料到敌人会有这招,便统一了口供。敌人分别审讯后,对照了他们的口供与王绍武审讯的口供一致,日伪高等法院也束手无策。尽管敌人没有从曹广升等人身上捞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仍不放过他们。事隔两天,伪高等法院便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判处3人有期徒刑各10年,将他们关押到济南六大马路小纬六路监狱服刑。曹广升不服判决,上书日伪最高法院申冤,最高法院责令省高等法院复议,最后改判他们有期徒刑各5年零4个月。

曹广升面对5年多的牢狱岁月,思念战友和亲人,看看自己不能与战友们一道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心情非常痛苦,但是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很快促使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经过一段时间了解,他发现狱中有许多难友,还有一些看守,都可以作为工作的对象,可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的影响。于是,他又重新振作起来,通过韩子安的哥哥给韩子安送东西的机会,曹广升写信给县工委,汇报了他们被捕的情况,表达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济南监狱设有袜子科、鞋底科、石印科,供“犯人”“劳动悔过”之用。曹广升在石印科劳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难友们相互熟悉了。渐渐地,他给难友们讲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讲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人民打日本,揭露蒋介石假抗日,汪精卫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看守左福林(济南党家庄人)、王福田(济南南关油坊街人)听了曹广升讲的事情客观实在,有理有据,便放松了对他的监管,后来就经常和难友们一起听曹广升宣传。曹广升发现两位看守进步变化很高兴,便主动地接近他们,逐渐摸清了他们是因为生活所迫而充当看守,但是中国人的良心没泯灭。为了进一步开展狱中革命活动,曹广升等人积极做他们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考验,发展左福林、王福田二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狱中的抗日情绪日渐高涨起来。敌人发现狱中“犯人”情绪异常,怀疑是曹广升等人煽动所致,便于1943年6月将韩子安、胡玲押送到德州监狱。曹广升仍留在济南监狱,但狱方加强了对他的监视控制。然而,这并没有使他停止活动,仍继续在难友们中间培养抗日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并择机多次写信,托人捎给县工委,汇报狱中活动的情况,其中一封信的末尾写道:“铁窗十年受尽,牢狱三载何妨,桎梏之下,胜于课堂之中,屈膝为桌,聊温真理……幸而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再造之恩定当图报。”表达了他坚强的信念,抒发了乐观主义情怀和高尚的革命情操。

曹广升这个铁骨硬汉,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硬是熬过了5年的铁窗岁月,于1945年5月回到泰西根据地。这时,年迈的父亲、伯父为他家产耗尽,步履蹒跚,以乞讨为生,入狱时3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只有一个小女儿幸存。面对这凄惨的家境,曹广生何尝不想回家安慰一下年迈的父、伯和善良的妻子,然而他首先想到的是党,是革命事业,家未抵,直奔抗日前线,找到了党组织,立即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县工委根据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精神,准备组建中共宁阳县第一区(城关)分区委员会和区公所,开辟一区工作。县委根据曹广升在狱中的表现,决定任命他为中共一区分区委书记兼区长。

父亲起初听到曹广升出狱的消息喜出望外,后来得知他直抵泰西根据地又参加了共产党的工作,非常担心,便让儿媳前去找他,劝其解甲归田。曹广升对妻子说:“我知道你们很艰难,可我是党的人,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你回去代我照顾老人和孩子,等待全国解放的喜讯吧!”他说服了妻子,非但自己没有回家,还留下送妻子的内弟孙仁元参加了革命。

一区驻地城关是日伪军在宁阳的老巢,开展工作难度很大。曹广升和同志们经反复研究,决定化装深入敌人的心脏地区,接关系,摸敌情。他们深入敌后,神出鬼没地袭击小股敌人,并广造舆论,到处张贴标语,宣传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动员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斗争,恢复发展党政组织,使面临瓦解的日伪军惶惶不安,一区的工作开始出现新的转机。

