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侍曾，原名世僧，亦作仕曾，字继孔，１８９８年正月初五日生于河北邱县贺钊镇西村（现威县贺钊侍曾村）一个地主家庭里。五岁时，突遭变故，家庭破产。李侍曾自幼聪颖，但未能念书。从十二三岁开始，农忙时做短工，冬闲时卖花生、梨膏糖，借以谋生，也曾跟人去曹州（山东渮泽）贩过牛。１９２６年被保荐到北胡帐民团局当兵，是年参加国民党军队。后又到邱县警备队当班长、骑兵排长、县政府政务警长。他人虽在旧军队，但为人正直厚道，具有民族正义感，曾为救护一名共产党员而险遭迫害。
１９３５年，李侍曾随县长薛儒华到山东高密，任县政务警长。他拜东目寨青帮头子姚洛俊为师，是青帮“二十四”，在邱县、威县、曲周等地收徒千余人。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威县国民党当局不战而退。一时间土匪蜂起，混乱不堪。当时，威县城周围就有大小土匪二十六股。这年秋末的一天，邱县土匪李景龙窜到贺钊。他是李侍曾的青帮徒弟，虽不敢抢劫师父的家乡，却扬言要把贺钊工商队的枪带走。这一下急坏了商绅乡老，求告李侍曾出面把抢支留下，由各商号和富户凑足三千元“慰劳费”送去了事。不久，李侍曾从山东高密回乡，在乡绅怂恿下，为了“保乡保家”，以邱县、威县的民团为基础，成立了“壮丁队”，李侍曾为司令。临清、冠县北区和清河的民团亦前来参加，又收缴国民党散兵一批枪支弹药，“壮丁队”迅速由２１人发展到３０００多人、１７００多条枪、１００多匹马，成为一支较有影响的势力。
１９３７年月１１月１６日，威县沦陷。在豪绅包围和日寇威迫下，“壮丁队”被日军收编为“清水部队警备第一旅第二团”，李侍曾为团长。这时，一些长期跟随他的人相继离去，大批社会渣滓和土豪劣绅乘机涌来，国民党河北民军张荫梧部也派人拉拢李侍曾，一些亲朋好友对他规劝指责。李侍曾犹豫徘徊，陷于痛苦为难之中。
１９３７年底，八路军挺进巨鹿，先派来刘相林（河北人），又改派廖仲符（辽宁人）同李侍曾联络。与此同时，威县党组织指派李侍曾族侄李子方到他身边工作。李侍曾对被日寇收编当汉奸，本不甘心情愿，对国民党军队也一向反感。他性情刚直，有爱国保家之心，但他社会关系复杂，有多年的混事经验，旧的积习较重，对共产党素不了解，有许多怀疑。他知道红军能打仗，把毛泽东、朱德当作传奇人物来敬仰，但对其能否抵抗得住日寇，对于中国抗战前途茫然不解。八路军派来联络李侍曾的人，最初不公开身份。李侍曾指令部下管吃管住，走时送给盘费，拒不接见。后来把八路军身份亮明，他也只让他的族侄接待。对于国民党、地方豪绅和其他方面来联络的人，以及书信来往，他都由族侄处理，连对他有过影响的堂兄——一位穷书生，也不耐烦见面了。
随着冀南抗战形势的发展，李侍曾逐渐关心起同八路军联络的情况，想对共产党、八路军有深层了解。李侍曾曾很神秘地问他的族侄：“共产党‘共产共妻’是真的吗？”“你两个五大娘怎么办？会不会‘共’一个？你去常屯一趟，找宋襄臣，先把你那个五大娘离掉。”“共产党会相信我吗？把我当成汉奸怎么办？”“听说共产党都是念书识字的人，是吗？八路军是不是‘朱、毛’的红军？”“国民党那么多军队都跑了，八路军能打赢日本吗？”……他不只一次地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是思想有顾虑有怀疑，在犹豫在斗争。
１９３８年元旦前不久，李侍曾带着几个人骑马出走了，既不要他族侄相随，事先也未告诉任何人。第二天传来消息，他在香城固一带被土匪扣留了。盘踞在香城固一带的土匪王来贤和赵山峰同是青帮的人，同被编为“清水部队警备第一旅”，李侍曾人马比他们多，势力也比他们大，为什么会被扣留呢？８天之后，李侍曾回来了，据说是他的青帮师父把他要出来的。后来，李侍曾交代说：“当时，害怕背汉奸的骂名，又怕共产党不相容，昼夜不安。想来‘树大招风’都是因为领着这么一伙人，但又不知道这伙人能把握到什么程度，想避一避风，看一看动静。”岂知这使他更加孤零和痛苦，最终知道这决非长远之计。从香城固回来，李侍曾的政治态度开始明朗，跟着共产党抗日的决心也比较大了，“以后河北民军来的人不要理他们。南边土匪来了，扣起来，把姓除的那家伙杀掉算啦！”（徐某，湖北人，原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排长，南逃时脱离部队，纠集数十名散兵，在威县、广宗交界地带抢劫。后来李侍曾将其收编，委以连长。但恶习不改，后被处决。）
