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骥，原名傅骥元，１９１８年生于吉林省扶余县一个进步的满族知识分子家庭。他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由伯母养育。伯母是位知书达理、性格刚毅的满族妇女，对傅骥十分疼爱。傅骥的父亲傅仲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任吉林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吉林大学教授。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任国立北平东北中山中学教务主任。他一生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坚决抗日，对学生不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抗日宣传。“一二九运动”期间，曾多次营救和掩护进步青年学生，被反动当局加上“庇护共产党”的罪名。他经常教育傅骥要爱国、爱民，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傅骥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傅骥在家乡吉林省扶余县满蒙两级小学读完了小学，接着考入吉林省永吉市毓文中学。他勤奋好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本家一位哥哥的帮助下，他开始阅读鲁讯、巴金等人的著作，并参加一些反日、反军阀的宣传演出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山河破碎，傅骥流亡到北平，进入国立北平东北中山中学高二班学习。该校有３０多个班级，两千多名师生员工，绝大部分是东北爱国知识青年，他们怀着一颗打回老家去的爱国之心，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
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前后，傅骥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成为运动中的骨干。这年冬天，学校中的革命骨干、积极分子分头发动同学酝酿成立学生会，参加北平的学生游行示威。大家推选傅骥为学生会主席。１２月１６日清晨，全校学生分八路纵队，手挽手，高呼口号，从学校正门冲了出去。他们冲破了反动军警的阻拦，迅速走上北平街头，会同北平市３万多名市民、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日本侵略，反而迎合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着手组建“冀察政务委员会”。
在中山中学游行的队伍中，有位带头高呼“打倒大汉奸萧振赢”口号的青年学生，正是大汉奸萧振赢的侄子萧朝舞，是中山中学高预五班的学生。他之所以大义灭亲走上革命道路，正是傅骥引导教育的结果。傅骥听说萧振赢的侄子在高预班学习，就利用同学同乡的关系去接触他、认识他，进而晓以革命道理，终于感化了他，使他加入了革命行列。萧振赢和日本特务秘密谈判的重要情报，就是萧朝舞向地下党组织提供的。后来，萧朝舞毅然奔赴延安，壮烈牺牲在晋冀抗战的战场上。
此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各阶层人民也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傅骥参加了由北平学联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返回北平后，从事发展“民先”活动。１９３６年２月初，“民先”成立大会在燕京大学召开，傅骥和妻子王哲一起参加了成立大会。同年暑期，傅骥考入北平中法大学物理系。入校后，即担任北平“民先”第一区队队长，负责北平中法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大学、平大女子文理学院以及崇实、崇慈、一中、五中、东北中山中学的“民先”工作。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展“民先”组织，培养训练骨干、积极分子，传递进步书刊和马列主义小册子。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前后，他多次组织同学下乡宣传抗日，慰问抗日将士和伤病员。有一次在市郊宣传时，他被反动警察逮捕，经校长曹靖华出面交涉，才被放回来。
傅骥在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以后，伪北平当局把抗日进步人士的档案交给了日本人。情况非常危急，傅骥接到组织的紧急通知，要他迅速离开北平。他和妻子王哲化装后离开北平，经天津到烟台，辗转到济南。几天后，组织安排他到韩复榘部政训处，与齐燕铭、刘震等一起做统战工作。济南沦陷后，傅骥离开济南到徂徕山区，找到了中共山东省委。１９３８年，组织先分配他到八路军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工作，６月又调他到第三支队政治部任科长，分工宣传工作。傅骥多才多艺，能编能演能唱能画，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深受战士和老乡的喜爱。傅骥任三支队八团政委时，驻在离张店十几公里的王固村，正是由于群众基础好，情况及时准确，所以才使张店的日军和汉奸武装外出抢掠时常常空手而归。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组织上调傅骥到中共山东分局（驻地沂水县王庄）工作，后又派到诸城、安丘、高密三角地带争取爱国进步人士王林肯合作抗日。王林肯是老同盟会员，抗战前曾任过县长，有爱国心。他组织了５００余人的武装队伍，国民党顽固派拉拢他。正当他举棋不定时，傅骥赶赴王林肯处做说服动员工作。王林肯很快和傅骥成了好朋友，欣然接受了傅骥的建议，并将其武装队伍整编为八路军第九支队，王林肯任司令员，傅骥任政委。