1945年,宁阳城解放,城区回到人民手中。但是,一些敌伪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潜伏蛰居下来,有的还纠集反动武装,伺机反扑。在严峻的斗争面前,曹广升不畏艰险,经常装扮成农民模样,走村串乡,深入群众,侦察敌情,很快便掌握了残余敌人的活动规律。1946年初,曹广升亲自带人逮捕了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张定坤,分化瓦解其反动武装,开创了城区工作的局面。2月,为了推动反奸诉苦运动,曹广升主持召开了宁阳城斗争伪区长宁衍科的群众大会。会上,他亲自公布了宁衍科的“十大罪状”,号召群众起来揭发斗争。四乡农民纷纷登台诉苦,揭发宁衍科的罪行。会场上口号震天,吼声如雷,吓得宁衍科浑身发抖,跪地求饶。在宁阳城召开的这种斗争大会,是开天辟地第一回,轰动了整个宁阳县西部,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使反奸诉苦运动很快在全区开展起来,庄庄建农会,村村斗地主,人民群众扬眉吐气,一派翻身喜悦景象。

1946年4月上旬,曹广升调任中共宁阳县第五区分区委员会书记。当时,五区的雇佃贫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封建地主阶级和敌伪残余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还在到处设置障碍,阻挠破坏运动的开展。曹广升到任不久,发现全区运动开展不够平衡,南部村庄运动进展迟缓,便立即集中组织五区南部十几个村庄的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在程家海召开了斗争大地主程洪儒的群众大会。他亲自主持了大会,当场勒令大地主程洪儒开仓放粮万余斤,分给贫苦农民,消灭了阻碍这一带运动发展的“绊脚石”,推动了全区雇佃贫运动深入开展。

1946年夏,慑于反奸诉苦运动而逃至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主分子和伪军政人员,随着国民党反动军队对解放区的猖狂进攻,反动气焰也嚣张起来。他们组织“还乡团”纠集残存蛰伏于宁阳境内的反动势力,不断袭扰破坏我党政军群组织,枪杀基层干部,阻止雇佃贫运动的深入开展。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激发人民群众翻身求解放的积极性,巩固壮大各级党政军群组织,曹广升按照县委部署,带领区队日夜奔波在五区一带,清剿“还乡团”,打击反动势力。8月,他们抓获了惯匪纪汝才等人。8月23日,曹广升得知国民党宁阳县大队大队长陈德山带匪徒等30余人在四区(西疏)黄茂一带活动,分析判断敌人第二天要到五区窜扰破坏,经研究决定第二天黎明由区长张克明带领区队到王卡、罗山一带设伏围剿,曹广升到沈家平召开农会积极分子大会,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夏粮征收工作。这天晚上,陈德山一伙匪徒借夜色掩护潜入五区,隐藏在鹤山、路家庄一带,伺机破坏我五区区委机关。

次日拂晓,张克明带领区队自刘家楼起程,沿鹤山北侧,经罗山去王卡。民兵孙思连、桑岐管则押解纪汝才,从鹤山南侧经路家庄去王卡,准备召开处决纪汝才公判大会。途中被埋伏在路家庄南门的匪徒劫持,掠去了纪汝才,然后将孙思连、桑岐管绑住,避开我区队直奔五区驻地刘家楼。匪徒袭击了区公所,打死了通讯员小刘,抓住五区妇联主任马福贞、民政助理员李连锋等人后,化装成区联防队员,带着被捕的同志向东撤离。午后,由曹广升主持召开的麦季征收工作会议还在进行中。这时,陈德山等人来到沈家平村边,发现与会人员后,向会场合围进攻。正在讲话的曹广升等闻声而动,迅速观察敌情,断定已被敌包围,立即指挥与会人员分散突围。他高喊着:“大家不要慌,赶快散开,往庄稼地里隐蔽!”即刻持枪还击,边打边向东北方向的一片高粱地里转移,吸引敌人,掩护群众突围。敌人听见还击的枪声,料定是共产党的要害人物,立即将火力集中到曹广升身上。群众脱险了,曹广升却身中数弹倒在了血泊中,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敌人撤离后,我当地党的工作者组织部分革命群众将烈士的遗体运回家乡,悄然安葬。

曹广升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执著的追求。他对党、对祖国无限忠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革命业绩和精神将永垂青史,光照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