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１８９１年１月１８日出生于浙江义乌。又名融，字任重，笔名佛实、雪帆、晓风、张华。早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早稻田大学等校。结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等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潮。１９１９年回国，受聘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员。１９２０年春，到上海，参加编辑《新青年》。５—８月，与陈独秀等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与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８月，所译第一种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年底，继陈独秀主持《新青年》编辑工作。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复旦大学、平民女学等校担任讲授。次年底，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为首任书记，任职至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９２３年夏，脱党。１９２２年，加入文学研究会。１９２３年秋至１９２７年，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１９２３年１０月，与柳亚子等发起组织新南社。１９２７年下半年开始，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旋兼复旦实验中学主任。１９２９年冬，出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１９３２年，出版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兼顾古今语文的修辞学专著《修辞学发凡》。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参与组织推动上海思想文化战线的反文化“围剿”斗争。１９３４年，与叶圣陶、胡愈之等发动大众语运动，创办《太白》半月刊。１９３７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上海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起组织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宣传文字改革。１９４０年，从上海至重庆，回迁校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１９４２年起，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历时８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上海，参加和支持大学教授和学生的爱国民主斗争。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出任复旦大学校委会副主任。１９５１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１９５７年６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１９５２年９月起，任复旦大学校长。１９６０年任《辞海》总主编。１９７２年起，任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此外，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高教局局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社联主席等职。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９日，在上海病逝。
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
■郑茂琦
就在酝酿、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日子里，一本薄薄的小书的出版，如同下了一场及时雨。
这本书长约１８厘米，宽约１２厘米，比如今的小３２开本还要小。封面上印着一位留络腮胡子的人的半身坐像，一望而知是马克思。在马克思坐像上端，赫然印着５个大字——“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著，是他们在１８４７年１２月至１８４８年１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纵观马克思、恩格斯众多的著作，这篇短小精悍的《共产党宣言》写得气势磅礴，文字精练，富有文采，又具有鼓动性。可以说，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第一本入门书、第一把开锁之钥匙，便是《共产党宣言》。世上能够读懂读通皇皇巨著《资本论》者，必定要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而《共产党宣言》却是连一个工人都能读懂、能够理解的。
此前，也有人曾想翻译此书，但细细看过之后，大都无奈放下了。因为此书的翻译难度相当高，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当时《星期评论》欲连载《共产党宣言》，开始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这时，便有人举荐杭州的陈望道。
陈望道此人，瘦削，颧骨突出，脸色黝黑，如同农夫。不过，他在书生群中颇为不凡，从小跟人学拳。他原名陈参一，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曾到上海进修过英语， 准备去欧美留学。后来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兴趣广泛的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１９１９年５月，他结束在日本四年半的留学生活，来到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
陈望道进入学校之后，锐意革新，倡导新文学、白话文。１９１９年底，作为“五四运动”的呼应和延续，“一师风潮”爆发，当时陈望道也遭到查办。不过，各地学生纷纷通电声援，浙江当局不得不收回撤换、查办之命令。但是，经此风潮，陈望道还是离开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在这时，陈望道受领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
１９２０年２月下旬，陈望道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过春节，便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避开来来往往的亲友，躲进老家的柴屋里。这间屋子半间堆着柴火，墙壁积灰一寸多厚，墙角布满蜘蛛网。他端来两条长板凳， 横放上一块铺板，算是书桌。在泥地上铺几捆稻草，算是凳子。入夜， 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字斟句酌。
江南的春寒，不断袭入那窗无玻璃的柴屋。陈望道手脚麻木，连笔都握不住，就请母亲给他灌了个“汤婆子”。
烟、茶比往日费了好几倍。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宜兴紫砂茶壶里，一天要添加几回茶叶。又是整夜未眠，那日清晨，陈望道望着纸上的文字，想着十月革命的烽火、积贫积弱的中国，觉得笔杆又重了几分。他掐灭烟头，用茶水洗了洗手指头，水滴在稿纸上留下水渍，他小心拭去，忽见有比油灯亮堂千万倍的光映在“共产主义”一行，他抬头，才发觉太阳已破云而出。窗外，是光明万丈，生机盎然。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已至废寝忘食的地步。一日，母亲给他做了粳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她把粽子送到书桌前，催促儿子趁热快吃。陈望道心不在焉地吃着粽子，一边琢磨翻译句子。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喊道：“红糖够不够，我再给你添一些。”他连声应和：“够甜，够甜的了！”母亲前来收拾碗筷时，竟见到他满嘴墨汁，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陈望道是蘸着墨汁吃了粽子。
这本书译毕之后，辗转交到了陈独秀那里。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量此事，决定秘密出版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维经斯基拿出了一笔钱作为经费。于是，他们租了一幢两层石库门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印刷所——“又新印刷所”。取名“又新”，意即“日日新又日新”。又新印刷所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的发行，使那些“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们，得到了莫大的鼓励。它对于革命风暴前的中国革命干部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仅仅 “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词句，就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以估计的力量。这本小书，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党。它就如一场及时雨，给正在酝酿、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先辈们，下了一场酣畅的甘霖。
后来，鲁迅读完陈望道托人转赠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后，说了如下赞语：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根据叶永烈著《红色的起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