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谍海飞天侠 功成执教鞭

来源:湖南日报 责任编辑:赵镭饷 2024-01-11 08:32

葛佩琦:谍海飞天侠 功成执教鞭

■虢安仁

苦读上北大,辗转忙抗日

葛佩琦是山东平度人,家境贫寒。8岁时他到村塾读书,农忙时节,一边放牛喂猪一边读书。后来,葛佩琦步行150多公里到隔壁黄县上了一年半中学,又到北平当学徒工,半工半读,用两年时间读完高中三年的课程,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怀着“科学救国”理想的葛佩琦,本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物理书”,但“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他参与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会,并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

1937年6月,葛佩琦从北大物理系毕业。他没有去中学教物理,而是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北平各大院校在西山联合举办军事夏令营时,他专程去听课,学习游击战常识。

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后,葛佩琦与同学们辗转到达南京,参与组建“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同学会组织战地救护队,从淞沪前线救回大批伤兵;组织宣传团,演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帮助大批青年学生到后方或延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为奔赴抗日战场,葛佩琦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培训。1938年2月,他和战训班同学100余人抵达河南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潜委派他们为民运指导员,分配到各县工作。葛佩琦和共产党员王振鸿、刘野亮等40人,主动要求到接近抗战前线的商丘地区工作。在这40人中,葛佩琦是唯一一个“完成任务”的人,并建立起了黄泛区以东唯一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受到程潜的亲自接见和表扬。

千里走单骑,策反三个师

1938年8月,葛佩琦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9年春,葛佩琦所在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军,调河北省抗日。葛佩琦任政治部主任。他发觉军长宋克宾有带着部队回豫东当汉奸的企图,便只身前往西安去见已经调任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的老上司程潜。

从河北到西安,葛佩琦弄来一辆自行车,“千里走单骑”。他脱下军装,换上便衣,穿越陇海铁路日军封锁线。为避开汉奸组织的盘查,他扛着坏了的自行车走25里地到县城修好车,然后又翻山越岭从许昌到洛阳。铁路被日军炮火破坏,他推着自行车沿铁路钻函谷关,穿潼关,奔华阴,到华阴后才坐上火车抵达西安。

此时,程潜已接到前方电报,宋克宾已叛国投敌当了汉奸,听说葛佩琦回来了,马上接见他,并问:有没有办法把部队拉回来?葛佩琦说:有。因为那支部队的中下级军官都是他做民运指导员期间发动起来的。

程潜委派葛佩琦为“天水行营豫东特派员”,配属三名联络参谋和一部电台,任务是策动汉奸部队。葛佩琦把三名参谋分别派往开封、商丘、徐州,他自己也化装进入商丘侦察。

根据搜集到的情报,葛佩琦决定从伪军“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独立团袁天柱部打开缺口。他找到袁天柱的青帮师傅——当时任国民党夏邑县县长的老朋友祁虞琴,也是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时的第一支队长。葛佩琦拿出天水行营的策反伪军命令和汉奸反正奖励办法,告诉祁虞琴:只要能把袁天柱拉过来,申请天水行营,给他新番号,职位绝不会比现在低。

经过几次秘密磋商,1940年2月7日夜(农历除夕),袁天柱率部2000余人反正,胜利开赴事先约定的集合地点。同年10月下旬,在国民党何柱国部的接应配合下,葛佩琦又成功策动伪军三个师同时反正,大大地削弱了日军在豫东的统治力量。

安徽建据点,东北传情报

1942年,葛佩琦参加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工作,接受赵耀斌(王石坚)的领导。他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名义,携带电台,来到安徽界首,将悦昌恒商行作为联络据点搜集情报。

葛佩琦派遣联络员赴商丘、亳县等沦陷城镇,大量搜集日伪军事情报。他又利用国民党少将参议和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公开身份,与各路军政要员保持交往,暗中了解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调动信息。自此,葛佩琦在豫东、皖北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情报网络,联络范围远至北平、上海。来自沦陷区的各类重要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我党在西安的地下情报组织。

1944年秋,葛佩琦回到西安,他和赵耀斌、李年等人以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团支部的名义,筹办“西安研究书店”,继续开展隐蔽斗争。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党中央决定:抢先接收东北,并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因此,军队和地下工作人员都要尽快向东北转移。葛佩琦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各种关系赶赴北平,租下一套大四合院,以住家为掩护,建立了地下工作联络站。

1946年2月4日,由赵耀斌领导的李年、邢国彦、王书鼐三人坐飞机到北平,住在葛佩琦家。他们均是经由陈忠经(“后龙潭三杰”之一)介绍,准备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共产党人。几天之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来到北平,给他送来一张派令:“派葛佩琦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少将督察”。

到沈阳后,葛佩琦代理政治部第一组组长,主管军队政治工作。国民党部队从关内调到东北所有部队的番号、主官姓名、驻地、人数、编制等,经葛佩琦之手编成国民党在东北驻军一览表,先报给了我党的地下组织。

国民党驻沈阳的各大单位每两周开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葛佩琦随余纪忠参会时获得的重要情况,也都“如数上报”。此后,葛佩琦还经常代表长官部到各驻防部队视察,得到大量敌军军事部署、防御配置等情报,均“如数上报”。

1947年7月,解放军围攻四平,攻打国民党新七军(陈明仁任军长),几周相持不下。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组成前进指挥所,葛佩琦任指挥所新闻组组长,他用军用电话将增援情况报给沈阳地下情报组织。第二天夜里,葛佩琦代表前进指挥所“慰问”陈明仁军长。陈明仁发牢骚:共产党的特务无孔不入,他们夜间爬到工厂的高烟筒上,打信号弹,给城外共军发出进攻目标。葛佩琦说:共产党的“特务”确实有办法!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葛佩琦没有去情报总署,而是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担任理化教研室物理组组长。他一面教课,一面钻研业务,除编写《物理学讲义》,还编写出版了《电磁感应》《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