针对部队成分复杂、素质差的问题，傅骥发挥自己政治工作与组织工作的特长，较系统地向指战员讲解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抗战形势、抗日游击队的性质与任务、红军的传统与纪律等等，结合培养骨干，发展共产党员，开展军事训练，大大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部队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他还组织民运工作队，深入乡村向群众宣传抗日游击队与抗战的关系，动员老百姓支持部队。第九支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很快由５００余人发展到７００余人。
１９３９年３月，山东纵队开始第一期整军，第九支队与八支队、二支队合编成新的一支队。傅骥奉调回到山东纵队指挥部联络部，在部长姚仲明领导下工作。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统战政策，团结友军共同抗日，山东纵队领导黎玉、姚仲明派傅骥等到驻鲁的国民党五十七军中开展工作。他们与五十七军中的一些中下级军官进行接触，转达了中共山东纵队团结友军共同抵抗日军的诚意。
同年３月，傅骥被组织派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校党总支书记。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开始猖狂反共，逮捕、扣押、杀害我党政军工作人员。为开展反顽斗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组织了以党校副校长陈明为团长的工作团，由傅骥带领部分党校学员，深入到沂水西部三、四区，协助地方恢复被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的党组织，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和扩大民主政权。经过一段艰苦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１９３９年６月，日军纠集２万余人对沂蒙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扫荡”。日军以沂水县东里店为中心，分进合击，并于６月７日出动飞机轰炸东里店镇。驻东里店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只带少数警卫部队仓皇逃向临朐山区，其基层军政人员也大部躲进大山中。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为便于活动，有组织地自王庄撤出，转移到沂水县二区，原驻沂水县夏蔚镇的分局党校，随分局机关转移到二区胡同峪村一带。因为分局机关队伍过于庞大，行动迟滞，分局便将党校等单位分离出来，要他们单独坚持反“扫荡”斗争。傅骥和分局党校副校长陈明、教务主任潘维周，共同挑起带领教职工和学生在极艰苦条件下生存、战斗的重任。
此次“大扫荡”过去以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出部署，在根据地整顿中共党组织、群众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傅骥作为工作团的指导员，与刘增浩、杨琳等带领分局党校学员到沂水二、三区工作。三区斗争环境复杂，共产党的基础相对薄弱，工作团重点对三区开展工作。他们对经过“扫荡”的群众组织进行了整顿，审查各组织负责人的政治表现，在此基础上，着手筹备建立区、乡两级抗日民主政权。傅骥向各界群众、积极分子宣传，让他们推选自己的代表作为选举区、乡政府的组成人员。他还耐心做非党左派分子、拥护抗战的中间人士的工作，争取地方绅士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真正贯彻党的“三三制”政策。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三区抗日民主乡政府、区政府顺利诞生。傅骥和工作团成员又主持召开了共产党员代表会，选举了中共三区区委，从而使沂水三区抗日工作得以巩固与发展。二区与三区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１９３９年８月，完成工作团的任务以后，傅骥回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做工作汇报。几天后，他和刘干等三名同志在返回工作地点，途经沂水县沙地村时，被依仗土顽武装“沂蒙大队”的反动地主陈子俊父子拘捕，后被秘密杀害于挑担岗子山麓，年仅２２岁。傅骥牺牲后，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当地群众把他的遗体就地掩埋。１９４５年，中共沂中县委、县政府将烈士遗骸迁葬于王庄革命烈士陵园。
（杨恩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