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祉，１９０６年出生在湖南省嘉禾县石马村。由于家境贫穷，父亲又体弱多病，李昌祉从小就被过继给叔父李丙和做儿子。他的家乡有处十分险峻的悬崖峭壁，下临深潭，顶端有一巨石，远远望去，形如奔马仰天长啸，石马村因此而得名。一天，一群放牛娃在山下打赌：谁能爬上石崖骑上石马，谁就当孩子王。１２岁的李昌祉将衣服一脱，说了声：“好！”只见他手攀足登，一下骑上了石马背，从此成了有名的“孩子王”！
李昌祉１４岁入私塾读书，１８岁考入县立甲种师范学校。１９２５年，全国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嘉禾县也和全国一样，在唐朝英、黄益善等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工会、农会和各种社团纷纷建立，群众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正在县城读书的李昌祉，在革命浪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参加了同学、好友李韶九组织的新文化剧团，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进步活动，大量阅读进步教师从省立衡阳三师带来的书刊，成为革命的骨干分子。
土豪李佐廷是湘军师长李云杰的叔叔，长期担任县团防总局副局长，一贯为非作歹，迫害进步人士。为了扫掉他的威风，警告其他土豪，唤起全县城乡１２万民众，党组织决定斗争李佐廷，并把“打头炮”的任务交给了李昌祉和李韶九。
盛夏的一天，中共嘉禾党组织在丰和圩举行盛大集会。负责人黄益善致过开幕词后，农友押上一个胖子来，人们定睛一看，“嗬，是李佐廷！”这时，只见李昌祉一个箭步抢上前，给他戴上一顶高帽子，大声说：“农友们，原先我们怕他，不敢在他头上动土，如今有共产党的领导，穷人组织起来，不怕他啦！今天我们要在老虎嘴上拔须。”群众见此情形，胆壮起来，纷纷上前控诉李佐廷的罪行，有的还上前打了他，以解多年的仇恨。随后，李昌祉回到村里，协助李、邓两姓建立了农民协会。有人说：“李昌祉这小伙子有胆量，有出息。”有个长者还对李昌祉说起从前洪秀全驻石马寨时写的诗：
石马原来在九洲，前人遗下数千秋。
满山青草难开口，铁鞭硬打不抬头。
李昌祉听后笑着说：“如今不但石马醒了，中国也醒了！”
１９２５年冬，李昌祉由黄益善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不久，同学萧克忠（即萧克）告诉他说：“广州办了一个黄埔军校，专门培养革命人才，好多人都去报名了。”李昌祉听了这消息非常高兴，秘密约了几位同学前往投考。当他们风尘仆仆来到广州时，黄埔军校已开学半个月了。李昌祉等人只得进黄埔宪兵教练所（又名警察训练所）学习。在这里，他加入了共产党。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训练，李昌祉被分配在共产党员蒋先云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七十七团任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随军攻长沙，克岳州，下武汉，饮马长江，一直打到河南。北伐中，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１９２７年６月，河南临颍一战，蒋先云身先士卒，壮烈牺牲。接着，宁汉合流，汪精卫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李昌祉悲愤退役，回到家乡嘉禾，参加当地的革命斗争。
嘉禾，也是一片恐怖。县团防总局副局长李佐廷又耀武扬威起来，狂叫要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
李昌祉回到嘉禾，以北伐退役军人、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谋了一个体育教员的职位，暗地里却联络了一批进步人士与李佐廷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参加了《嘉禾民报》的编辑工作，利用舆论阵地揭露李佐廷的罪行。他还利用“国民党员登记处”这块牌子，做通登记处主任的工作，将李佐廷开除出国民党。李佐廷气急败坏，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嘉禾的恐怖气氛稍有平缓。