１９３８年初的一天晚上，八路军东进纵队骑兵连由任县邢家湾进驻威县鱼堤，李侍曾马上要他的族侄代表他前去欢迎和慰劳。他详细询问八路军情况，对他们一夜之间从邢家湾来到这里感到惊奇，对八路军艰苦的作风、严明的纪律，以及刷写标语、宣传群众、教儿童唱歌这些新鲜事赞叹不已。他特别注意这支部队的口音，当他知道是“南方口音”的时候，连说：“江西红军！江西红军！”因而深受鼓舞和感动。１月下旬，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八路军东进纵队进驻南宫。他立即要他的族侄去南宫欢迎。他的族侄带回东纵政治部主任胥光义、参谋长王蕴瑞的亲笔信。李侍曾第一次接见了八路军代表、东纵参谋科长贾建国和工作人员廖仲符。在抗战形势鼓舞感召下，李侍曾下定决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抗战救国的道路。
经过复杂斗争和紧张准备，李侍曾于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６日率２０００余人反正，毅然宣布参加抗日，接受八路军改骗。４月５日，东进纵队在北胡帐将其所部正式改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简称独二师），李侍曾任主事副师长兼二团团长，参谋长廖仲符，政治部主任邓易非。社会渣滓被淘汰，一批青年学生和共产党员输入部队，部队又随之扩大。但部队成份仍很复杂，一部分权力和重要位置还把持在国民党分子和豪绅手中。４月上旬，独二师驻扎七级镇整训，宋任穷由南宫到七级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讲解抗战形势和建党建军任务，研究攻打威县城事宜。４月底，独二师移驻经镇，做攻打威县城准备。５月９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和陈再道、宋任穷在经镇召开参战部队首长和参谋人员会议，下达进攻威县城作战命令。独二师的任务是打埋伏，只抽警卫连７名战士当向导，牺牲３名。
５月１０日凌晨，威县攻城战斗结束后，独二师移驻香城固。遂又进驻邱城，官兵纪律严明，买卖公平，深受群众拥戴。６月下旬回师威县城内，在徐向前、宋任穷主持下，独二师整编为“八路军冀鲁抗日游击第一支队”，李侍曾任支队长，副支队长廖仲符，政治处主任孙卓夫。辖４个大队、２个直属连，共３０００余人，正式冠以“八路军”称号，由地方游击队发展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野战军。部队开始建立政治机关，设立政治委员、教导员和指导员，我党一部分党员的身份也公开了。
７月，李侍曾部调赴临清驻防。时任第一支队四大队大队长宫聘之和土匪冯寿彭（外号“冯二皮”，曾为聊城专员范筑先收编）勾结，阴谋率部叛逃，为我政治工作人员发觉，宫聘之率十几名亲信仓皇逃走，后被抓获枪毙。这一事件对李侍曾教育很深，触动很大，由此懂得了“巩固部队”，同时认识到开展政治文化教育、活跃部队生活、宣传组织群众、维护部队纪律等工作的重要性。他认识到八路军同一切旧军队有本质的区别，深深敬佩共产党治军打仗的办法。
８月，青年抗日游击队与独立旅合编为青年抗日纵队。８月２１日在夏津，第一支队和七七一团一个营、青年纵队一个炮兵连，整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青年抗日纵队第三团”（代号成安），李侍曾任团长，政委刘福胜（１９３９年８月后为桂承志），副团长廖仲符，参谋长张鹤声，政治处主任孙卓夫。其编制是四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一个特务连、一个骑兵排，全团共２０００多人，装备加强，弹药充实，成为八路军的一支野战主力部队。遂转战鲁西北、鲁西南、豫北、冀西、冀南和晋东南一带。１１月２０日，青年抗日纵队第三团进驻邱县。部队政治工作和战斗力得以加强。同时，李侍曾也受到教育，政治上进步很快。期间曾参与漳南战役，袭击巨鹿、阜城、南宫、广宗、束鹿、武邑、任县、枣强、威县、清河等县城。
１９４０年６月，青年抗日纵队第三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新编第十一团，李侍曾任团长，政委桂承志，副团长黄学义（程其昌），参谋长陈明春、政治处主任王谦（赖达元）。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４日，十一团于隆平耿庄桥伏击敌汽艇；１２月２４日，袭入成安县，取得一系列战果。
