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光（１９１６—１９４３），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杨集乡百尺杆村人。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３日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幼年丧母，其父傅百里是一位学识渊博、有正义感、颇负众望的中学教员。因此，他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先后在本县高小、河北省立沧县二中、北平河北省第十七中学读书。在求学期间，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并且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思想进步，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青年。
１９３５年，傅国光在北平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示威游行中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被反动学校当局开除了学籍，被迫中途退学。１９３６年８、９月间，他又考入了西安大学继续学习。同年１２月１２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他又积极参加了声援张学良、杨虎城，反对内战的革命活动。在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和各大学、中学的爱国学生一起，走上街头、走进军营进行讲演，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宣传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拯救处于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三千万同胞，并高唱《流亡歌》。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傅国光毅然放弃在西安求学的机会，于同年秋返回家乡，参加革命，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他在抗日救国军政治部做宣传鼓动工作。１９３８年８月转入地方工作，历任盐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文教科长、冀鲁边区总战委会宣传部部长、冀鲁边区文救总会出版部部长。１９３９年初，任冀鲁边区机关报《烽火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当时的《烽火报》社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两架中型石印机，没有电台，收不到来自延安的消息。《烽火报》是三日刊，四开四版，每期只能印１０００多份，远不能满足斗争的需要。出于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他四处奔波，向区党委请示，要求建立、健全报社机构，扩大组织；找到出版科的同志，要他们想方设法购买石印机；派采购人员到敌占区买回电讯器材，自己动手组装电台；还派人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买回一令令白纸。到１９４０年春，《烽火报》社已有工作人员１００多人，大型石印机５台，电台也组装成功，收到了延安的电讯。在当时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他带领报社人员日夜忙碌，三日刊改成了两日刊，每期发行量由１０００份增加到５０００份，为促进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１９４０年后，由于日寇对我边区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边区环境更加恶化。傅国光带领报社全体人员辗转活动于宁津、乐陵、盐山一带，坚持印发《烽火报》，同时还印刷出版了厚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宣传苏联的经验。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冀鲁边区党委决定，《烽火报》和《前进报》合并，成立《冀鲁日报》。此时，傅国光因长期艰巨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病倒了，边区党委安排他到清河区后方养病。为了今后能更好地工作，他含泪离开了凝聚了他全部心血的报社和朝夕与共的战友。在养病期间，他抓紧时间学习马列理论和党的整风文件，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工作，并写了长达十几万字的学习笔记。他在学习《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得笔记中写道：“坚持立场，始终不变，养成高尚的革命气节，这需要靠自己的修养和实际斗争的考验。在任何问题上，都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如果在物质上一点利益都不抛弃，还奢谈什么牺牲一切？学习烈士的伟大革命气节，不仅仅是表现在刑场上，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上。”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即于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１日返回工作岗位。
１９４３年９月下旬，傅国光正在庆云县小魏庄一带布置报社工作，敌人又开始了秋季“大扫荡”，采取“拉网合围”方式“清剿”根据地。９月２６日晚，细雨连绵，劳累了一天的傅国光与当时同在该区工作的胞妹傅素梅住在小魏庄一堡垒户家中。他首先藏好了携带的文件，和房东定好了应急的称呼，准备前半夜休息，后半夜转移，但由于过度疲劳，没能按时转移。次日拂晓，日伪军突然包围了小魏庄，搜抓壮丁。他未来得及隐蔽，就被翻墙而过的敌人抓住，同全村男青壮年一起被赶到大魏庄。日军见他手上没有老茧，不像老百姓，又见他衣服上有墨水痕迹，怀疑他是八路军，就对他审讯逼问。他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便对他施用了酷刑：灌凉水、灌辣椒水、用香火烧腋下……但他都咬紧牙关，只字不吐。敌人又把他绑在大树上，以死相威胁，他仍不屈服。残暴的敌人无计可施，恼羞成怒，凶狠地用刺刀朝其胸部连刺数刀。为保卫国土、保卫家乡，傅国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仅２７岁。
敌人走后，在群众的帮助下，战友们把傅国光的遗体连夜秘密送回家乡。在冲洗遗体时，发现他全身被刺十数刀，但他的面容坦然、安详，毫无惊恐之色，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