１９２８年秋，李昌祉辞别新婚不久的妻子，踏上了新的征途。在中共南昌地下交通站里，李昌祉遇见了江西东固根据地红军负责人李韶九和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南工作的萧克。他们是为物色打入国民党军队做军运工作的人选，约李昌祉到南昌来的。经江西省委同意，他们写信介绍李昌祉到上海。
李昌祉赶到上海，找到了在中共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同乡曾中生。曾中生向中央汇报了李昌祉的情况后，便将他安插在上海国民党警卫师，以黄埔四期生的资历担任了该师营长，同时以“方平”为代号直接与中央联络。为了便于隐蔽，他取鲁迅先生诗句“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的诗意，改名李艳华。
１９３０年夏，党内出现了以李立三为首的第二次“左”倾错误。６月１１日召开的党中央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他们要求仅有２０多名党员的国民党南京军事系统中的党组织也要举行暴动。组织上命李昌祉辞去营长的职务，立即奔赴南京，利用熟人关系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内部，陆续建立组织，准备实行南京暴动。规定李昌祉的联络代号为“周成”、组织代号为“周先生”。李昌祉虽对这次行动心存疑虑：二十几个人如何能在南京搞军事暴动？但坚决服从命令走马上任。到南京后，他立即与一个代号为“蓝先生”的人接头。这天，他一副学生打扮，右手拿着报纸卷成的筒（联络暗号），朝着湖南旅京会馆走去。会馆位于南京市区的一条巷子里，面积约有一万多平方米，楼阁亭榭相连，是当年湘军头子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后修建的。虽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这里的热闹景况一如往日。李昌祉来到戏台旁边，装着观看当年曾国藩手书的一副金字对联，眼睛却在注视来往行人。这时，只见一位身穿宪兵服、佩戴上尉衔的军官朝他缓缓走来。
这人个子不高，脸较瘦黑，但两眼炯炯有神。他已观察李昌祉半个小时了。只见他走到李昌祉跟前，用湖北口音问道：“你是从上海来的周先生吧？”李昌祉机警地回头一看，按规定的暗语回答说：“不，我姓李，表弟姓周，我来看我的表妹蓝小姐。”“真巧！蓝小姐就是我们团副的妹子，派我来接你的，走吧！”这人就是潜伏在敌人宪兵第四团的中共南京军委书记蓝文胜，代号“蓝芳”，负责南京区国民党军队中的党组织工作。李昌祉就是来协助他工作的。两人接头后，蓝文胜将一封密信交给了李昌祉，并告诉他组织已安排他到南京高级军校工作。
几天后，李昌祉到南京高级军校报到，被任命为军校新兵训练处少校大队长（党内职务是中共南京区军委副书记）。他利用这个公开的身份，在军统特务戴笠的公馆、蓝衣社附近的鸡鹅巷十一号租了一套公寓，秘密成立中共地下联络站，打通了南京、上海、江西的直接联络渠道，使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时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了保证这个据点的安全，他又给黄埔毕业、闲散在家的老同学写信，邀他们来工作，并请他们把妻子也接来南京。“鸡鹅巷十一号”这个据点像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
李昌祉在南京有许多同乡、熟人，当时在南京工作的嘉禾人有：内政部的何次韩，报界名人雷啸琴、雷季辑，宪兵大队长的同宗李振唐，蒋介石的侍从官邓德懋，警察厅的特工王鹏，某师的副团长萧洪等。为了麻痹敌人，他利用这些关系，经常请他们来“鸡鹅巷十一号”喝酒打牌。由于李昌祉为人开朗，风流倜傥，军事体育、诗词歌赋样样在行，因此许多人都乐意和他往来。“鸡鹅巷十一号”一时弦歌四起，热闹非凡，掩护了党的地下活动。