李侍曾担任青年抗日纵队第三团团长以后，在党的关怀教育下，经过战争锻炼，日益成长起来。组织上专为他配备一名教员，帮助他学政治、学文化、学历史；鼓励他参加干部理论学习，吸收他参加“朱德青年队”。他积极学习，带头遵守学习制度，按时完成作业，很快学会读报纸，看作战方案，拟电文、写日记。他写日记很认真，虽然错别字免不了，但内容丰富，词句通顺，在行军作战紧张情况下也坚持不断。他的实际行动鼓舞了干部战士的学习热情，１９３９年被评为“模范朱德青年队员”，１９４０年冀南军区授予他“模范干部”的称号。
李侍曾很快学会了八路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许多道理和做法，每到一地都要召集老乡座谈，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对于开辟新区工作，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起了积极作用，在开展敌区和伪军工作方面成绩尤为突出。１９４０年，党组织调李侍曾到太行山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学习两个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及其他首长都和他谈过话，朱德总司令接见了他，把他作为思想转变的一个典型予以鼓励。６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党委吸收李侍曾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侍曾入党后，和指战员更加亲密无间。他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经常深入连队，检查督促连队伙食，和战士拉家常。战士们亲热地喊他“我们的老团长”，他也可以叫出许多战士的名字。有一次，一个战士俏皮地问他：“报告我们的老团长，我叫什么名字？”对这些敢说敢讲的“俏皮鬼”，他不但叫得出名字，还知道他们的绰号。有时，他不直接回答，却严肃地发出口令：“立正！报名字来！”战士只得报名。“不对，还叫什么名字？”只好说自己的绰号，于是一阵大笑，官兵之间无拘无束、亲密无间。李侍曾不会从头到尾唱完一支歌，这事被战士知道了，一有机会啦啦队就要他唱歌。这时，他就领唱一句，指挥着大家齐唱起来。歌声不断，此起彼伏。他是很能鼓动情绪、活跃部队生活的。
１９４１年，因积劳成疾，李侍曾身患重病，经确诊是晚期肝癌，仍坚持指挥战斗。冀南军区派来医生专门为他治疗，军区和旅首长数次前来探望。当时战斗频繁，医药奇缺，环境日益艰苦，上级决定让他离队治疗，由一个排担任警卫，进行特别护理。他的疗养点邱县大省庄被敌人发觉，一天夜里突然被包围。经过激战，部分战士冲出，部分战士隐蔽，李侍曾由群众掩护起来。我军增援部队赶来，把敌人打退。李侍曾被转移到倪宋，仍不得安静，又转移到下堡寺小李庄。几经周折，病情日趋严重。１９４２年４月２９日，敌寇一万余人对冀南四分区威县、企之、宏毅、广曲、邱县一带进行“铁壁合围”，战斗十分激烈。李侍曾一周内数次转移，病情恶化，５月２９日逝世于临清县李马寨，秘密葬于东目寨，终年４５岁。１９４７年迁葬原籍祖茔。同年，为永远地纪念烈士，威县民主人民政府将李侍曾故乡镇西村改名为侍曾村。１９４９年，上级决定将烈士遗骨移葬于邯郸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因族人有不同意见，在邯郸的陵园墓穴为衣冠冢。
在烽火漫天的抗日战争时期，李侍曾在邱县、威县、临清一带是颇有名气的。因为他是八路军冀南主力部队的一位有威望的团长，在这一带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影响。敌人也很怕他，他负伤的时候，战士用担架抬着过封锁线，走到敌人岗楼前，他对战士说：“告诉他们，就说我李继孔要过去。”结果，敌人乖乖地放行了。更主要的是，李侍曾在党的教育下，由一个旧军人转变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正如他自己常说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李侍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