１９３０年８月，李昌祉参加了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会上“左”倾错误占据支配地位，李立三布置了１３个中心城市的暴动计划。９月中旬，军委负责人曾中生任南京市委书记。当时，李昌祉和其他革命同志一道积极开展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不料，高级军校党总支书记文绍珍被捕入狱，曾中生在李昌祉的协助下，侥幸脱离危险。危急时刻，李昌祉、蓝文胜当机立断，决定停止暴动，设法营救被捕同志，通知已暴露的同志撤离，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由于深得军校上司的赏识，李昌祉不久就调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特别党部任少校组织科员。
这年冬，李昌祉发现以前常来叙谈的蒋介石侍从邓德懋，已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公寓聊天了，料定必有情况，便叫堂弟李昌佑前去了解情况。果然，李昌佑回来说，邓德懋正在作离开南京的准备，抽不出时间来玩。李昌祉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必须弄清楚，便叫李昌佑以帮助料理家务为名，到邓德懋家住下。
不久，李昌佑送来情报，原来蒋介石正在调动部队去“围剿”红军，邓德懋调到部队去当营长。于是，他又叫李昌佑了解敌军的番号、数目、装备、指挥官姓名及行动计划等等。得手后，他将情报亲自送往上海党中央。
１９３１年５月以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第二、第三次“围剿”。李昌祉及时将情报上报中央。中央命李昌祉设法随军前往江西，策动国民党军队反水，并亲自检查沪、宁、赣交通线的工作状况。党中央的信任，使李昌祉感奋，决心努力完成这个特殊使命。他多方活动，在赴赣作战的新编十三师谋到一个政训处中校处长职务，跟随部队开往江西。
李昌祉来到南昌后，便以“鼓舞国军士气”为名，乘二十七军的运兵船沿赣江逆水而上，前往吉安。在康家街的一个红军情报联络站里，又将敌人进行军事“围剿”的情报，向李韶九作了汇报。随后，以同乡众多的二十七军二十三师为目标，开展策反活动。
二十七军实际上只有二十三师１个师的编制，军长李云杰是嘉禾人，下属军官、士兵有很多是嘉禾人，李昌祉的同学、同族也有不少人在这里担任团、营、连主官职务。他拜会了昔日的同乡、同学，做了许多策反工作。泰和一仗，该师六十九旅的两个营全部投奔红军。
１９３１年８月，李昌祉回到南京后，为了更好地在敌人心脏里工作，通过国民党高级军校特别党部书记长李振唐的关系，到该校党部当了上校科员。这里，他接触的机密更多，打交道的各级军官也更多了。在组织上，除了直接向中央负责外，只与“蓝小姐”保持严密关系。为了恢复和加强兵运工作，他派李昌佑为宁赣线交通员，传递情报于南京——南昌——吉安——赣州之间，原“鸡鹅巷十一号”由杨文烈照料。为了扩大情报来源，他利用同乡关系，建立了一个联络网。在湖南旅京学校，他保持与同乡的联系；在军校三大队，保持与周德民联系；在军校军需处，保持与李昌祯联系。他还叫当教导营营长的同学李民熙暗藏了一批武器弹药和通讯联络器材，准备建立京、沪联络总站。这些人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与他都有着深厚的友谊和密切来往。
１９３２年，正当南京区军委工作卓有成效，组织工作蓬勃发展之时，两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件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供出中央特科安插在白区的领导人员名单，名单中有中共南京军委负责人“蓝小姐”、“周先生”；另一件是在国民党宪兵四团任中共特支书记的毛霞侠突然被捕，并搜出一封上海给“蓝小姐”的信。
风声越来越紧，天低云暗。敌人在南京撒下漫天大网。他们抓来了百多名姓周的男人和姓蓝的女人，进行审问和拷打，可是均不得不以证据不足而予以释放。后来，敌人搞清楚了“蓝小姐”就是蓝文胜，９月１６日就将他和宪兵团的党员逮捕了。
在这紧急关头，李昌祉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被捕只是时间的迟早。他趁敌人一时还找不到“周先生”的时候，竭力保卫组织。他将堂弟派往江西吉安，将财产全部变卖，藏好经费，以备不时之需；他切断了内线和外线的全部联系，安排妻子尽快回到湖南老家。
在万分危急的时刻，李昌祉凭着多年白区工作的经验，从容地安排处理好一件件重要事宜。南京的事情办完了，他并没有马上撤离，仍然坚守岗位，等待党中央的指示。
１１月的一个早晨，北风呼啸，李昌祉起来洗脸，发现烧开水的白铁壶漏水。吃过早饭，他提着水壶到铺子里去修，顺便看看敌人的动静。路上，碰上了杨文烈等人，几个人一同来到白铁铺。这时，一个戴礼帽、穿便服的汉子在门口喊道：“周先生，这里有你的信。”李昌祉思念组织心切，以为是上海派人来联系，不禁喜出望外，将信接来装入衣袋。那人又说：“送信的先生在那边等你回话。”他回头见无人跟踪，便随那人上了一辆黄包车。走出不远，撩开车门帘一看，“糟了！”黄包车正朝宪兵司令部方向奔去。他一拳击倒伪装送信的家伙，跳下车直往鼓楼跑去。可是，早已埋伏好的特务从四面围上来，特务头目曾梯提着手枪奸笑着说：“老兄，跑也没用，跟我们一起到谷司令那里去一趟吧！”李昌祉冷笑着说：“好吧！有事请诸位到军校来谈。”话犹未了，一个飞腿朝着曾梯的裤裆踢去，曾梯痛得弯腰大叫：“快给我铐住他！”一群特务拥上，拳打脚踢将李昌祉押上警车。李昌祉被押到宪兵司令部监狱，一进门就看见了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蓝文胜。他激昂地大声说：“黄埔同学们，我们又见面了！”蓝文胜听到声音，挣扎着爬起来回话：“他乡遇故知，乃人生的一大乐事也！”他们临危不惧，使难友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第二天，审讯庭上，李昌祉态度从容，正义凛然，当众控诉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反对抗日的罪恶行径，赞扬中共救国救民的正确主张，义正词严，把法官和陪审员推到被审判的位置上。敌人无可奈何，只好宣布休庭。
李昌祉在狱中，又与蓝文胜一道，逐个考察了同监难友政治面目和态度，将坚定的共产党员组织成一个支部，编写了一首《囚徒歌》，订出了狱中的斗争计划。“囚徒，囚徒，时代的囚徒……铁窗和镣铐，监狱和牢门，锁得住自由的身体，锁不住革命的精神……”这首由李昌祉谱曲的《囚徒歌》和他伴奏的二胡琴声，经常响彻狱中，激励着难友们的斗志。敌人为了切断狱中党组织与外界的联系，了解李昌祉等在狱中的活动，派来一个他们认为十分“忠诚”的青年来当看守。李昌祉对这个青年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这个青年姓张，年幼时父母死于讨袁之役，被国民党收养，送到学校深造过。这次派他来当看守，敌人以为很可靠。殊不知小张在学校就接触了马列主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早有反感。李昌祉热情启发小张，使他更加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并吸收他成为狱中支部的秘密党员。狱中支部有了小张的掩护，组织活动得到了便利。可惜两个多月后，小张被敌人察觉而被捕了。
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５日夜正是旧历年除夕，看守们的猜拳行令声和酒后醉喊声，吵得难友们难以入睡。李昌祉想起前两天来探监的军校学友传来的信息：蒋介石因他和蓝文胜不肯招供而十分恼怒，已给谷正伦下了就地枪决的手谕。看来，去雨花台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２月１１日晚上，李昌祉发现看守对他特别注意，他意识到最后的时刻来到了。第二天凌晨，他冷静自若，穿好衣服，准备就义。看守开门叫他时，李昌祉大声说：“同志们，不要害怕国民党的屠杀，最后胜利是我们的。”他从床上跃起，走到监房门口，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然后登上刑车，奔赴刑场。他的英勇悲壮的口号声，震荡着黎明前的黑暗，苍茫的大地发出了回声……